妻子問丈夫：“如果我和你媽都掉進河裡了，你先救誰？”“我想，應該先救我媽。”“什麼？”“因為你會游泳，我媽不會游泳。”“要是我也不會游泳呢？”“那就按‘特里亞熱法’。”丈夫胸有成竹地說。其實妻子說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假定案子，真正發生災難時，情況會複雜得多。到那時候，面對許多受傷者，專業搶救人員和醫務工作者必須在很短時間內發現並作出決定，哪個傷員已處於垂危狀態；哪些人受傷不是十分嚴重，可稍後一點搶救；是否存在已經無法救活的傷員……儘快作出搶救順序的安排，這是牽涉到是否能讓儘可能多的傷員得救和存活下去的問題，也是對救護人員的挑戰和考驗。

“特里亞熱”一詞在法語中是鑑別分類的意思，產生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法國戰地醫院又重新撿起了這一概念，在前線普遍設立了特里亞熱站。

今天，在德國，如果一輛大巴出了車禍，受傷者在首次鑑定時會獲得一張色卡或掛牌，紅色表示立即採取搶救措施和治療，黃色意味著允許過6至8小時進行處理和救援，綠色說明可以再晚一點救治（說不定就是門診治療）；掛著藍牌的傷者已無存活可能，死亡在即。醫院的急救室同樣也採用特里亞熱鑑別分類法，但醫生比較注重病人的行走能力、呼吸和心跳狀況，其間還要確定病人是否還有知覺。

在醫療衛生單位和疾病救治中心，往往由於資源緊缺，醫療的迴旋餘地受到限制，比如臟器移植，處理和決定最近一個受者是誰，儘管有臟器移植法，但處理起來常常陷入兩難境地。於是美國西雅圖的瑞典醫院成立了一個“神聖委員會”（《生命》雜誌稱其為“完成特定任務的專家委員會”），有人將其諷刺為“外行委員會”，因為這個委員會由一名法官、一名神職人員、一名家庭婦女、一名政府官員、一名銀行家、一名工會領袖以及一名駐會醫生組成。這些委員被告知病人的家庭狀況、財產、職業、文化水平、宗教信仰、是否有需要贍養的家屬、病癒後返回工作崗位的可能性等資訊。委員會最後作出決定，誰的生命最有價值——對社會還會有最大程度的貢獻。至1972年，該委員會被解散。

美國也實行器官自願捐獻，捐獻者可以將一個腎或部分肝臟捐給自己指定的人；但像心臟和肺這樣的器官要死後才能捐用，因此受者由共享網路（UNOS）協調後決定。根據各種考慮因素，用一套演算法來決定（不同的器官演算法不一樣）。儘管不同的國家都用符合自己國情的標準來考慮，但有些標準是一樣的。

我國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開創了器官移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無缺血”移植技術，這意味著器官移植將進入“熱移植”時代（將被移植的器官置入多器官維護系統，系統模擬人體進行供血供氧，使得手術過程中器官不中斷血流）。近幾年來，在遵循世界衛生組織關於器官移植倫理學原則的基礎上，我國已經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器官捐獻與移植體制，並於2013年9月1日啟用了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陳鈺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