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印花布是長三角蘇浙滬毗鄰地區的詩性符號和文化性格。那棉布和絲綢上藍與白相間的樸素基調，配上青石板的老街、水粼粼的古巷、水鄉的石拱橋和那撐雨傘的端莊村姑，讓江南詩性文化張揚起來。

早在六千年前，生活在青浦的上海先民已在崧澤古文化遺址上，透過捕獵、採集的方式，獲取動物皮革當作衣物的原料，遮裹和禦寒。後用苧麻和大麻等纖絲做原料，編成織物，美化生活。上海先民運用智慧，學會了種麻、育蠶、養羊等勞作，用手捻轉等工藝，發展了富有藝術性的絲織業，這些在崧澤出土的古代文物中均有體現。吳江和嘉善地區的先民，也因地制宜，獨具智慧地從紡紗織布到養蠶織絲，創造了輝煌的業績。吳江逐漸成為“日出萬匹”的“桑蠶之鄉”和絲織業集鎮；嘉善則成為棉布、絲織機戶的聚集之地。到了宋代，我國的紡織史進行了一次偉大的“革命”，棉花的種植和紡織在上海青龍鎮的“棉紡織品”生產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對外貿易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據正德年間的《松江府志》記載，藥斑布，即藍印花布，始產於松江府青浦的青龍鎮、重固鎮。藍印花布，運用了中國傳統的印刷術，印染的方法是以油紙刻成花版，蒙在白布上，然後刮漿板把石灰、豆粉和水調成印染粉漿浸入花紋空隙，漏印在布面上，晾乾後，用藍靛染色數遍，再晾乾，颳去粉漿後便呈現出藍白花紋，它顯現了江南水鄉的清純和古樸典雅的文化基因。畫面構圖大多為蝙蝠（福）、牡丹（富貴）、松、鶴（壽）、鳳凰（祥瑞）、如意等表達美好願望的圖案，以及梅、蘭、竹、菊；雞、鴨、魚、禽等農家常以為伴的信物，勾勒出了美好的生活場景和審美情趣。藍印花布雖沒有絲綢貴重，但它的藝術成就毫不遜色，與青花瓷相比較，那藍白之間的意蘊、格調，是一脈相承的。

明清時期的青浦朱家角因標布業而興市，併成為棉紡和織布的物流集散地和貿易碼頭。早在元代，吳江的震澤、嘉善的西塘和青浦的朱家角地區的農村婦女中，工紡織者十之有九，她們的紡紗、織布工藝繁複精緻，有近十道工序。當時，每家的堂屋裡擺放著腳踏木製斜梁的織布機，“咔嚓、咔嚓”，“唧唧復唧唧”的機杼之聲此起彼伏，比戶相聞。一段段藍經白緯的雪青布，一塊塊藍印花紋的斗方布，構成了手工棉紡織業的文化符號。

在明萬曆及清康熙的《青浦縣誌》中，形容當時朱家角為：“商賈輳聚，貿易花、布，今為巨鎮”。清代葉夢珠在《閱世編》裡描繪朱家角的標布貿易道：“前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者數十萬，少者亦萬計”。可見，朱家角的標布貿易碼頭，衣被天下，繁榮昌盛。當時，棉布店、估衣鋪業等迅速發展，恆大、咸豐等老字號綢緞店，同昌、泰和等估衣鋪星羅棋佈，“長街三里、店鋪千家”，服務周到，講究信譽，口碑極佳，長盛不衰。

青浦以及毗鄰地區湧現了眾多的製作紡織工具的集鎮和專業戶，諸如：“金澤錠子謝家車”等。標布業的興起，帶來了資本商人的出現，布商暴富。明清時期在青浦經營棉花、棉布生意的可分為“坐商”、“行商”、“牙行”、“布莊”、“標客”、“布鋪”等，工商資本得以萌芽和發展，並迅速影響到吳江和嘉善地區，形成了不少諸如朱家角、震澤、南潯、濮院、西塘等以棉布業、絲織業為工商底色的江南名鎮。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藍印花布深受吳越地區江南民眾的喜愛，男子以穿青衣為時尚，婦女以著藍花布為美豔。姑娘出嫁，母親也定會為她送上一條早已準備好的用靛藍布做成的飯單為榮，囑託女兒不忘“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治家理念。在新嫁娘的衣被箱裡，也必定會有幾條藍印花布的被面，大都是龍鳳呈祥、鳳穿牡丹的吉祥圖案，稱之為“壓箱布”。這樣的陪嫁顯示著新娘的身價和孃家人會過日子。

在上世紀，青浦、吳江和嘉善地區，水鄉婦女們往往頭戴三角形的包頭巾，狀如捲曲待放的荷葉，上身穿大胸襟紐襻，拼接布衫；下身著拼接布褲，裹卷膀；外罩青束腰，腳蹬繡花百納鞋，煞是好看。到了夏天，婦女們還用菱形的胸兜裝飾自己，尺寸大小隨用者身材而定。一般來說，老年婦女穿的衣飾，比較舒展寬大，色深單一，實用性強，顯示出沉穩持重。而年輕姑娘則喜歡靠身合體，布飾花俏，裝飾性強，顯示出輕盈靚麗。

上海從明清時期的棉紡中心、藍印花布的交易碼頭，演變成為近代中國棉紡業的重要基地，吳江和嘉善則成了大上海紡織業的後方基地。這幾年，有志者正將時尚潮流與藍印花布的文化元素融合，讓藍印花布重煥生機。

（作者為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上海市青浦區文聯主席、研究員）

欄目主編：孔令君

本文作者：曹偉明

文字編輯：陳抒怡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邵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