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的東川（今會澤縣、巧家縣、東川區一帶）知府中，崔乃鏞無疑是廉潔勤政且非常有作為的一位，為時人稱道，亦為後人稱頌。

崔乃鏞（1681—1754），字伯璈，號餐霞，陝西同官（今陝西銅川）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鎮雄州、尋甸州知州。

雍正九年（1731）正月，題補曲靖府同知不到一年的崔乃鏞被擢升為東川知府。這時的東川府，剛經歷了“八年之亂”，又遇到災荒之年，“惟見嗷嗷老稚呻吟於嚴霜凍月下”，老百姓寒無居所、飢無食糧、耕無籽種，滿目瘡痍，民生凋敝，令人慘不忍睹。

崔乃鏞到任後，重點幹了五件事。一是重撫綏。他進村入戶撫綏百姓，逐戶發放銀兩修復房屋，按戶散給牛畜、種糧墾荒種地，併到田間地頭犁種督巡，賞勤激惰使無曠廢之田。二是蠲荒賦。奏請朝廷免除荒地稅賦，減免雍正八年、九年田賦。同時，派員清查人口，丈量土地，按畝定徵以均田賦。三是築石城。他築城啟署，修堤建置，用以工代賑的辦法，用匠用工四十二萬多個，支銀三萬一千四百二十五兩，建成了一座堅固的石城，更解決了很多災民的生計問題。四是興文教。他捐銀設西林書院，修東川文廟，親到府學課士子，猶“父師之於子弟”。他廣泛蒐羅，略而不遺，創輯史上首部《東川府志》。五是辦銅礦。他致力於興廠辦礦，帶動經濟發展。至雍正十一年（1733），礦業發展已是“廠數百硐，硐千百砂丁”“廠人累萬，廠有街市巷陌”。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為封建官吏的崔乃鏞做到了，還做得很好。在崔乃鏞的治理下，往昔沉寂荒僻的東川府“聚楚吳蜀秦滇黔各民，五方雜聚，百物競流”“人煙輻輳，買賣街場，各分市肆”，百姓安居樂業，一派繁盛景象。

乾隆二年（1737），崔乃鏞升任湖北督糧道臺，這在當時是天底下公認的美差肥缺。但這對於操守廉潔、氣骨嶙峋的崔乃鏞來說，卻成了他人生的“滑鐵盧”。由於前任官員剋扣運丁、侵吞庫帑、盤剝漕糧，他憤其罔上害民，悉予革除，得罪了德沛、王雲翔等既得利益者，由此釀成禍端。

乾隆四年（1739）七月，湖廣總督宗室德沛參奏崔乃鏞婪贓各款，並稱與湖北巡撫崔紀聯宗，不便照督參撫審之例。乾隆皇帝認為“此奏甚是”“特令新任總督班第審理”。“婪贓各款”有幾款，我們已不得而知，可知的是款數定然不少，直惹得精明自負的乾隆皇帝龍顏大怒，未經審理就說崔乃鏞“劣跡斑斑”了。

崔乃鏞受審三年，審來審去也沒有審出個所以然來，最終認定他解漕赴淮，擅動存公銀兩，虧欠銀八百兩，革職貶謫渭南，為徒胥伍。大抵是崔乃鏞實在沒錢，湖北巡撫崔紀因被參濫準崔乃鏞擅動存公銀兩而代賠虧缺。崔乃鏞為人誣陷，仕途受阻，但仍不失丈夫氣節，後以著書奚補於世，寫成《易經約函要義》《芒部遺蹟》等多部著作。

革弊反腐之人，反被人構陷於“婪贓”，這不啻為一個莫大的譏刺。於崔乃鏞而言，並非他不諳仕宦風濤，實由於他“嚼得菜根”的人生態度和道德操守，養成傲岸氣宇，如淵渟嶽峙，自是不願同流合汙。正如他在東川任上寫作的《爐山山居歌》一詩中所言的那樣：“四十年來淪隱樂，布袍瀟灑甘藜藿。”做官也罷，為民也好，歸於山野田園，種種地、讀讀書，順便把所思所得記錄下來，穿著粗布衣裳，吃著淡飯野菜，心裡也是快樂的。

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中。成書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東川府志》，把崔乃鏞列為“名宦”，備述其為政功績，說他“善政多端”“遺愛在人，至今猶口碑籍籍”。時任東川知府方桂，特作《崔太守事略》，說他“性坦直，明治體，胸羅卷軸，精翰墨書”，所“施行舉，非徒取濟目前，事事俱堪不朽”，並表示“願為之執鞭”。評價之高，可見一斑。今日看來，猶不失中肯公允之論。在他的家鄉陝西同官，人們也沒有忘記他，一直稱他“崔道臺”，並在民國《同官縣誌》之“人物誌·賢能”中作《餐霞先生傳》，述其德行事蹟。

可見，天道還是公平的。一個人不管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其夢想、智慧、熱血、壯懷和勇氣終會被歲月之河捲走，但他們的嘉言善舉早已鐫刻於大地之上和民眾心裡，他們留下的財富也不會戛然而止。崔乃鏞之於東川府，正是這樣一位卓越的人物。

套用清代兩廣總督吳興祚的詩，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評價崔乃鏞：“文章隨代起，煙瘴幾時開。不有崔太守，人心尚草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