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厲以寧 活字文化 收錄於話題 #“中華文化新讀”叢書 6個

經濟與文化向來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如厲以寧先生所認為的，改革不僅是與舊經濟體制發生衝突，而且是同有兩三千年歷史的舊文化、舊習慣勢力發生衝突。同時，改革的成功也意味著新文化的建立，意味著優秀的傳統文化在其間的重要作用和繼承創新。

厲以寧先生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文化調節在市場調節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學者之一。早在1955年，厲以寧先生從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留校，就開始了對文化經濟學問題的研究。從那時起，厲先生一直把文化史、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結合在一起，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特色。

數十年來，厲以寧先生髮表了多部文化經濟學的著作。2021年年末，他的最新著作《沉沙無意卻成洲：中國經濟改革的文化底色》出版。該書集結了厲以寧先生在不同時期對探索中國道路的思考，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重要貢獻，以及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後提出的新方向、新思考。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厲以寧先生新書中的精彩段落《“到民間去”口號的演變——19世紀末期俄國民粹派知識分子的分化》。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年，俄國民粹派的農民村莊的改造規劃，結果導致農民起來反對這些“到農村去”的民粹派成員，使他們的理想主義徹底破產。回顧這一段歷史，可以給我們不少啟發。

“到民間去”口號的演變

——19世紀末期俄國民粹派知識分子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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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 文

本文原載於《沉沙無意卻成洲：中國經濟改革的文化底色》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對俄國知識界來說，18世紀是啟蒙時期，因為從彼得大帝把目光轉向西方開始，西歐國家的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對俄國的影響越來越大。但在人文和哲學領域內，啟蒙思想的影響較晚才發生。這與18世紀末期葉卡捷琳娜二世崇尚西歐啟蒙學派有直接關係。進入19世紀以後，從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失敗，到赫爾岑等一批有志於在俄國推進改革的貴族子弟的集會、吶喊和組成各式各樣的小團體，再到19世紀60年代亞歷山大二世宣佈廢除農奴制度而引起的種種議論和政治主張，把俄國引到探索、思考和爭辯的年代。知識界的一場大風暴眼看著就要掀起了。

馬科夫斯基的作品“在伏爾加河畔”（流浪者）

然而，在19世紀的俄國，決定俄國改革走向和決定俄國社會能否安定的力量，是廣大農民。農民對於知識界鼓吹的西方人文思想和哲學理念，既不感興趣，也聽不懂。他們總是在想：這些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係呢？農民們不相信這些貴族子弟真的能讓自己脫離苦海：相信這些貴族子弟的說教，還不如相信沙皇，相信主教，因為在他們看來，知識界所傳播的理論只能讓農民生活變得更苦，更糟糕，沙皇的恩賜才是實惠的，主教的許諾才能使農民的靈魂得救。

民粹派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產生和壯大的。

赫爾岑可以被稱作最初的民粹派理論家。他認為要到民間去尋找改造俄羅斯的社會力量。他曾經寫道：當時有兩個俄國，一個是沙皇統治下的俄國，“憑藉七十萬佩帶刺刀的活機器的分贓行為所串聯起來的”，另一個俄國就是俄國人民。這兩個俄國將成為“兩個敵對的營壘”。

赫爾岑（1812—1870），俄國思想家、作家、革命家。少年時代受十二月黨人思想影響，立志走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道路。1829 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數理系。1835 年，他以“對社會有極大危險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1842 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戰鬥，並受到迫害。1847 年初，赫爾岑攜家到達歐洲，成為流亡者，從此再未返回俄國。1848 年歐洲革命的失敗，使赫爾岑思想上發生危機，觸發他重新思考社會根本問題。1852 年他來到倫敦，隨後建立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極星》和《警鐘》兩種刊物，登載揭露沙皇專制制度的文學作品和各種文章。這些刊物當時被大量秘密運回俄國，促進了解放運動的發展。1870年1月，赫爾岑病逝於巴黎。其代表作有《誰之罪》《科學中的一知半解態度》《關於研究自然的信》《法意書簡》《來自彼岸》《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往事與隨想》等。

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所推行的農奴制改革，使赫爾岑所聲稱的“兩個俄國”的界限越來越明顯了。民粹派的分化也就開始了。赫爾岑的民粹派思想很快被兩股勢力所接受。一派仍然堅持用“到民間去”的方式，深入農村，宣傳給農民“土地和自由”，號召建立“農民社會主義”新秩序，以代替沙皇專制制度。另一派認為，這種策略的收效太慢，應當以號召農民起義來代替讓農民逐漸覺醒的策略。這時，赫爾岑去世（1870年）已好幾年了，他的名聲和思想在民粹派中的影響也已悄悄褪色。1876年，在俄國成立了土地與自由黨。土地與自由黨的成員紛紛來到民間，做動員農民起義的工作。但在實踐中，他們卻時常遭到農民的冷嘲熱諷，農民依然不相信他們，疏遠他們。儘管亞歷山大二世在廢除農奴制的同時沒有給農民以土地，但農民仍然把皇帝看成是“好皇帝”，誰都不願意響應土地與自由黨的號召，起來推翻沙皇。土地與自由黨在失望中感到，必須改革鬥爭策略，即用暗殺行為來除掉亞歷山大二世。這樣，在1879年，土地與自由黨分裂為兩個組織：一是堅持原來路線的土地平分社，另一是堅持實行個人恐怖手段的民意黨。

1881年，民意黨人在彼得堡炸死亞歷山大二世，亞歷山大三世繼位。亞歷山大三世（1881—1894年）採取了堅決鎮壓民意黨人的手段，同時還停止了亞歷山大二世正在實行的一些帶有改革傾向的措施，沙皇制度更加集權和專制了。民意黨人遭到鎮壓後，力量削弱很多，除了繼續採取暗殺等活動外，在政治上再也掀不起大風浪了。

號召農民起義既不生效，個人暗殺行為又激起沙皇政府的大規模鎮壓，剩下的民粹派還能做什麼呢？其中一部分人放棄了暴力鬥爭，主張進行合法鬥爭，這些人被稱為自由民粹派。後來他們組成了社會革命黨，主張實行“土地社會化”，並以此代替過去的綱領。也正在這個時期，俄國工人運動已經壯大起來，馬克思主義也已在俄國得到傳播。在俄國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相互較量的形勢。俄國革命史從此步入了新的階段，即馬克思主義逐漸佔了上風，民粹主義的影響逐漸減退。

馬科夫斯基的作品 “夜間住宿者” 1889

回顧這一段歷史，即從亞歷山大二世推行農奴制改革，到亞歷山大三世繼位後鎮壓民意黨人這段時期內，俄國民粹主義勢力的起落消長，可以給我們不少啟發。

首先，民粹派在19世紀中期的出現，是與俄國知識界中斯拉夫派和西歐派的爭論分不開的。斯拉夫派強調俄國有自己的歷史傳統，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要繼承這些歷史傳統和文化特色，走俄國自己的道路，不要迷戀西歐的政治制度以及民主和自由理念。西歐派則認為，如果俄國不全面向西歐學習，即不僅要學習西歐的工業技術和管理模式，而且要採用西歐的政治制度、西歐的民主和自由理念來審視各類社會問題，俄國永遠是落後的，而不能進入現代國家行列。民粹派更多地傾向於斯拉夫派，但也認為西歐派所倡導的並非一無是處。他們幻想依靠農民尤其是俄國的農民村社，建成所謂的農民社會主義的俄國。雖然這只是一種空想，客觀上沒有實踐的可能，但由此仍然可以看出，民粹主義的確是俄羅斯這塊廣闊的土地上的產物，它不能產生於同時代或更早一些時候的西歐。沒有古老的俄國農民村社制度，也就不可能產生民粹派。

其次，最初倡導民粹主義，宣揚農民社會主義的，是少數有正義感並嚮往美好未來的知識分子。他們投身於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革命大潮中。但後來，加入民粹派隊伍中的人，成分越來越複雜，有野心家、陰謀家、不擇手段想往上爬的人，什麼人都有。這些人在宣傳民粹主義時，常常打出自己是赫爾岑事業的繼承者，或者是另一位革命民主派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學說的傳人之類的招牌，實際上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同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已相距甚遠，以至於後來在俄國社會上流傳著民粹派無非是主張暗殺的、主張暴力行為的政客們的聚集場地的說法。民粹派初期那種主張“到民間去”做啟蒙工作的改造社會的熱心人士越來越罕見了。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民粹派的分化也就是民粹的變質。

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國偉大的思想家、作家、批評家。他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等許多領域都做出了卓越貢獻，始終以戰鬥的美學理論、文藝批評及文學創作在俄國文學史上佔有突出地位。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他堅決反對改良，主張農民革命，宣傳推翻一切舊權利的鬥爭思想。著有長篇小說《怎麼辦？》《序幕》和美學論文等。

最後還應當指出，民粹派在俄國革命後的最終命運是可悲的。關於這一點，需要從社會革命黨的成立談起。自從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接著民意黨人遭到亞歷山大三世的嚴厲鎮壓之後，民粹主義分子的分化加快了。各地紛紛成立了一些堅持民粹派理想的組織，名稱不一，而且行動策略也不一樣，有的仍不放棄恐怖主義，有的則要求放棄暴力，採取合法鬥爭。1905年年末，社會革命黨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社會革命黨從這時起才正式成立，儘管在這以前，有些民粹主義分子的地方組織已經採用社會革命黨的名稱進行活動了。

馬科夫斯基的作品 “1905年1月9日”

社會革命黨正式成立後，由於成員複雜，政治傾向差別很大，實際上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反對利用合法鬥爭方式開展活動，主張繼續推行暴力革命，甚至不惜用暗殺等恐怖手段。右派則反對社會革命黨以秘密方式存在，認為既然要進行合法鬥爭，那就應當摒棄各種暴力活動、暗殺活動和煽動農民暴動的方式。中派的主要思想是：堅持俄國應以土地社會化為社會改造的主線，把土地視為農民集體財產，以農民村社這種舊形式來實現土地的社會化。結果，左派和右派相繼退出社會革命黨，社會革命黨成為中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治組織。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成功後，社會革命黨成了二月革命後建立的新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政黨之一。社會革命黨的影響大於其他革命政黨。接著發生了十月革命，布林什維克派佔據了上風，社會革命黨同孟什維克派站在一起，同布林什維克處於對立狀態。

最終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1918年，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派一起都被十月革命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正式宣佈為反革命政黨。社會革命黨被取締後，它的成員有的留在國內從事反布林什維克的鬥爭，有的被逮捕、處死或流亡國外。

維克多·米哈伊洛維奇·切爾諾夫（Viktor Mikhailovich Chernov，1873—1952）是俄國革命者，也是俄國社會革命黨的創始人之一。他是主要的政黨理論家或政黨的“大腦”，並且比政治領導人更具分析能力。1917年2月革命之後，切爾諾夫（Chernov）擔任俄羅斯臨時政府農業部長，主張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後來，他擔任俄羅斯制憲議會主席。

社會革命黨中派領導人切爾諾夫（1873—1952年），在二月革命後擔任過俄國臨時政府的農業部長，他原以為可以把土地社會化的主張付諸實施了，但十月革命後，他逃亡國外，後來在白俄流亡政府中擔任過政府成員。社會革命黨，或者說，民粹派，原來是以俄國農民社會為基礎的，一旦被逐出俄國社會，到了西歐國家過流亡生活，在俄國農村中還能有什麼影響呢？民粹派完了，社會革命黨完了，活躍了幾十年之久的“俄國農民社會主義理論”也就完了。

馬科夫斯基的作品 “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 1893

民粹派早期的理論家和他們的追隨者，不少人都是志在推翻俄國沙皇制度、廢除農奴制度和改造俄國傳統社會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農民社會主義是他們的一種理想，但究竟如何建設農民社會主義，他們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始終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到後來，民粹派分化了，民意黨迅速興起又迅速衰敗，社會革命黨又幾經組合和分化，最後，經過1917年的二月革命，又經過同年的十月革命，社會革命黨終於被蘇維埃政府所取締，成員被鎮壓，或流亡國外。這一歷經幾代人的過程，很能使人有所啟示，有所感悟。今天，當我們坐火車在俄羅斯遼闊的土地上賓士時，回顧20世紀30年代農村變化的歷史，很難用一兩句簡短的語句來描述當時的情況，只能這樣說：這麼好的土地，所產生的卻是大饑荒、大逃亡。這說明什麼？

（2010年）

厲以寧 著

“中華文化新讀”叢書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12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文化是最有力的支撐。因此，超越厲以寧先生經濟學家的身份，在大文化的視野下選讀他四十年來的文章，不僅能看到他為中國經濟發展所選擇的“中國道路”做出的貢獻，還可以從他的分析中深入體會到，中國走出自己獨特發展道路的背後，有著怎樣強大和深厚的文化底色。《沉沙無意卻成洲：中國經濟改革的文化底色》

END

原標題：《厲以寧｜在大文化視野下重新理解“中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