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網路時代，公民個人資訊被出售、非法獲取等違法行為時有發生。日前，安徽省亳州市檢察院對2022年以來該市檢察機關辦理的公民個人資訊保護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進行調研，分析此類案件特點，思考並提出治理難題的對策建議。

侵犯公民個人資訊案件特點

2022年以來，亳州市檢察機關共辦理涉及侵犯公民個人資訊民事公益訴訟案件32件，案件主要特點表現為：

侵權行為人群體較為固定。上述案件的侵權行為人基本都是基層通訊營業網點的工作人員、外包人員、外聘人員或個體工商戶，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對保護公民個人資訊的法治意識不強，受不當利益誘惑而實施侵權行為。

侵權行為發生地較為單一。基層通訊營業網點是公民個人辦理新號入網、手機繳費、維修手機的主要場所，卻成為了個人資訊被非法獲取的主要場域。

被侵權人多為中老年人。侵權行為人利用中老年人對智慧手機操作不熟練，對“驗證碼”“安裝App”等名詞不甚瞭解，多以“幫助”為由用老年人的手機進行操作，獲取手機號和驗證碼後出賣給他人。

區分辦案重點促訴源治理

司法實踐中，對於侵犯公民個人資訊時間較長、獲利數額較大的侵權行為人，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針對其給不特定群體帶來的不確定資訊保安風險，依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求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同步促進訴源治理。

對於侵犯公民個人資訊時間較短、涉案資訊條數不多、獲利較少的侵權行為人，基層檢察院在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後，及時將案件移送上級檢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前述案件中，亳州市檢察院單獨提起的侵犯公民個人資訊民事公益訴訟案有28件，要求被告承擔公益損害賠償共14萬餘元、全面消除被侵權人可能存在的個人資訊保安風險並公開賠禮道歉，均得到法院判決（調解）支援。

上述案件的發生，暴露出相關通訊運營商在基層行業監管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亳州市檢察機關分別向相關通訊運營商制發社會治理檢察建議，建議其部署開展基層營業網點個人資訊保護專項整治行動，嚴把營業網點代理人的准入審查關，開展從業人員個人資訊保護專題培訓等，並督促依法解除或終止代理代辦點15個。

細緻釐清辦案難點

從上述32起案件來看，目前檢察機關在類似案件的民事部分辦理中存在以下難點問題：

一是賠償標準不一。亳州市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或單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時，均主張支付一倍的侵犯公民個人資訊賠償金，主要法律依據是民法典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但對於此類案件的侵權賠償標準問題，上述法律並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亳州市檢察機關主要是參照最高檢釋出的依法懲治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犯罪典型案例。但典型案例中關於賠償金的確定，也存在以獲利數額一倍或三倍主張賠償的不同情形，這給辦案檢察官帶來一定困擾。

二是主張消除風險的訴訟請求存在執行難題。為最大程度消除買賣公民個人資訊可能給被侵權人帶來的財產安全等不確定風險，檢察機關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時，均主張由侵權行為人自行委託通訊公司向被侵權人傳送風險提示資訊。但侵權行為人難以說清楚被侵權人的姓名、手機號碼等，其和通訊公司均難以透過有效方式進行風險提示。

三是能否追究通訊運營商的連帶民事責任存在爭議。對於能否追究通訊運營商的連帶民事賠償責任問題，辦案中存在不同意見。一種觀點認為，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的行為是個人行為，基層營業網點與運營商多數是代理代辦的民事合同關係，其侵權行為本身超出代理許可權，且運營商並不知情，不應向運營商主張連帶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基層營業網點代表著運營商，運營商沒有很好地履行行業監管責任，應對侵權行為人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如果向運營商主張連帶責任，運營商事後可就公司承擔的部分向代理網點追償。

四是通訊運營商在市縣無行政主管部門。通訊運營商是由國資委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成立的，業務運營由工信部監管，在市、縣級沒有行政主管或監管部門，主要依靠其行業自律，在地方監管上存在一定漏洞。

強化行業自律和監管監督

近年來，電信網路詐騙、養老詐騙案件多發高發，與個人資訊被非法獲取、買賣密不可分。針對基層通訊營業網點存在的非法買賣公民個人資訊問題，檢察機關應加強與公安機關溝通，查清問題根源，斬斷市場非法需求的利益渠道。同時，上級檢察院應進一步統一移送審查起訴的標準，力爭做到同案同辦、同案同判；進一步細化、規範相關標準、依據等，解決各地主張賠償適用法律和標準不一等問題。

在此基礎上，要深入推動加強行業自律和監管工作。各地檢察機關要結合實際情況，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報告，爭取更多關注支援，也可以將檢察建議轉化為人大代表意見或政協提案等，齊抓共管，推動類似問題區域性綜合治理，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對個人資訊保安的新需要。

（作者單位：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安徽省亳州市人民檢察院）（吳貽夥陳乾宇）

（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