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為什麼逃往歐洲國家

作者：金滿樓

2010年上海世博會召開時，以色列財政部長尤瓦爾·施泰尼茨曾在該國國家館日的慶典儀式上說：

“在二戰期間，令我們難以忘記的是，上海人民曾搭救過3萬猶太人，讓他們躲過了一場劫難。”

1842年上海開埠通商後，大規模來到上海的猶太人可以分成三個批次：

最早的一批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也就是開埠之初，一些和英國人關係緊密的猶太商人來到上海，他們主要以經商為主，如著名的沙遜、哈同等；

第二批主要是來自俄國的猶太人。當時，因為俄國爆發革命，他們為躲避動亂及反猶狂潮而倉惶逃到上海，這批人來到上海後，境遇遠不如前一批猶太人，而且主要聚集在淮海路。

第三批則是在二戰前後，也就是為躲避希特勒等法西斯政權上臺後引發的種族大屠殺而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

在《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上海猶太人》一書中，上海社科院猶太研究中心學者潘光、王建曾指出：

“從1931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其總人數接近3萬人。

其中，除了數千人經上海去了第三國外，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仍有25000名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他們的避居所。

這一數字，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紐西蘭5國接納猶太難民的總數。”

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歐洲形勢日益嚴峻，尤其在德國吞併奧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並向其他歐洲國家發展後，眾多在歐的猶太人不得不大批外逃，其遭遇極其不幸。

1938年12月5日，《申報》曾報道了一批剛抵達上海的猶太難民的採訪，後者即不無驚惶的表示：

“我們187人中，有不少本為當地商界鉅子，擁資千百萬，但此次被逐出境後，除船費以外，每人所帶現款不得超過10鎊，違者即被搜去充公”。

財產的損失還是次要的，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能夠逃出法西斯國家就算是幸運了。

然而，當時要前往其他國家的話必須要有簽證，這也就成了很多猶太人的噩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簽證簡直就成了猶太人逃離死神的護身符。

值得慶幸的是，在何鳳山等中國外交官的努力下，很多猶太人獲得了前往中國的簽證。而其中有一個有利的條件是，當時的上海因為是租界，管理相對寬鬆。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的上海市民給予了猶太難民無私的接納和真誠的幫助。如1939年《東方雜誌》曾撰文指出：

“雖然我們在上海尚有十多萬難民的生活不易維持，但只要我們能力能辦到，總可以盡力幫助猶太難民，……我們應站在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上，一致對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敵人。”

在中外各方人士的努力下，當時的上海一度成為了猶太人、尤其是奧地利籍猶太人逃避法西斯魔爪的“諾亞方舟”。

如倖存者赫爾克女士事後即回憶說：當時，許多上海人對他們都非常友善，猶太人聚集的街區，甚至被當地人稱之為“小維也納”。

當然，除了各方援助、上海所具有的寬容之外，猶太人在逆境中的自身奮鬥等諸多因素也十分重要。

最終，在上海的數萬猶太人躲過了二戰的浩劫而頑強的倖存了下來。而上海，也成為猶太人逃避納粹大屠殺的“遠東避難所”。

二戰結束後，為尋找自己親人的下落或與家人團聚，加上以色列建國等因素，在上海的猶太人陸續離去，各奔前程。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開啟國門，一些曾在上海居住或避難的猶太人紛紛來上海尋根，緬懷那段難忘的歲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在上海出生並長大的猶太老人甚至能說一口不亞於當地人的流利上海話，令人大跌眼鏡。

而在2010年世博會期間，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製作了一部動畫電影《猶太女孩在上海》，其主要內容即猶太女孩瑞娜及她的家人在上海避難的經歷。

在觀看後，曾在上海躲避戰亂的美籍猶太人傑瑞。摩西動情的說：

“我把童年的心留在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