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痛打落水狗指誰

雜文講究文筆犀利，揭露社會陰暗面和人的瑕疵，社會本也是由人組成，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雜文作家終須是要罵人的。

作為一個雜文大師，魯迅一生罵人無數，不但不少壞人被他罵過，很多好人也被他擠兌、吐槽。

魯迅罵葉聖陶的文筆和作品，罵過楊蔭榆思想封閉，也罵過樑啟超學問不專卻愛鑽研政治。

由此可見，魯迅“罵人”是不講情面、不分物件，逮誰罵誰。民國文壇的名人，沒有被他罵過的不多，包括文壇巨匠郭沫若。

魯迅與郭沫若同是文學大師，可二人似乎是天敵，很少有心平氣和交流的時候。

“相罵何必曾相識”，還沒有見過面，二人就開始唇槍舌劍、罵個不可開交。

郭沫若罵魯迅是封建餘孽，魯迅毫不示弱罵他是東洋狗。

他們二人之間有何深仇大恨，讓其勢不兩立，對對方如此刻薄呢？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1928年初，創造社、太陽社發起革命文學運動。為了追求新思想、顯示新思維，創造社、太陽社開始破“四舊”，要想標榜自己敢為，必須拿權威開刀祭旗，魯迅作為當時文壇最有名氣和權威的文人，就是出頭鳥，自然是首當其衝被兩個文學社團當成天然的好靶子。

魯迅生性好戰，罵人是自己的專長，一見有人懟自己，很難不興奮，當即寫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章進行反擊。

郭沫若在反潮流戰線是新銳尖兵，看到魯迅反擊，毫不猶豫用筆名杜荃寫了一篇《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一文進行回擊。

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給魯迅戴了三頂帽子，隨便哪一頂都夠沉重的。

一是“封建餘孽”，二是“二重反革命”，三是“法西斯蒂”。

郭沫若這三頂帽子就像三大招，招招見血，入木三分。

郭沫若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魯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讀，提倡趣味文學的《語絲》更和我無緣。"

緊接著，郭沫若就開始找出證據，說魯迅是封建餘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郭沫若甩過來的三頂帽子，引爆了他跟魯迅的矛盾，二人從此結下樑子。

雖然郭沫若用了化名，但魯迅何等訊息靈通，當即得知這個杜荃就是郭沫若。

魯迅當然不會放過郭沫若，他一向睚眥必報。

魯迅隨即回敬了郭沫若

："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難稱之為佳作的，······《一隻手》也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魯迅：《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魯迅全集》第四卷）

後來魯迅就更進一步，罵郭沫若人品不行，拋棄了糟糠之妻，而郭沫若就曾在報上與魯迅公開掐架，指責魯迅侵犯他人隱私。

魯迅毫不留情進行回擊，在1931年發表的《上海文藝一瞥》中，魯迅就批評創造社是才子+流氓的組合，直指郭沫若。

在創造社官司纏身的時候，魯迅也不忘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此時，二人竟然只是聽過對方的姓名，卻還未曾謀面。

魯迅與郭沫若為何總是合不來？很簡單，就是看不慣郭沫若的狂傲和目中無人。

而郭沫若作為文壇後起之秀，想要出名，必須踩在名人肩膀上，取得轟動效應。

哪怕是現在的網際網路，那些想出名的人，也要挑刺名人，撕逼名人，猛懟名人，才能輕鬆走紅。

可是一來郭沫若這三頂帽子太沉重了點，二來他找的物件不是善茬，所以二人之間的開撕自然在所難免。

豈止是魯迅和郭沫若，民國時代的文人對罵，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無形中為舊中國思想解放、為新文化運動起到了錦上添花、推波助瀾的作用。

郭沫若與魯迅的互撕，震動了當時中國的文壇。

胡適、梁啟超、錢玄同等文學大家不得不組團從中進行調解，雙方這才平息怒氣，偃旗息鼓。表面上看，魯迅當時跟文壇眾星之間的罵戰有失斯文，很不雅觀；其實，郭魯二人之間的互罵，實在是中國社會的幸運。

每當皇權崩塌，亂世紛擾之時，就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時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會因言獲罪，大家暢所欲言，狂放不羈。

所謂名家薈萃、大師輩出的時代，一定是文人罵戰酣暢淋漓的時代，當文人畏縮於引罵，專注於讚美，民間“大師”就安心成為了官家“大家”，雜文這種體裁便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