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像個大工地：高架、地鐵、隧道和陸家嘴摩天大樓；

如今的上海像設計大擂臺：舊區改造、一江一河、城市到社群乃至街道在更新。

前後不過三十年，一個城市的“開發思路”已經悄然轉身，對每一個普通市民而言，從曾經“從無到有”的自豪感，到如今時刻感受“身邊蝶變”的看門道，市民也在被城市設計師們掃盲、科普、教育並提升著，城市（微）更新正在演變成人人有關、人人有感、人人有話說的互動史！

一、“獲得感”≠“滿意度”

城市更新在“不容許大拆大建”之後，已經全面進入了精細化的2。0版本。

1。0版本和2。0版本的差別，不僅僅是存在於領導、業主和設計師之間的專業要求升級，還存在著作為C端受眾的市民參與度。

1。0版本的城市更新，市民其實是單向的被動接受，即——施工完成才知道才見到，那麼滿意與否、針對與否、人性與否都已經是馬後炮，所以往往也少不了聽到風涼話：“環境是變好了，但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這話就像“嘴邊的一顆飯粒”，源於本能喜惡、源於自身審美、源於切身利益。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客觀存在著眾口難調，但也主觀存在著設計師對地段認知、理解、審美、主要矛盾、迫切訴求和久居於此的市民有所偏差！

說到底，部分設計師不像醫生更像藥劑師，不是在針對癥結之後的有的放矢，而更像是“你媽媽認為你營養不夠”那般的開藥方。

誠然，1000個市民就像1000個哈姆雷特，完全要做到人人滿意眾口一詞基本不可能，但是要做到政府滿意、業主埋單、市民有用卻是設計滿意度的三大質檢，只是部分高高在上的設計師以“我是專業我做主”的審美傲慢居高臨下！

“審美傲慢”其實是“權力傲慢”，因為設計師壓根不想去溝通市民訴求。

只是，城市更新的2。0版本鑑於“不許大拆大建”之後，其瓷器店裡打老鼠的特徵開始顯現：

一方面是市民的自由表達和反饋，形成一定局域的輿論壓力，滿意度有了不滿意；

另一方面是一窩蜂湧入城市更新領域，同行間的競爭壓力導致“低下傲慢的頭”。

“人民城市為人民”，

如果市民眼中有變化，但獲得感不強&滿意度有限，那麼作為業主和業主的業主（政府領導），早晚也會對目中無人的設計師有所芥蒂。

近期，上海部分城市微更新專案中，開始有“事先向市民發放民意調查”的先河做法，背後也是一種對設計師的洶湧鞭策。

二、寶塔糖效應VS潤物細無聲

坊間有一種說法：設計師是業主和市民之間的橋樑。

言下之意：業主委託設計師把自己對城市的理解變成現實，而市民在感受身邊日新月異之餘感受到業主（區域政府主管部門）對市民釋放的獲得感。

所謂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在不言的人民城市背後，是設計師在將業主善意轉化為獲得滿，並儘可能不打折地讓後者感受到滿意度。

但是，設計行業不同其他，並非上行下效地量化業主要求，所以才會出現上一段落所言及的獲得感不等於滿意度，前後者的供需不對稱（又或者儘量在對稱起來）就是一個專案關於滿意度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其實，今天乃至未來的城市更新中，需要設計單位進一步“領會業主意圖並結合市民迫切訴求”，並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來完成橋樑架設。

什麼是業主要求但無法量化和明確佈置的要求？

什麼是設計師透過對業主和市民彼此訴求的轉化核心？

今天想以寶塔糖為典故來闡述看得見&看不見的多方訴求，如何“一設了之”？

度娘是這般闡述寶塔糖的前世今生——

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甜蜜的記憶多由一種叫“寶塔糖”的藥品開始的：“寶塔糖”對付的蛔蟲是一種古老的人體寄生蟲。在解放初期，蛔蟲病在我國是一種城市與農村都大面積存在的非常普遍的疾病。

這種專門用於驅除蛔蟲的藥劑是從菊科植物蛔蒿中提取的。一開始為片劑，後來為了讓小孩愉快地服藥，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糖後，製造為淡黃色、粉紅色圓錐體的寶塔形狀。人們便將這種驅蛔藥稱為寶塔糖。

上述典故中有幾個關鍵詞：

1、蛔蟲病，這是市場訴求；

2、片劑，這是應對方案；

3、“為了讓小孩愉快地服藥”，這是營銷命題；

4、“加入食糖&寶塔形狀”，這是產品（設計）破局。

試想：片劑針對蛔蟲病，但孩子對服藥有抗性也是客觀存在，彼時如果沒有產品（設計）改良，那麼父母只能硬著陸，即逼著哄著孩子服藥，雖然最終也能起到痊癒的效果，但過程中的哭鬧、強行甚至“眼睛一閉一睜”都是大機率的就範場景。

寶塔糖見字如面：一是寶塔形狀，二是味覺甜口，最大限度讓終端受眾（未成年孩子）服藥無抗性，那麼父母在其中的軟硬兼施也就顯得多餘。

在上述案例中，業主方可以是醫生、也可以是父母，他們都“正確地認識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但最後一公里的缺失在於——無法用終端受眾可以接受的方式來實現定向投放（撮合），而完成這個最後一公里的是“看不見的寶塔糖設計者”。

不是所有藥物都要設計成“寶塔形狀+味覺甜口”，但因為受眾是感性大於理性的未成年孩子，所以產品進行設計改良完全有必要。

三、需要體驗生活不僅是演員

今天在城市更新領域，是否需要設計來完成這“最後一公里”呢？

答案其實是未必，但還有後半句——“如果能，就最好”。

而如何發現這種場景上的“軟矛盾”呢？

比如在教育部門頒佈的雙減政策之下，（假設）孩子有了適當的課外時間，那麼家長的擔憂是剛性且本能的：

1、孩子多出來的時間怎麼安排？還要安排專人專項！

2、空下來的孩子，如果沉湎遊戲變近視眼，怎麼辦？

家長固然可以採用藥劑方式，比如要求孩子（1）不許打遊戲（2）必須做眼保健操（3）必須限時看綠色，但上述要求和“我是為你好”在缺乏監管情況之下，其實可操作性基本為零。

即將一哄而上的兒童友好社群，如何設計產品？

小朋友訴求，當然是好玩，但這樣的設施完全可以去遊樂場，無非是免費收費；

父母的訴求首先是有益，要麼健康有益要麼學習有益，“孩子喜歡”排第三位；

於是，矛盾來了：孩子最好遊戲，父母最好刷題，兩者都是滿意度的主體，兩者都要相容，兩者如何相容？

於是，“設計能解決家長的左右為難嗎？”

答案是肯定的。

1、針對雙減政策之下，增加戶外兒童友好空間→

2、兒童有了自由支配的玩耍，父母擔心安全更擔心視力→

3、父母讓孩子去“盯著綠色看10分鐘”，孩子怎麼可能遵命→

4、用綠植設計成“孩子樂於接受的”迷宮陣，在不知不覺中實現“多看綠色”。

這不就切合了寶塔糖的神形兼備，最大限度幫助終端受眾“接受來自家長的善意要求”，部分設計冠冕堂皇地“我只負責美但不負責讓每個人喜歡我的美”就站不住腳，畢竟在相當場合——辦法總比困難多！

今天，站在市民立場上對設計師又愛又恨：

愛的是設計師的確是專業人士，人家輕舞飛揚一下，的確是吾輩茅塞頓開；

恨的是有些設計成果並不能為我所用，市民能做的最大抗議就是——不去！

曾經只有對演員要求的“體驗生活”看來也要請設計師降落人間，因為那些“和我有什麼關係”的背後，是設計師嚴重的訴求和受眾訴求的“此求非彼求”，所以不論前期發放調查問卷的方式是否作秀，但走近市民傾聽呼聲，總是對的。

設計師作為城市美容美化的專業工種，固然不是吾輩可以輕鬆替代和苛求的。

但站在城市（微）更新的第一戰壕，市民也只能寄望、懇請和苛求城市設計師。

市民就像病人：講得出不適，但找不到病症，更開不出精準藥方；

設計師就是醫生：找到問題&開出藥方，如果這藥還不那麼難以下嚥，極好！

並非苛求設計師，各行各業各種工種面洽——被苛求是市場競爭需要，而渡劫過後才（更）被社會需要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