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月4日訊息（記者孫冰潔）徐則臣的老家是江蘇的一個運河之鄉，水網密佈，房後不到一百米有條河，再往北一兩百米又是一條，再往北500米，一兩里路，還是河。他小時候經常沿著河邊走，想看看河的盡頭是個怎樣的世界。

他生於1978年，這一年，正好趕上改革開放，中國開始開啟國門，走向世界。而對於一個生長於鄉村的少年來說，徐則臣的四十年，也是一個不斷出走的過程，他用一隻筆，不斷開拓世界的外延。

2018年，他四十歲。這一年的尾聲，他出版了長篇小說《北上》，在這部以京杭大運河為線索的小說裡，他試圖透過對20世紀初和21世紀初的大運河歷史的梳理，探究在重大歷史節點上中國人與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與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外面的世界

徐則臣第一次對外面的世界產生嚮往，是從一包煙開始的。

大概是在他小學二年級時，在外工作的舅舅回家探親，給家裡人帶回了一包煙。點上火，煙散發出一股巨大的香味，他問舅舅：“外面是不是有很多這種煙？”

舅舅說“是”。

此後，這支菸的香味一直在徐則臣的記憶裡彌散，直到他走出鄉村。

徐則臣生活照（受訪者供圖）

他生長於蘇北一個鄉村，童年踩在了計劃經濟的尾聲，他也依稀記得排隊領糧票的零星片段，但更多物質生活的辛苦早已被記憶的濾鏡剔除淡化，只記得長久處於一種匱乏之中。“這種匱乏不是指多久能吃上一頓肉。”對於一個文學少年來說，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飢餓”，找不到文學名著可讀。他最早的文學啟蒙是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之後是從四處蒐羅來的武俠小說。看露天電影，幾乎是當時村子裡唯一的“文化活動”，一部片子反覆地放，放到最後，只要一看到演員的臉出現，就能立即背出臺詞。

“因為沒有別的可看啊。”

徐則臣在鎮上念初中，學校前頭有條石樑河，新中國成立後修成江蘇省最大的人工水庫。他每天過橋上學，中午常去河裡游泳。初三住校沒暖氣，冬天自來水管全凍住了，為刷牙洗臉，他得端著臉盆牙具，狂奔去河邊。

考上大學，是走出鄉村為數不多的機會。1996年，他考上了淮陰師範學院，兩年後作為學校定向委培的師資前往南京師範大學進修，畢業後，順利成為師範學院的一名老師。

就在一切看起來順風順水的時候，他再次燃起了出走的慾望。留校當了一年老師後，他決定徹底離開故鄉，前往那個無比嚮往的文化中心：北京。

2002年，為參加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面試，徐則臣第一次來北京。他趕上了一場沙塵暴，街上的女人們不分年齡，都裹著一層紗巾。那時，他還沒去過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在他看來那是一種奇異的裝束，第一次坐公交就坐反了站，“覺得這些人跟自己完全不是生活在一個世界裡”。

在北大讀書期間，他住在萬柳的學生公寓，周圍是一大片小平房，車一過去塵土飛揚。十多年後，再回到這裡，早已是高樓林立的現代化的社群。徐則臣忍不住感慨，“十年時間裡，你看到平地起高樓，這種變化是很直觀的。”

近兩年，因為寫作和親人生病，他頻繁往返於北京和老家之間，高鐵將距離縮短到5個小時，老家的同鄉們也蓋起了樓房，對他來說，這些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直觀變化。

徐則臣覺得，社會和時代發生的任何一點記錄，作家都有義務和責任去感知。他從來不相信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一部偉大的作品能不去表達時代核心的情緒、核心的疑難。“作家要有能力去站在一個高處去看待這個時代，去看待我們所身處的生活。”

王城如海一身藏

在北京，賓館、酒吧、夜總會和高尚社群是一個人間，很多人圍著個麻辣燙的攤子也是一個人間，熱氣騰騰的煙火人間。

——徐則臣

研究生畢業後，徐則臣進入《人民文學》雜誌社，從編輯做起，當時一個月工資是1500元，房租1100，剩下400塊錢維持一個月的生活。

那是一段被他稱為“窮到不能想象的地步”的日子。當時他的住處樓下有家麻辣香鍋，23塊錢一鍋，他一個月去吃一次，剩下的辣椒鍋底打包回家，還能再炒兩頓菜。

他在靠近北大的芙蓉裡與人合租，每天在去西苑早市買菜的路上，能見到各種“邊緣人”，辦假證的，賣盜版光碟的，在北大旁聽的外地青年，以及一條褲腿長一條褲腿短的民工……晚上下了班，吃飯常到麻辣燙和烤串攤子前解決，這些人往往也聚在那裡，夏天的傍晚，大家光著膀子湊在一起，點幾串麻辣燙，喝開了，也聊開了。

徐則臣在早期作品中，刻畫了一系列“北漂”小人物（資料圖）

追尋理想或單純討生活的人，很懂自得其樂，徐則臣並不覺得這段粗糲的日子“苦”。小時候他在農村放牛，也不覺得那是所謂苦難童年：“誰說我苦難，我倒開心著，天天牛往那一放，你就睡大覺，跟幾個小孩兒在那玩。”

日後，他把這段“北漂”經歷寫到了小說裡，在他的成名作《跑步穿過中關村》和日後獲得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如果大雪封門》裡，主角都是些遊走在底層的“北漂”， 同樣“漂”在北京，北大畢業生徐則臣並不覺得自己就比他們高貴。“他們並不是沒有文化，有的還上過大學，只是陰差陽錯，走到了這一步，但他們身上有種高貴和豪氣，不管什麼處境、什麼階層都消弭不掉。”

他懷念那時候人與人之間的親切與信任，虛擬世界還未如此深遠地與真實生活交疊，一切交流都悠長婉轉，是眼睛望著眼睛的實在，是無法輕易敷衍的真誠。

直到現在他還和當時一起混過日子的兄弟們保持聯絡，前段時間他的小說出版，其中一人給他打來電話，說自己看哭了，讓他覺得寫作這事是有意義的。

19歲那年，他立志成為一名作家。這些年，寫作給他帶來了諸多榮譽，接連獲得了包括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代表國內主流文學最高獎項的稱譽，但純文學寫作註定是條孤獨而清貧的道路，無法帶來豐厚的物質報酬，在偌大的北京，萬人如海一身藏。但即使在生活最困窘的時期，徐則臣也沒有動搖過。

只有在他祖父病重的那段時間，他深深感到文學的無力。2016年，他去社科院參加一個作品討論會時，遠在老家的祖父去世。掛了電話，徐則臣覺得“百無一用是書生”，“文學不像醫學，它能夠醫治病人，你就只能眼睜睜看著生命逝去，而無能為力。”

但另一方面，他又堅信，只有文學能將他從虛無和幻滅中拽出，給予力量，那種從創作中獲得的快感，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夠與之匹敵，寫作本身就是救贖。

溯流北上 還我故鄉

改革開放其實把中國人給推向了世界，這一點若干年以後我們回頭看會非常重要。一個人只看見中國跟一個人能看見世界，他的情感、他的表達、他的創造力是不一樣的。

——徐則臣

徐則臣辦公室門口，正對著的是《人民文學》雜誌海外版的海報，這本雜誌曾記錄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當代文學的變遷，如今，隨著進一步開放的深入，這本老牌雜誌也開始了對外傳播中國故事的探索。

徐則臣的很多小說都圍繞“到世界去”這個主題，在內心深處，他始終覺得待在一個小地方，無論是見識，還是整個生活，都受困於“貧瘠”。“這種貧瘠限制你的生活，而一旦有路徑可以通往世界，你那種出走的慾望、到世界去的慾望肯定壓抑不住。”

江蘇淮安“花街”，是徐則臣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一條街道（資料圖）

2018年是徐則臣從事文學創作的第二十一個年頭，到目前正好佔據了他生命一半的時間。從決定當一個作家起，他沒想到會一口氣堅持二十年。顯然，寫作還會持續下去，再一個二十年，繼續一個二十年。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覺得有必要對個人的寫作做一個簡要的梳理。如果說，最初的寫作完全是由澎湃的傾訴慾望、焦灼的自我表達需求和一點點美好的虛榮心所驅動，那麼，當沉默逐漸成為日常的主體狀態，曾經的小虛榮、小確幸也即將消磨殆盡的中年生活不期而至，寫作將何以為繼？

寫作日久，徐則臣發現驅使自己創作的原因越來越簡單，就是對某些問題好奇，它們對他造成了某種精神障礙，他必須透過寫作來探究和明晰，然後盡力找到答案。當然，絕大多數時候他找不到答案，這都無妨，先進去再說。

這促使他重新審視自己的來處。在外漂盪了二十年，“故鄉”的概念這些年對他來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生命是從運河出發的，如今又迴歸到運河，去尋找，這條通往世界的路徑。

他用了4年時間，完成了長篇小說《北上》：為了尋找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時期失蹤的弟弟馬福德，義大利旅行家小波羅來到中國，從杭州出發，沿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這一路，既是尋根之旅，也飽含對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思索，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的思索。

“我想看一看，在歐美國家的眼裡，‘東方’代表什麼。”他希望透過向外看的方式呈現出一種有差異性的關於中國的現實。這種“走出去”的慾望不僅停留在生活層面，同時意味著從文學的意義上，也能夠一直的往外走，走向世界。

“寫作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我肯定不能告訴你明年我的寫作一定會達到什麼程度，我只能說在我的內心，有一個模糊的圖景，我在盡我最大努力去接近那個圖景。”在採訪的尾聲，望著窗外華燈初上的北京街頭，徐則臣幽幽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