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碑刻銘文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民族文化遺產，包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資訊。南詔大理碑刻銘文作為其中的典型代表，深刻反映了南詔大理國民族文化深受內地文化的影響，在本土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唐宋時期內地的儒釋道文化、佛教文化並與之融合，賦予民族文化新的內涵，呈現出兼收幷蓄的特徵，這種文化的相容性、和諧性充分反映了當時南詔大理國與唐宋朝的密切關係。

關鍵詞：碑刻銘文；唐宋朝；南詔大理國；文化關係

碑刻銘文作為重要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是古代少數民族地區勞動人民的智慧和結晶，不僅對我國深入研究當時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狀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對傳承和弘揚少數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南詔大理的銘刻碑文就是其中最具有典型的代表之一，它詳細記錄了當時南詔大理時期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生產、生活狀況。

南詔大理國與唐宋朝基本處於同一歷史發展時期［唐朝（618—907）、宋朝（960—1279）、南詔（649—902）、大理國（937—1254）］，是對我國西南地區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地方少數民族政權。南詔大理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達到了當時雲南地區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其民族文化深受唐宋朝內地文化的影響，呈現出相容與和諧的特徵。南詔大理國文化與唐宋朝內地文化的碰撞、融合和適應，其過程最終為南詔大理國文化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使得南詔大理文化呈現出蓬勃的生命力，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思想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唐時期南詔民族文化的土著特徵

唐初期，南詔文化土族（原生居民）色彩較為濃郁，這一時期南詔經濟社會發展還較為落後，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意識還停留在祭神巫鬼、圖騰崇拜的階段。少數民族文化的特徵主要呈現出以下特徵：

（一）部落眾多，大小不一，信奉巫鬼。唐朝初期，在南詔洱海地區已經分佈著數百上千、大小不一的部落，據貞觀二十五年（646年）《東洱海風土記》記載：“方圓千里，其地有數十百餘部落，大小不一，各部落各據山川，互不往來”。在這樣的部落族群分佈狀態下，各部落族群原始的祭神拜鬼風氣日益興盛，巫師文化充溢在部落族群之間。

各部落族群的首領一般被稱為鬼主，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各部落族群首領均有部落內年長者且具較高威望的人擔任，《南中志》記載，“信巫鬼、好盟誓”是當時南詔洱海地區部落族群文化的顯著特徵。這些部落族群的首領通常用唸咒、禱告等巫術作為對部落和族群實施領導與統治的主要方式，在部落族群的群眾中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和權威性［1］。

王仁球碑

（二）各部落族群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唐朝初期的洱海區域，各部落族群之間不相互役屬，不存在服從、統治關係，不相互往來，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具有很大的封閉性和單位性，與唐朝時期的內地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相比差距十分明顯。然而，在這些不同部落族群之間，南詔白族等先民受唐朝文化的影響，並且影響較為深遠，當時南詔白族等先民的部落已經學習吸收了漢族的文字與曆法，甚至接受了唐朝的漢文化，採用漢姓。比如，《王仁球碑》中的許多字型採用了武則天年代頒佈、流行的字型，由此可以看出，南詔深受唐朝文化的影響。

（三）唐初期南詔本土文化的侷限性不利於社會穩定與民族和睦。唐朝初期的南詔洱海地區，方圓百里之內數百部落族群共同存在，各部落族群之間各自佔據山川河流，不通往來，不相役屬，這種部落族群分散的狀況，嚴重阻礙了南詔國的少數民族融合與一體化程序。同時，由於各部落各自佔據山川河流，相互之間難免會發生激烈的矛盾與衝突，甚至爆發慘烈的戰爭，對各部落族群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乃至生存帶來嚴重的威脅和影響。

因此，各部落族群為尋找政治與精神上的共同寄託，維護部落族群的延續與發展，需要學習借鑑先進的外來文化對本族文化進行整合，以適應社會發展必要需求。在這種背景下，中原地區的儒學文化與佛教文化相繼傳入南詔，並與當地少數民族文化進行融合發展，對促進當時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加快民族融合程序和社會穩定起到了相當重要作用。這種文化的融合促進了當時思想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的整合發展，原有的依靠血緣關係維繫的族群關係從此被打破，由此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發展與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培育。

（四）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區受不同宗教文化、不同政治集團利益影響下，差異也較大。以9世紀中葉南詔與吐蕃聯盟關係的破裂而轉向與唐朝關係的恢復為例。當時，在我國西部的吐蕃地區，隨著奴隸主階層勢力的不斷崛起，吐蕃地盤的不斷擴大，唐朝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和衝擊，甚至處在兩面受敵的危險境地。唐王朝竭盡所能，與南詔使者會盟，恢復雙方關係，並對會盟進行了盟誓，雙方向神明發誓不得互相背叛，需共同對抗吐蕃。然而到南詔後半期，唐朝和南詔的關係再次轉折，走向下坡，甚至頻頻出現戰爭。且南詔的衝突還指向緬甸北部的驃國。這與南詔王蒙氏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南詔國力的強大，使其力圖國土板塊的擴張。由上述可見，同一地區的民族受政治集團利益的影響，趨利避害，搖擺不定。

二、唐宋朝漢地儒學文化對南詔乃至大理國文化的影響

儒學文化作為漢文化的核心，自傳入南詔後，不僅對當地社會穩定與民族融合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並且對南詔與唐朝之間的政治關係起到了調和整飭的作用，儒學文化倡導的治國理政的思想理念成為維繫南詔少數民族政權與內地王朝、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內在聯絡的動力。據《南詔仁化求碑》記載：“南詔大臣鳳迦異以貞觀入朝，受封鴻臚對南詔統治階級而言，受制於當時本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相較於滯後於唐王朝內地的現狀，要想鞏固自身統治地位，需要借鑑唐王朝的治國理政理念與文化思想。而被唐朝統治者視為正統的儒家文化自然而然地成為南詔學習吸收的首選。透過對碑刻銘文研究發現，南詔在吸收唐朝儒家文化方面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幾點：

（一）對儒家的“中、和”思想的推崇。《南詔仁化碑》中記載，“我王氣受中和，德才兼備，辯稱世雄”，“事協神衷，有如天啟，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從這些碑刻銘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南詔對儒家“中、和”思想的認同與尊崇，並將這種“中、和”思想貫穿到治國理政中，極力宣稱南詔國王吸收的就是“中、和”之氣。“中和”之氣是一種崇高的美德與精神內涵，因為南詔國王世世代代都具備這種“中和”之氣，所以才能開拓千秋大業，穩固江山社稷。

（二）對儒家“忠、孝、仁、儀”道德倫理思想的推崇。安史之亂之後，唐朝由盛轉衰，不復從前，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不斷下降，但南詔受中原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始終保持把唐朝奉為宗主的情感寄託。儒家思想觀念對南詔政治社會的影響在“貞元會盟”、南詔從政治上歸入唐朝的重大歷史事件中得以體現，發揮了關鍵作用。隨著儒家思想影響的深入，儒家思想逐漸從王室到平民中間不斷傳播，人人皆重禮儀，是南詔社會風氣勝似內地唐王朝盛世景象。在儒家思想文化道德的影響之下，促成了南詔國整個社會文明風氣的上升。隨著社會的發展，從南詔至大理國時期，各階層人民誦讀儒家經典著作的行為已經蔚然成風。

（三）將儒家“仁、禮”思想相結合貫穿於統治過程中。“仁、禮”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和主要標誌，在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和社會穩定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學說倡導推崇的這些思想極為符合南詔統治階層的統治目的與利益。因此，在學習吸收儒家思想的過程中，南詔的統治階層學習吸收儒家“仁、禮”思想，並將其靈活運用到政治統治中，一方面用“仁”的思想體恤廣大人民群眾，從思想行為上使其服從統治；另一方面極力宣揚“禮”的思想，嚴格等級劃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這也充分表明了南詔統治階級的統治手段與方法日益成熟、高明，從而使南詔結束了千五百里，數百部落，各據山川，不相役屬的局面［3］。

《南詔仁化碑》中記載，“隨世運機，觀宜扶眾”，雖然是對南詔國王閣羅鳳的讚美，但也反映了南詔統治階層的務實靈活之風。《南詔仁化碑》中記載“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耀以威武，喻以文辭”，這樣恩威並濟，使得其他少數民族的實力不斷被削弱，南詔疆域不斷擴大。唐天寶年間，南詔國王閣羅鳳命部下於昆城東拓石築城，“威懾埠頭，恩收曲靖，頒詔所及，欣然俯從”。南詔國王在加強武力征服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同時，對統治區內的人民群眾實行仁政，安撫民眾、收服人心，對鞏固自身統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南詔還建立了嚴明的等級制度和官職制度，對於強化王權，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起到了促進作用，也為日後大理國統治奠定了社會、文化、制度等基礎。

三、南詔大理國文化對唐宋朝時期佛教文化的吸納、兼收與發展

（一）唐宋朝時期佛教文化的傳入與南詔大理本土文化碰撞產生出新的教派。《南詔圖化碑》記載了佛教從內地傳入南詔大理之初，梵僧曾遭遇當地本土巫教教派的圍攻，二者之間發生了相當激烈的衝突，但最終結果是佛教教派征服了巫教教派，但並不是將巫教教派消滅殆盡，而是這兩種教派之間逐步碰撞、吸收、融合，達到和諧相處的狀態。後來經過佛教密宗的影響，不斷演變發展，巫教本主出現形成了新的神祀和偶像，並逐步在各村進行供奉，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後來每個村都有自己的供奉活動和供奉本主，這就使得佛教密宗很好地融入巫教文化之中，導致由原來的巫術崇拜發展為本主崇拜。

《大靈廟碑》中對此有詳細記載：“羅氏迪囉摩柯迦羅大黑天神，立廟以忌之，其像赫然，至今滇人無間遠爾，每遇天災旱澇疾疫，數眾跪而拜之”。大黑天神即為佛教密宗的大護法，被南詔大理各族人民群眾供奉，並在本主廟受朝拜。與此同時，密宗在傳播過程中，不斷吸收當地巫教教派中的一些儀式和咒語，以適應當地土著居民文化習俗的需要。密宗的這種適應性很好地滿足了南詔大理國上層統治者的治國理政的需求和人民群眾的心理訴求，不僅促進了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還使密宗與本土巫教教派順利實現了融合與整合，加速了地方化的程序，後來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演變成頗具南詔大理國地域特色的阿叱力教派，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二）唐宋朝時期佛教文化在南詔大理時期的發展狀況。隨著佛教在南詔國內的影響日益深遠，從南詔晚期開始至大理國，佛教發展成為南詔的國教。舉國之內，寺廟林立，僧徒眾多，佛教成為南詔大理統治階級倚重的重要意識形態。上至君主下到黎民百姓都信奉佛教，以致南詔大理國內出現了無山不建寺、無人不信佛的場景。《張外龍造像》等摩崖石刻記述了施主造彌勒佛，供奉彌勒佛之事。從該石刻的銘文記錄中可以考證佛教傳入南詔大理國的時間、路線、宗派等情況。產生於唐朝武則天時期的《王仁求碑》，從碑刻雕像和碑刻銘文中可以考證佛教已在唐朝初期就傳入南詔，這是中原佛教最早傳入雲南地區的已發現的最早記載。

從現如今儲存較為完整的《銅業達摩佛祖銘文》中可以看出，佛教密宗在當時對南詔大理國上層統治階級思想意識以及整個社會文化的重要影響。按照密宗教派的習俗，凡是信奉密宗的人們死後都要為其立梵文碑刻，現存的《大理國釋氏戒淨建繪高興蘭若篆燭碑》上面就明顯地刻有幾個梵文字型。在雲南省博物館內，現在完好儲存有一定數量的梵文碑刻以及一些梵文字母的密宗經文，經研究發現，佛教密宗認為，梵文經文能超度眾生死後擺脫疾病、疾苦、免下地獄等，可以普度眾生，因此便有了人死後要為其立梵文碑刻［4］。佛教密宗宣揚的這種精神思想正好符合了當時普通人民群眾的精神寄託與需求，於是很快從上層社會傳入民間，並與當地的風俗民情相互結合，在當時南詔大理地區出現數量眾多的銘文碑刻。如《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興寶寺德化銘》《董氏家譜碑》等，這些碑刻銘文已成為研究當時南詔大理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發展的重要的參考資料。

四、南詔大理國兼收幷蓄，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促進了“儒釋”群體的出現

南詔大理髮展過程中有一個特殊群體——“儒釋”群體，這一群體的出現充分體現了南詔本土文化與儒學、佛教文化相融合的發展程度。“儒釋”群體不僅通曉佛教義理，而且深諳儒學文化，對南詔社會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儒釋”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是南詔大理國時期佛教文化與中原儒學文化傳入該地區後與南詔大理國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響、作用的結果，是既具有漢地文化特徵又獨具南詔特色的文化現象的推動者。現存的南詔大理國一些碑刻中的內容既有對孔聖大義的記載，又有對佛教文化的釋義，“聖人約法，君子用之……大義孔聖，敬向釋尊，酬恩報德”，可見當時南詔大理國的統治階層乃至皇室貴族——段氏對儒家文化、思想及佛教文化、思想的研究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堪稱儒釋文化大師。

當時南詔大理國官僚階層中也出現了對儒家文化、思想與佛教文化、思想有相當研究計程車大夫階層，他們的出現加速了儒學與密宗和當地本土文化的融合程序。儒釋文化知識群體成為文化的使者、宗教的佈道者，他們將自己的文化思想運用到對國家社會群眾的統治中去，並對統治者的治國理政思想和措施產生了深遠影響。受唐王朝科舉考試製度的影響，南詔大理也開始效仿唐朝採取科舉取士的政策，考試內容主要以儒家經典和佛教密宗教義等有關，這與儒釋文化在當地的傳播與融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大理國郭松年著的《大理行記》中出現了“師僧”的稱呼，所謂師，即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所謂僧，即指能夠傳道授業解惑的阿叱力教的具有一定知識的僧人。從中可以看出，儒釋作為知識分子群體不僅參與國家管理活動，還使儒教文化、思想與佛教文化、思想從統治階層向下層群眾傳播、推廣，並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教育引導作用，促進了當時南詔大理國民族融合的程序和社會文化的發展繁榮。

特別是那些對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具有深厚造詣的名家大師，將儒釋本土文化修行於一身，通曉佛經、儒學、梵文、梵語等，他們的活動遍佈各處各地，其言行對當時的社會群眾有著深遠的影響。對儒釋來講，由於基礎堅實，地位穩固，家族承襲現象普遍，因此儒釋知識群體一直沿襲到明清時期，在我國曆史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產生了深遠影響［5］。明代碑刻銘文《元故先生楊俊墓誌銘》中對楊氏家族的記載就反映了這一點。楊氏家族從南詔大理國至明初長達六七百年的發展歷程中，有三十多代都學習儒釋義理。

現儲存較為完整的《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的碑刻銘文文體富於儒學經典與佛家哲理，是儒釋結合的經典之作。在《故潁川郡處士陳公墓誌碑銘》中對陳氏家族在南詔大理時期的繁盛狀況進行了詳細記載。如“彼盛隆時，德行勤修，呼吸陰陽，不可殫論”。隨著陳氏家族的發展，到陳實這一代已發展成為精通儒、釋、梵文、梵咒等多種文化並存，是具有重要社會影響的人物。

綜上所述，南詔大理國前後延續了五六百年的歷史，深受唐宋朝時期中原儒學文化、佛教文化的影響，憑藉著善於學習的積極態度和有容乃大的開闊胸襟，其對唐宋朝時期的中原漢地文化進行吸收、借鑑、學習，並與本土文化進行碰撞融合，發展產生了適應當時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兼具儒釋文化，又獨具特色的文化體系，加速了雲南地區各民族的一體化程序，提高了社會的文明程度，使南詔大理國迎來了雲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的高度。南詔大理國少數民族文化與唐宋王朝的儒學文化、佛教文化三者相互適應融合，相輔相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創造了南詔大理文化的多元性，呈現出獨特的文化氣質和魅力，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且熠熠生輝。——朱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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