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吳王夫差公元前486年開鑿邗溝，淮安的城市發展即與運河息息相關。淮安完整經歷了大運河的全部發展階段，她不僅伴隨著大運河走過了2500年，也見證了大運河從短距離、區域性性擴充套件為長距離、全國性的歷程。明清時期，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相繼設於淮安，使淮安逐漸成為了大運河名副其實的管理中樞。

先秦時期，淮水和泗水是江淮地區通往中原的重要水運路線，以淮、泗交匯的“泗口”（位於今淮安市淮陰區）為基礎，秦朝設立淮陰縣。東漢以後，邗溝運道雖經歷多次裁彎取直，邗溝北端入淮的末口（位於今淮安市淮安區新城社群）的位置卻一直相對穩定。東晉末年在此設定山陽縣。南北朝時期，泗口和末口作為淮水下游的兩個主要津渡，分別建造了城池，淮陰和山陽因此成為淮安城市興起的兩個原點。

隋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圍繞洛陽構築起全國性水運網路，南北大運河全線貫通。末口所在的山陽，佔據了運河從南北向轉向東西向的樞紐位置，成為大運河方向轉換的關鍵節點，它與汴口所在的盱眙一道，共同成為隋唐運河淮河運道上的兩座重要轉軸城市。隋初開始，山陽升級為楚州州城，城市級別和地位逐漸超越泗口南岸的淮陰城。

中唐以後，隨著江淮地區的開發，經濟重心逐漸南移，連線揚州與淮河的山陽瀆運道地位上升，在國家漕運中越發重要。運河對於國家經濟和財政的意義非凡。為了增加糧米物資的運量，保障關中地區的供應規模，唐末名臣裴耀卿、劉晏相繼建立了以轉般倉為核心的分段運輸體系。楚州也是其中重要的節點，在運河西岸設有轉般倉，用於儲藏和轉運江南漕糧。

另一方面，從南宋初年開始，黃河逐漸奪泗、淮入海，河道變遷深刻地影響了全國性物資運輸網路的基礎。原本只是控制淮河、運河交匯口的楚州，開始被黃、淮、運三條河流所環繞，造就了清口地區複雜的地理環境。在三條大河的疊加作用下，楚州周圍的水利工程設施開始增多，成為國家河工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明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再次確立了內河漕運制度。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陳瑄疏浚清江浦河，完成了南北大運河的重新貫通。清江浦河兩岸先後建設了淮安常盈倉、清江造船廠，作為漕運軍隊支領漕糧、修理漕船的場所，淮安城及其後起的清江閘附近聚集了規模龐大的軍人、工匠、商人等群體。

憑藉著獨特的地理區位，淮安在國家漕糧運輸體系中發揮著突出作用，自明初開始，管理運糧事務的官員就以淮安作為根據地。朱元璋開國之初，在淮安設定了京畿都漕運使司的分司，統率轉運北伐糧草的軍隊。永樂年間，南北漕運從海路改走內河之後，漕運軍隊的最高將領——漕運總兵官兼負“鎮守淮安、撫輯軍民”的職責，固定地駐紮於淮安。景泰年間，明朝新設了漕運系統的最高文職官員——總督漕運都御史，開府於淮安，簡稱“總漕”或“漕撫”。

漕運總督駐紮在運河之中樞的淮安，擔負著催儹起運、查驗漕糧、調撥資源、供給軍隊等職能。明代中後期，總漕的職能進一步擴充套件，嘉靖時開始兼有提督軍務之責，萬曆七年又加兼管河道之銜。淮安城內官署林立，舊城南門內建有漕運總兵府、都察院等衙門，萬曆年間漕撫衙門遷移至淮安府衙門南側，居於城市軸心，並延續至清代。除此之外，城內還有漕運理刑司、漕儲道等公署，也駐紮有淮安衛、大河衛等軍事機構。清代的漕運總督節制有漕八省糧道，使得淮安既是漕運管理中樞，也是江北地區的首府城市。

漕運與河工是明清國家大政中的兩個核心要務，在淮安，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清代漕運總督開府於淮安城內，南河總督駐紮於城外清江浦，淮安在河漕管理體制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如清人所言：“河漕國之重務，治河與治漕相為表裡，欲考河漕之原委得失，山陽實當其衝”。

明嘉靖以後，黃河河道向南擺動，固定地奪淮入海，徐淮一帶河道泥沙淤積嚴重，運口屢次遷移，淮水會黃的清口成為河工樞紐和整治重點。隆慶、萬曆年間，國家漕運能否順利進行，極大地受制於黃河、運河河道是否穩定，因此漕運和河道系統的官員開始不分彼此，更多地共同參與河道治理與維護的工作，加強了一體化協作。

另一方面，出於河漕官員執掌的實際需要，催生出一套以清口為界的責任劃分體制，在這套體制下，運口天妃閘以南的河道由漕臣負責，天妃閘以北的河道由河臣管理。潘季馴、楊一魁等治河名臣先後駐紮在清口及清江浦一帶，透過築堤、建閘、開河等手段，蓄清刷黃，濟運保漕。居於清口和淮安城中間位置的清江浦，既靠近河工重地，又不至於過度受河患侵擾，明代中後期又逐漸成為河道官員駐紮之地。

入清以後，黃淮兩河淤塞更甚，河身不斷被抬高，康熙年間，河道總督靳輔採取了開引河、改運口等一系列措施。正是在靳輔治河期間，將明代設於清江浦的管倉戶部分司公署改建為其行館。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將河道總督分為了山東河南河道總督（東河總督）、江南河道總督（南河總督）兩員，南河總督開府於清江浦，以靳輔行館為總督署，即今天清晏園所在。

南河總督的分設，既是為了完善河道管理體制，強化河務官員的職權，將相關機構設定更加細化，也更加突出了清口樞紐的重要性，使河漕所需的各類資源集中於淮安，更有利於統一調撥。於是，清代中期開始，正二品的漕督、河督分別駐紮在淮安城內外，進一步增強了淮安作為江蘇省北部政治中心的地位，帶動了淮安城市格局和地方經濟的發展。

吳滔 張葉（中山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2021-06-18 00：00：00：093618902清代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為何都駐淮安/enpproperty

本文來源：新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