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對“植物人”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影視作品上。

潔白的病床上平躺一具身軀，身著淺藍色白條紋病號服，雙手自然垂放於軀幹兩側，雙目緊閉，嘴上插著呼吸器——這個塑膠管一樣的道具已經成了諸多電影中為表現傷者昏迷不醒、病況垂危的符號。

親人焦慮而束手無策，大夫微微搖頭，放下聽診器，跟一旁的護士交代了幾句，然後微微低垂著頭出門了。

鏡頭慢慢拉遠，將整間病房都一併納入視野，以群像所佔比例的減小和視線的倒退來凸顯人力有時而盡、命數取決於天的宿命感……

什麼是“植物人”？拿這句話去問人，恐怕十個裡面有九個半會說：“就是跟植物一樣，是活的，但不會動。”

這回答十分形象，但還不確切。

“植物人”（persist vegetative states）往往容易和“腦死亡”混淆，其實二者的區別可謂涇渭分明：前者經過急救之後，呼吸和心跳已趨於穩定，但認知與意識則瀕臨崩潰，此時患者的腦幹只殘存有維持基本生理功能（如呼吸、泵運血液）的能力，在一些最基礎的生理刺激之下，也可做一點簡單反應，但想要患者進行稍微上點檔次的動作和問答，則無能為力；

後者則一般是遭遇了重大的顱腦損傷或腦出血，這類患者所經歷的損害是不可逆的，即便在先進醫療裝置對呼吸、血壓的“代管”之下能暫時運營一段時間，然而其生命中樞已經死亡並陷於深度昏迷，腦幹反射完全失去。

從腦電波圖上看，植物人是雜亂無章，而腦死亡對應為一條直線，生機絕滅。

那麼，植物人的思考能力究竟保留到何等地步呢？

大夢一場：無反應的清醒狀態

想聊一聊有關“植物人”的話題，有一個案例是絕對繞不過去的——美國佛羅里達州的Terri Schiavo。

這名婦女出生於1963年，在九十年代初期即已因確診心脈停止而罹患腦損害。

她的父母和丈夫延請名醫，仍舊回春乏術，醫生直截了當地宣稱：“Terri已經是一具永久性的植物人，不必繼續尋醫訪藥了。”

Terri被認定為“無任何康復可能”。

不過，仰仗著良好的醫療條件和生命維持保障，Terri還是堅強地“活”了下去。

直到8年後，她的丈夫向法院申請對Terri執行安樂死，這一決定則遭到Terri雙親的激烈反對。

在雙方對簿公堂的長久歲月裡，圍繞Terri的進食管是否應當被拔掉一事，甚至牽涉了佛羅里達州政府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在內。

讓這麼多醫學專家和知名律師犯難的是：“植物人”的身份究竟意味著什麼？患者是否還能有智力活動和社交能力？殺死“植物人”等於殺人嗎？

Terri的父母認為女兒還活著的想法並非無據：植物人可以保持一個恆定不變的週期，在清醒和睡眠之間往復奔波，但徒具其形，實則沒有任何意識跡象。

這種“無反應的清醒狀態”在良好的醫學管護之下，幾乎可以維持十數年之久。

患者可以自發呼吸，除了沒有光合作用之外，其行動力與植物無異——監護病房中長期使用“植物人”，原始來源正是患者自主神經系統功能基本完好、但不能有節奏、有規律地給出行為反射。

Terri父母困惑之處在於：女兒在沒有徵兆之下仍可微笑、皺眉，似乎有一顆心被束縛在火柴盒大小的地牢之中。

不過神經科學的學者們知道，這種身體反應短暫而不規律，可能出自於脊髓、腦幹的非自主運動。最有力的證據就是，Terri的嘟囔毫無意義，其發音甚至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單詞。

最小意識狀態——不得不為之的醫學判斷

拋開醫學倫理不談，令常人十分恐慌的一點在於：如果我因為車禍地震等原因昏死過去，被醫生勉強救活了，卻陷入無意識狀態，那麼外人如何知道我的具體情況，是否還有救治和生命維持的需要？

更確切地說：我怎麼知道腦部損傷嚴重的患者到底屬不屬於“植物人”的範疇呢？

這方面，的確很難給個準話。

有些頭腦遭受重大挫傷的受害者，其意識體系可以在數分鐘之內崩塌，但有限的自主行為能力又讓我們不能簡單將其歸類於植物人。

實質上，有些患者還具備理解能力和意志，只是苦於身體機能破壞，無法貫徹施行——最慘的甚至到了無法讓他人知道自己還具備理解力與意志力的地步。

舉個例子，我們常能看到醫務兵兩人一組抬著擔架運送傷兵之前，先要確認後者是否有被轉移救治的價值。肉體創傷是簡單的視線交匯即可估量的，但心靈和意識的挫敗和潰滅則難以短期內給出準確量度。

又或者，影視劇中處於彌留之際的家族首領，已經沒有力氣用語言表達心思了，只能用眼神示意。

“你要是同意就眨眨眼！”

眼神所需要的能量是最少的——透過眨眼來回應，又或是以眼神追蹤某物移動，這都能給醫務工作者以反饋。

我們不奢求患者高聲回答或點頭示意，但這種明顯的意識反應足以讓我們將其與植物人隨機的哭笑動作區別開來。

也就是說，處於最小意識狀態的患者可以在恰當的時間節點給出準確的情緒表現。

當然，單純憑藉這一條還不足以支撐起整個證據鏈的搭建過程。但令人頭疼的是，既然是“最小意識”，這些患者很難用完整的、具有層次感的表達方式來實現溝通。

因此，醫務工作者們還得用較長的時間配合久經考驗的“昏迷恢復量表”來測試患者。

閉鎖綜合徵：失去身體主導權

從某種角度上講，進入植物人狀態的患者有一點不幸中的萬幸：對自身的困難境遇渾然不曉。

相比之下，形式上幾乎與植物人患者相當，實則大有分別的“閉鎖綜合徵”患者所要戰勝的心魔十分強大。

閉鎖綜合徵一般來自於諸如腦幹等特殊部位的損傷，生理上的微小破壞精確地命中了大腦皮質和脊髓之間的資訊通路，炸燬了“意識”和“實施部位”之間溝通的橋樑，導致的尷尬局面在於：腦子是清楚的，但行為能力基本為零。

這裡所說的“基本為零”，一般就是前文所說的、能眨巴眨巴眼睛的地步。

這一過程猶如將猛獁象以冰霜急劇冷卻、封凍起來，龐大而強健的意識，廣博的閱歷和知識，都失去了貫徹遂行的“代理人”。

在某些丰容度不佳的動物園，我們時常能看到處於半瘋癲狀態的棕熊和鬣狗，它們一圈圈地在數米方圓的侷促天地中奔走……其悽慘情形與此有幾分近似。

即便現在已經研製出眼動儀，為閉鎖綜合徵患者提供了更大的語言溝通餘地，但能在這一狀態下愉悅生活的勇士，則為數不多。

未來可以實現與植物人溝通的技術突破口，恐怕要放在“腦機介面”上了。

我們從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腦電圖可以讀取人腦的神經元活躍程度，將不同區域與對應的動作一一對映有助於我們推知人腦區段負責的功能。

從1969年埃伯哈德的猴子神經元儀表盤實驗以來，為了解決帕金森患者、植物人患者、抑鬱症患者、阿茲海默症患者和多動症患者的痛苦，腦機介面被越來越多的醫學家所關注。

依靠強大的大資料演算法作為計算輸出，人工智慧和腦機介面的攜手作戰的盛況已經初見端倪。基於各種生活場景的資料訓練，可以讓我們為患者預設出基礎的社交軌跡。

也許有一天，當腦機介面技術突破了廣泛應用的分界點之後，迅猛膨脹的科技生態會讓人的行動能力數十倍地擴張——也許義肢比真肢還要強悍。

到那個時候，植物人不僅不再懼怕被“拔管子”，而且思維能力也許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保全和復健。

［1］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 腦與意識［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2］ 周鋒，謝秋幼，王付言 等。 閉鎖綜合徵患者功能磁共振成像檢查的診斷價值［J］。 臨床神經病學雜誌，2014。

［3］ 李聖賢，朱玉真。 閉鎖綜合徵臨床與腦血管造影結果的對比研究［J］。 腦與神經肌病雜誌，2004。

［4］ 王韶婧。 植物人法律人格及其權利保護研究［D］。 復旦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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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辰

編輯：雪梨

設計：多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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