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居大不易，諸如住房、交通、教育、壓力等因素，歷歷可數，而北京夏日的高溫炎熱，亦為有親身體會的京城人士的一大苦楚。夏天的北京炎熱多雨，夏至過後，氣溫上升很快，天氣入伏，令人胸悶氣短的暑熱隨之而至，氣壓低，溫度高，整個城市如蒸如煮，令人難以忍受。選擇定都北京的清代帝王，無疑也要經受夏日高溫的燻蒸，清帝的苦熱與建園林以避暑自然而然地成為清代皇家園林歷史研究領域的一大話題。

帝京酷熱天下無

暑熱的滋味令人體感極為不適，故清人關於京城夏日的文字記述充滿了“晴熱”、“燥熱”、“赤日杲杲”、“熱甚”等字樣，而身體的反應則是“汗出如漿”、“熱不可耐”，“鬱蒸殊不可耐”。清初詩人施閏章有《苦熱行》，真切反映了帝都北京夏日的酷熱程度：

“帝京酷熱天下無，誰言白日寒幽都。往時晝汗夜擁被，朝昏爽氣生肌膚。今年日夜如釜甑，赤身臥地仍狂呼。龐眉父老稱怪事，人暍馬喘死載途。輦冰如山塞路衢，千家買盡爭須臾。去冬苦寒今苦熱，天氣過差偏有餘。江南炎暑常勝北，關情故里當何如？近聞太白復晝見，憂來側足重踟躕。”

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在康熙、雍正間在北京生活十餘年，他談到北京夏天的高溫時，認為，“北京坐落於一塊往南旅行十日也不見溝壑的平原上，同時，往北走不出很遠，就有無數的崇山峻嶺。就因為往南是廣闊的平原，往北是許多高山，北京就顯得夏日酷熱，冬天嚴寒。”

傳教士的想法還是有一些科學性的，就地理位置和自然氣象來說，北京，位於華北大平原的西北端，北部和西部是山區，東南部為平原地帶，屬典型的溫帶季風性氣候，故四季分明，春秋短而夏冬長。對清代帝王來說，北京的夏天格外漫長和炎熱。

高溫和嚴寒往往會招致災難，明清以來的史料中記載了一些北京因暑熱成災的年份。據《明實錄》記載，正統三年（1438）六月，“炎暑熾熱，都城門外少見路人，（護城）河水減半，草木遍黃，無以生機”；成化十六年（1480），“暑熱難耐，燕地皆赤日”，順天大興、宛平因中暑斃命者達百餘人。入清之後，伏暑不減酷熱，史料中亦不乏暑熱傷人的記述。

據《清聖祖實錄》，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炎暑，自京師至關外熱傷人畜甚重”；乾隆八年（1743），據法國傳教士宋君榮記載，老北京人從未遇到像1743年7月間這樣炎熱的天氣，“貧民和其他一些人，主要是胖人中暑或熱死，死者躺在街道或屋內，許多人在向上天祈禱和懺悔，為此皇帝和大臣們專門開會研究採取措施，以解除人們的痛苦。另在每條主要街道和城門洞，也都在發放降暑藥品及冰塊”。該年的實錄中記載了乾隆帝的憂慮，“今日京師天氣炎熱，雖有雨澤並未沾足。若再數日不雨，恐禾苗有損，且人民病暍者多。”暍死，即中暑而死，當時是很可怕的難治疾病。為預防和減少百姓病暍的發生，乾隆帝發內帑銀一萬兩，分給九門，每門各一千兩，正陽門二千兩，要求各門相應預備冰水藥物，以防病暍。

這些情況均說明，要想在北京城度過炎炎夏日，必須在心理準備之餘，做好避暑的各種實際準備。

怕熱的清代君主

滿族崛起于山海關外，長期生活於白山黑水之間，體質抗冷而不耐熱。在努爾哈赤、皇太極統率八旗部隊南北征戰的過程中，經常趁天冷出兵，溽暑天氣則修兵停戰，即為證明。在《太宗聖訓》中，記載了皇太極的箴言，“當此六月酷暑，揮扇納涼尚不能堪，豈能擐甲而戰乎？”道出滿族士卒耐嚴寒而無法抵擋酷熱的實情，當然，同時表明統治者本身也是非常怕熱的。

順治七年（1650）七月，因難耐京城酷熱，攝政王多爾袞準備在邊外擇地建城避暑，他指出，“京城建都年久，地汙水鹹。春秋冬三季猶可居止，至於夏月，溽暑難堪。但念京城乃歷代都會之地，營建匪易，不可遷移。稽之遼金元曾於邊外上都等城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造建大城，恐縻費錢糧，重累百姓，今擬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來避暑，庶幾易於成工不致苦民。”多爾袞為避暑而建城之事未見工成，但他實在難以忍受京城的夏天則是不爭的事實。

康熙帝是歷史上有名的勤奮好學的君主，但因為京城的暑熱也不得不採取一定的措施減少政務活動，甚至為此暫停過經筵進講。康熙十二年五月底，講官傅達禮等進諫，“先因夏至，奏暫停進講。奉旨，至六月大暑時再行請旨。皇上勤學如此，雖古帝王未之多見。臣等叨侍經幄，不勝忭舞。但今值炎暑，且皇上日理萬幾，恐聖躬過勞，謹遵前旨奏請。”對此康熙帝無奈表示同意，“今既溽暑，姑停數日。”

為了體現聖明君主普惠百姓，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康熙帝下令，將在京監禁罪囚，少加寬恤，令獄中多置冰水，以解鬱暑，並下令九門鎖禁枷號的人犯，暫行釋放，俟暑退後“仍照限補枷”。又傳旨諭兵部，“今值酷暑，驛遞人馬交困”，故減緩應到期限，允許緩至第二天日出前遞到即可。換言之，罪囚可飲冰水，枷號人犯可以暫緩枷號，驛卒可以減少白天的公務活動，改為夜行，以防暑熱傷身，這是康熙帝對獄囚和驛卒普施的慈悲和寬憫。

雍正帝曾經在炎熱的夏日裡中過暑，為此，“每至盛暑之時，心中稍覺畏怯”。雍正一朝的史料中，出現“畏暑”字樣的史料是比較多的。每年夏至，按禮制，有祭地的習俗，皇帝要率領文武百官祭祀地壇，以祈求災消年豐。雍正五年（1727）四月二十七日，因為擔心身體受不了暑熱的緣故，雍正帝下達諭旨給內閣：“今年夏至，為祀地方澤，太常寺具奏。朕見天氣尚涼，是以䧏旨親詣行禮。日來天氣甚覺炎暑，若勉強前往，轉為不誠。

朕一舉一動皆本於實心，並無一毫矯飾，何況祭祀大典。此次停止親詣行禮，著康親王崇安恭代。”雍正帝自己怕熱，因此也格外體恤大臣，雍正三年（1725）六月初七日，因今天氣炎熱，雍正帝下令紫禁城內六十五歲以上的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護軍參領、侍衛班領、侍衛以至護軍校等停其直宿之班，由年少之人代為直宿，此外，紫禁城內凡守門看堆子之護軍等有年齡超過六十歲者亦停其直宿之班，由年少護軍代為直宿。等到過了三伏天，至秋涼時，再令六十以上各官值班，算是對年老官員的優待。同時，雍正帝還特別提到，因天氣炎熱，早晨大臣等奏事出入之際，看門之護軍等可照常穿衣，至午後，天氣太熱，護軍們可以脫袍繫帶，稍為納涼。

乾隆帝也怕熱，他曾以《熱》為題賦詩：

清和方上旬，祫衣尚嫌涼。過望數日間，酷熱頓葛裳。涼謂夏臨緩，熱雲夏來忙。芒種五月節，其實十六當。炎熾固為宜，不常中之常。人情多所憾，率鮮安分償。我雖知是理，籌農仍蜀望。三春膏澤霑，滿冀二麥穰。弗雨過半月，慮旱心徬徨。即曰曬麥宜，禾黍才吐秧。弱植根未固，歊蒸能無傷。煩緒觸懷吟，不覺言之長。

格外怕熱的清代君主夏至過後，自然要尋找各種手段避暑。總之，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度過炎熱的夏天，大概是清代君主政務活動之外，每年必須面對的問題。在京城西郊開拓和建設三山五園皇家園林帶，應該說是解決了清代君主盛夏避暑的有效方案。

避暑勝地屬園林

古人消暑納涼各有其道，如查慎行《即事》詩中有“老夫畏暑如酷吏，逃入鄰園樹影中。貪趁槐蔭成久坐，歸來衣上帶青蟲”之句。嘉木成蔭，端坐樹下是納涼避暑的常見方式，近水借水氣以去熱消暑則是古人很自然的選擇。顧頡剛先生認為，元代君主曾經利用北海有利的水資源避暑，每到暑熱季節，把北海的水，汲上去，噴灑開來，所以就涼快。臨近水源，高溫稍有下降，體熱會有所緩解。雍正帝有《舟中納涼》詩，寫道：

開遍芙蕖水為香，疏槐鴉影亂昏黃。停舟待月尋佳句，卷幔吟風納晚涼。漁笛數聲飄遠岸，茶煙一縷颺修篁。暢舒心志逢清夏，寂寂花陰漏正長。

乘坐小舟，行於水鄉澤國深處，確實可以收到散解暑氣的功效。雍正帝還有一首《園中即景》詩，寫道，“林亭幽靜晚風涼，水氣侵衣荇藻香”，很生動形象地解釋了水氣帶來的涼爽體會。京城紫禁城內的三海（中海、南海、北海），水域面積廣闊，自然清涼，是避暑的好去處。早期康熙帝避暑，多選駐蹕瀛臺。比如，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初四日早晨，康熙帝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宮恭請避暑，太皇太后移駐五龍亭，皇太后移駐紫光閣，而皇帝則在瀛臺聽政。必要時暫時離開京城，到溫度較低，較為涼爽的口外去，也是避暑的一種選擇。

比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康熙帝奉太皇太后出古北口避暑。康熙二十三年（1684），再次出古北口避暑。康熙二十四年（1685），皇帝聖體違和，太皇太后認為是天氣太熱所致，勸皇帝到口外避暑靜攝。當瀛臺不能完全解決暑熱問題，而口外避暑多有不便，京城西郊的自然山水就成為清帝避暑的又一選擇。

北京的西郊，西山蜿蜒若屏，清泉匯為湖沼，是天然的避暑佳地。康熙帝在《萼輝園記》中曾寫道，“京師西北隅，地曠而幽。西山疊巘，近可指矚。清泉交流，渟泓於其間。林木茂密，禾黍芊綿，有古鄠杜之風焉。”這一處天然風景絕佳的所在，自康熙朝以後，經過雍正、乾隆幾朝皇帝的營建，終於建成以暢春園、圓明園、萬壽山清漪園、玉泉山靜明園、香山靜宜園為代表的皇家園林帶，形成西郊三山五園的宮苑格局。

康熙帝曾明確說明暢春園建造之用意，“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鮮之時，或盛夏鬱蒸，炎景爍金之候。幾務少暇，則祗奉頤養，遊息於茲。足以迓清和而滌煩暑，寄遠矚而康慈顏。扶輿後先，承歡愛日，有天倫之樂焉。”春秋佳日，可以觀景怡心，盛夏酷熱之時，則可以一解煩熱。康熙帝有《避暑暢春園雨後新月》詩，“園亭氣爽雨初晴，新月朦朧透樹明。漏下微眠思治道，未知清夜意何生。”在暢春園內避暑的皇帝，解決了暑熱所引起的煩悶，可以正常地處理政務了。

乾隆帝統治時期，對三山五園的功能性加以整體部署：“ 暢春以奉東朝（指奉太后頤養），圓明以蒞恆政，清漪靜明，一水可通，以為敕幾清暇散志澄懷之所。”乾隆一朝，夏日園林給帝王解決了苦熱的大問題，乾隆帝或駐圓明園，或泛舟清漪園，或駐靜明園、靜宜園，活動愈加豐富。乾隆帝的《夏日香山靜宜園即事》詩中有，“別業非遙便往還，蘭椒迤邐闢雲關。看山延得半齋爽，逭暑權因一日閒。鶴領雛來調弱羽，鹿希革後長新斑。書帷何必韋編展，大地羲爻注此間”，說明西郊三山五園地帶因臨近紫禁城，給皇帝避暑帶來很大的便利。

當然，延爽納涼更專業的園林則是建於熱河的避暑山莊。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避暑山莊於熱河西岸，山清水秀，密林幽深，尤其離京城不遠，可以保證清帝處理國政的需求，而在避暑方面，其夏日的氣候顯然更優於京城的西郊，故山莊建成後清帝經常至此避暑。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康熙帝出京城前往避暑山莊，在途中寫道，“畏暑乘輿出凰城”，為了躲避可怕的京城夏日，皇帝只好奔赴熱河。年邁的乾隆帝更加畏懼暑熱，“老來畏暑意饒前，方澤祭過啟蹕旃”，夏至過後就要離京避暑了。乾隆帝還在文集中寫道，“且餘年已望七，邇年覺畏暑，園居稍得清涼，可以精勤庶務”，不忘記解釋避暑的同時亦不廢政務，清帝避暑、理政兩不誤，這是京城西郊的三山五園與塞外的避暑山莊都為清代僅次於紫禁城的政治中心的原由所在。

* 本文選自闞紅柳主編《三山五園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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