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0日，南宋村，9歲的林曉雪（左）在喂2歲的弟弟吃西瓜。記者李響攝

曾經浩渺的大縱湖，據說是施耐庵《水滸傳》中“水泊梁山”的原型，其南北兩岸的兩個自然村，“宋”均是大姓，北邊的為“北宋村”，南邊的是“南宋村”。

南宋村共有人口約2100人，其中約960人常年外出打工，約90%的孩子、70%的老人和30%的女人在村中留守。這些年來，我嘗試走進他們的生活，努力記錄他們的喜怒哀樂，探討“留守”給他們帶來的微妙變化。

留守的孩子，如何長大並融入社會，社會各界一直在擔心。一些觀察者更願意將留守孩子置身於悲情之中，擔憂其成長過程中因親情缺失導致的心智不全。

誠然，留守的孩子，存在嚴重的“親情飢渴”，內心容易封閉，行為習慣差，需要更多的社會關愛。但老話一直告訴我們，“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從我的記錄看，我所關注的留守孩子，目前尚無一人偏離正常的成長軌道。戴上“有色眼鏡”看他們，多少有點不如人意；平常心看待，他們都是正常孩子；如果讓他們的父母來評價，他們和孩子，都不容易。

初識留守的孩子

2013年1月走訪中堡中心校時，我記錄了兩位留守的孩子。

“每次送爸爸媽媽到村口，我都忍不住哭，特別是說最後一聲再見時。”12歲的何琪是江蘇興化中堡鎮中心校的學生，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每年只有在清明節或春節回家。她從三年級就開始寄宿，每週五回家，家裡有爺爺奶奶，還有一個小弟弟。“我經常想爸爸媽媽，就躲在被窩裡哭。”

中堡鎮中心校當時有642名小學生，其中390名留守兒童。時任校長祭德華說：“城鄉教育資源不平衡，最大的不平衡是家庭教育的不平衡。城裡孩子可以有爸爸媽媽陪著看書做作業，在農村尤其是留守兒童家庭，幾乎看不到。這種親情的缺失，很難彌補。”

那一天，我隨機選擇了一輛校車，跟放學的孩子一起回家。

“雖然家裡住的不是樓房，只要能住就行了，我更希望爸爸媽媽回來，不在乎他們賺多少錢。”8歲的林曉雪坐在校車第一排，抱著自己的書包，看著窗外結冰的水面咬著嘴唇說。“他們外出打工是為了我好，但我寧願他們在我身邊。”

林曉雪的父母那些年都在上海打工，每年清明節和春節才回家。南宋村離學校8公里左右，因為才上二年級，她還不能寄宿，每天在老師的護送下坐校車回家。“下半年我上三年級，就要寄宿了。”儘管學校有老師的呵護和同學的陪伴，曉雪並不情願寄宿，她提出讓奶奶在鎮裡租房子，放學依然能回家，但考慮到奶奶的辛勞，又放棄了。“奶奶也不容易，我都能理解……”輕聲細語的，成熟得令人幾乎不敢相信她才8歲。

讓我印象更深的，是她內心的擔憂。“媽媽馬上要生小弟弟了。有了小弟弟，媽媽可能就不會喜歡我了。”

車到村頭，爺爺奶奶們圍聚上來，接走了各家孩子。我並沒有下車，因為當時的採訪已經結束。

那一年的學校

去往南宋村的路上，校車經過“丁”字路口，那指向“南宋”的路標，讓我心生嚮往。當年年末，我決定再次探訪南宋村，和同事在村裡呆了5天4夜。

早上6點40分左右，東方逐漸有了魚肚白，月牙依然脆生生地亮著。冬天的寒意，直往我高高豎起的衣領裡鑽。街頭、巷尾，不斷跳出揹著書包的小學生，匆匆趕往村頭坐校車。

見我拿著相機拍照，一名八九歲的女孩好奇地問：“你們從哪裡來啊？”“南京？為什麼從南京到我們南宋來啊？”

為什麼到南宋來？女孩的問話，讓我彷彿有了穿越感。“我身處南宋嗎？”沒等我回答，銀鈴般的笑聲已經遠去。

當年，中堡中心校有來自南宋村的32名留守學生。

我和六年級學生一起上晚自習，在凜冽的寒風中回到宿舍。他們打水洗臉、洗腳，動作熟練。來自南宋村的趙健是為數不多戴眼鏡的孩子，他身材瘦小，穿著厚厚的棉襖，但洗完腳後，穿的還是夏天的涼鞋。

趙健坐在床上，害羞地笑，說自己習慣寄宿生活了，一切都挺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四年級下學期才轉回中堡鎮。但我隨口問的一句“如果有可能，還是希望和爸媽留在杭州吧”，讓他的眼淚瞬間湧了出來……

第二天從知情的老師那裡知道，趙健的父母正在鬧離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讀書。老師說，趙健很聰明，學習也認真，只是父母的事讓原本就內向的他更不愛說話了。

“比較起來，父母在身邊的孩子更活潑些。”62歲的黃秋英說。她是學校的生活老師，照顧過很多寄宿生。在這所學校，所有任課老師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媽媽——除了傳授文化知識，還要特別關注留守孩子的心理。老師們都說，雖然孩子們看起來比較適應學校生活，但對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觸碰。

阮佩君老師曾給一個五年級寄宿班上音樂課，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條花格褲，褲腿變短了，奶奶說我的個子，又見長高啦。我考了滿分老師誇我了，哦……遠方的媽媽，你會知道嗎……”“都說媽媽在哪，哪裡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媽媽，遠在天涯。我多麼盼望你能早點回家，在媽媽懷裡，眼含幸福的淚花。”

阮佩君覺得這首歌歌詞寫得特別真實，所以就教孩子們唱。課上還一切正常，但後一堂課的老師一下課就急匆匆過來問：“你教他們唱的什麼歌？怎麼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阮佩君說，從那以後，她再也不敢教這類歌了。

那一年的團聚

恰逢年底，正是團聚的前奏。陰曆臘月廿五，在外打工的南宋人回來了一大半，還有一些人在路上。宋子嫻的父母，要到年三十才能回來。6歲的宋子嫻愛笑，兩個淺淺的小酒窩特惹人愛。奶奶幫她紮了個羊角辮，走起路來晃來晃去。

那幾天，她幾乎天天都在盼著父母回家。別家小朋友的父母都回來後，就不找她玩了，她很寂寞，只能獨自在家看動畫片。看了一會兒，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起身將在幼兒園獲得的“好孩子”獎狀貼在自己床頭，說要給父母一個“驚喜”。

10歲的徐灝成績一直不太好，父親徐志勇剛從外地回家，並未責怪太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虧欠兒子。“想給兒子買臺電腦學習機，希望能對他有幫助吧。”

徐志勇是位廚師，21歲就外出打工了，一直在蘇州的各家小飯店換來換去。前幾年他和愛人到蘇州一個學校食堂打工，兩人每月能有6000多元收入。見我來訪，他趕緊從裡屋拿出“好茶”招待。他說，也曾想把孩子帶在身邊，可是帶出去只能上民工子弟學校。

“如果學習好，會讓他一直學下去；如果成績不好，將來考慮在蘇州給他買房，或者就在老家蓋房，但他也要出去打工。”徐志勇認為，中國的父母千辛萬苦，都是為了孩子，“我們在外打工，都是夾著尾巴做人，所有的寶，全押在孩子身上了。”

徐灝平時很調皮，一副“混世小魔王”的樣子。父親回來後，他安靜多了。徐志勇認為兒子怕他才這樣，我的感覺是，有父親在身邊，孩子多了份安全感，自然就“乖巧”了。

那一年的送別

正月十五是南宋村一年裡最熱鬧的一天，轟轟烈烈的廟會之後，外出打工的人將重踏征程，村莊將重歸冷清。因為即將面臨離別，這一天，人們都在盡情狂歡，希望抓住歡樂時光的分分秒秒。平時冷清的小街，那天行人如過江之鯽，區域性更是人山人海。

35歲的宋友強在鎮江工作，過完元宵節就要出門。讓宋友強最放不下心的是兒子宋子豪。由於不在自己身邊，他無法對兒子的學習提太高要求，“不可能所有孩子都考上大學，但你必須孝順，在學校人緣要好，能混得開。”“孝順”和“人緣好”，成了宋友強對兒子的特別要求。

離多聚少，留守的孩子與父母分別，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表現方式。6歲的宋子嫻春節期間並沒有整天黏著父親宋世健，因為父親比較嚴厲，經常管她。早晨送別時，子嫻還笑著甜甜地親了一下宋世健，可是當宋世健轉身離去時，子嫻鑽進爺爺的懷裡號啕大哭。

9歲的林曉雪扎著馬尾辮，牽著2歲的弟弟在村頭為母親送行。母親揮手告別時，弟弟大哭著“要媽媽”，不過奶奶一句“帶你去買好吃的”，弟弟就被哄走了；曉雪則咬著下嘴唇，眼淚嘩嘩地流淌。鄰居們一直在安慰她，但曉雪一聲不吭，緊盯著母親的背影，一直等到母親走遠，她才慢慢回家。

12歲的黃雨荷，父母年初六就外出打工了。她沒有送別父母，因為“不敢送，送了更難過”。父母走後，黃雨荷在外婆的小賣部裡擺了個小攤，藉著難得的人氣兜售自己用氣球泡泡做的工藝品。

與宋子嫻等“小小孩”的痛哭相比，林曉雪等“大小孩”的沉默更讓人揪心。也許幾年後，“長大”的子嫻也會這樣“習慣”與父母的分別，能夠嚥下哭聲甚至躲避送別，但那種靜默，也許更傷心，更傷人。

那一年的暑假

因為惦記，2014年暑假，我再訪南宋村。

“全村學齡兒童一百七八十人，留在村裡的估計只有二三十號人，絕大多數都到外地打工的父母那邊去過暑假了。”村會計餘永紅說。聽此一說，我的心裡有點失落，彷彿採訪物件一下消失了，內心空空的。

在村裡穿行，偶遇宋子豪。13歲的他風一樣地從小賣部跑出來，手裡拿著即將融化的冰棒。見到我們，他只是大叫一聲“啊呀”，又徑直跑回家，跑上樓。

原來，他有兩個朋友正躲在樓上用無線網玩網遊，他是負責出去買冷飲的。爺爺到鄰近的沙溝鎮打零工去了，奶奶下田忙農活，他成了自由自在的“小狗”。

趙桂泉是南宋村的校外輔導員，他本來打算把留守的孩子召集起來輔導功課，便讓宋子豪去召集一下，沒料到宋子豪一口回掉了：“沒人。我找不到他們。”趙桂泉無奈地搖搖頭：“孩子的想法，和大人不一樣。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在關心孩子，他們卻認為這限制了他們自由。”

父母不在身邊，村裡的“宋子豪們”是自由的，不僅天寬地廣，活動內容也多姿多彩，可以摸魚摸蝦，玩玩石子泥巴，可以滿街滿院追得小貓小狗亂跳亂叫，任意揮灑他們的汗水。這種自由，足以令城裡孩子豔羨。

林曉雪中午剛去中堡鎮取父母寄給她和弟弟的包裹。光著屁股、光著腳丫滿地走滿地爬的林仁旭，正努力抱起一隻小狗，體力不足，差點就和小狗滾到一起。見姐姐拆包裹，忙不迭地跑過來，鬧著要吃。曉雪開啟一罐薯片，弟弟拿過去一邊吃一邊漏，小狗便搖頭擺尾跟在後邊“撿漏”。

曉雪的成績非常優秀，牆壁上貼滿了獎狀。除了完成暑假作業，她還努力幫爺爺奶奶做家務並照顧弟弟。如果弟弟帶得好，奶奶還會獎勵曉雪5元錢。“我已經存了20多元，弟弟馬上要過生日了，我要到中堡鎮給他買個生日蛋糕。”曉雪自豪地說。長姐為母，沒人教她，曉雪儼然已是個大姐姐。

第一次採訪曉雪時，她對即將出生的弟弟有很強的排斥感。再見她時，她完全沒了這種感覺。“以前的暑假，我總覺得很孤獨，因為玩伴少了。現在，我有弟弟天天陪著，就不寂寞了。”

他們依然讓我感動

菜花落盡結籽，燕子繞樑銜泥。一別已是五年，我突然萌生再訪南宋村的衝動。在這個時間節點，去看望5年後留守孩子各自的生活狀態。他們可能已經上了高中，可能已經考上大學，甚至可能已經走上社會。我努力尋找曾經記錄的每一個孩子。

在中堡中心校，我順利地找到了林曉雪和她的弟弟林仁旭，以及曾經像“混世小魔王”一樣的徐灝。學校安排他們一起和我座談。

15歲的徐灝個子1。83米，已經上初三了。“我成績還是不怎麼樣，但我喜歡打籃球，是校籃球隊的後衛。我準備考體校。”對自己的未來，徐灝並不悲觀。他還熱情地向我介紹其他孩子。“那個餘飛鴻，19歲，當兵了。宋子豪，前年就去了鎮江，到他爸爸那邊去了。假期還回來一起玩。”

14歲的林曉雪，是初二（1）班的班長，成績一如既往的好，個子也1。74米了。我從不擔心她的成績，只擔心她的家庭。因為3年前，她的父母離婚了。

“能問問你父母的情況嗎？”“沒事，我沒那麼傳統，也沒那麼脆弱……”曉雪笑著大大方方地說。

“媽媽和爸爸在一起不開心，她離開爸爸，我不反對。現在她挺好的，經常和我們聯絡，還給我和弟弟買東西。”

“那你爸呢？”

“爸爸在浙江打工，過年才回來。他馬上也要成家了……這些我都能承受，我只是擔心弟弟，我怕他長大了心裡有陰影。”曉雪摟了摟懷裡的弟弟。虎頭虎腦的林仁旭已經上幼兒園大班了，他只是好奇地看了看姐姐。

“你不怕爸爸結婚後對你有影響？”

“我已經長大了，將來不會和他們一起生活多長時間。我只要把弟弟照顧好就行了……”

林曉雪的回答，讓我感動得有點心疼。她不僅能理解父母離婚並各自再婚的選擇，還主動承擔起照顧弟弟的責任。本想安慰她幾句，我卻不知道還能說什麼。

已經改變的道路

聽說我到南宋村走訪，遠在鎮江的宋子豪特意在下課後加我微信，並用影片與我通話。影片中，他已然是潮男模樣，只是聲音仍顯稚嫩。

“我就是想離父母近一點。”宋子豪就讀於鎮江市潤州區資訊中專，學的是汽修電子。他說，將來還打算到南京金肯職業學院，學汽車修理。

“是你自己提出來上中專的嗎？”“是的……”“好啊，到南京後聯絡我。”宋子豪在電話那頭笑了。

林曉雪還在傳統的求學路上，徐灝即將面臨“考體校”的選擇，宋子豪已經提前“變道”，而黃雨荷，儘管中途“變道未遂”，心中目前也有了方向。

黃雨荷17歲了，第一年沒考上高中，復讀一年後，考上了民辦的板橋高中。“孩子很懂事，每次回來，都會幫我做家務。”57歲的劉叢花是雨荷的外婆，在村裡打理著一間破落的小賣部。她驕傲地拿出雨荷在學校獲得的各種獎狀：“過年的時候，雨荷還給我買了部新手機。她說是她的零花錢。”

劉叢花的女兒女婿在上海打工，女婿好賭，總是存不了什麼錢，小賣部的生意也很冷清，一天賺不了幾個錢。黃雨荷能有零花錢給她買手機？

當我趕到50多公里外的板橋中學，見到黃雨荷的班主任顧後盼時，才恍然大悟。“去年，學校給黃雨荷1000元助學金，她跟我說，那錢她會給外婆。”顧後盼說，黃雨荷家境要比其他很多孩子困難，基本看不到她吃零食。

黃雨荷沒有更高的目標，她說，如果可能，就考個衛校吧。“初三結束時，我就想出去打工，或者上職業中學，母親不同意，一定要讓我讀完高中。”黃雨荷還是那麼靦腆。“高中課程太難，我跟不上。”

“你用助學金給外婆買手機了？”“嗯……”

記錄也許還將繼續

“我們學校的學生，基本上都是留守的。在學業上，很多學生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努力。”在教師辦公室，顧後盼坦然對我說：“你知道，民辦高中的錄取分數要比公辦高中的分數低很多，所以，這裡的學生，學習基礎都不是很好。”他停頓了一下，“但是，黃雨荷是目前還在努力學習的女生中，為數不多的人之一。”

對於孩子的父母選擇外出打工，顧後盼認為“也許是做了最好的選擇”。“哪個父母不知道疼孩子？如果不外出打工，面朝黃土背朝天，孩子的大學學費怎麼辦？以後的生活怎麼辦？父母該如何向孩子交代？”顧後盼說，如果父母現在選擇陪伴，孩子將來的日子會更難過。

中國人歷來留戀“老婆孩子熱炕頭”那種平靜溫馨的生活，乃至成為鄉愁的標配。只是隨著社會經濟的轉型發展、城市化程序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選擇離開生他養他的故土，去遙遠的城市獲取財富，去追求實現自己的夢想。與此相對的是，他們年邁的父母、未成年子女，大多數只能留在家鄉。

民政部的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餘人。這些孩子，將來的命運會否不同於其他孩子，不得而知。因為每個人的成長會受到很多變數的影響，留守，只是其中之一。留守的孩子，的確比其他孩子少了親情呵護，但不能說他們就會因此“脫軌”。即使成長過程中出現某些異常，也不能完全歸咎於“留守”。

誠然，留守的孩子普遍變得內向、因缺少父母管教而成績相對滯後，但也有活潑開朗、成績優秀如林曉雪者。而且，沒有父母的遮風擋雨，他們更早接觸生活的艱辛，更早學會自立自強，如黃雨荷，懂得節約，努力做手工藝品掙錢，還將助學金用來給外婆買手機。調皮的宋子豪，早早為自己規劃了未來。即使成績不如意的徐灝，也很樂觀地期待能在體校嶄露頭角。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極少有父母會選擇拋家離子。兩害相權取其輕，正如教師顧後盼所言，父母外出打工、老人孩子留守，“也許是做了最好的選擇”。

“留守問題”愈發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各地都在探索幫助留守家庭的對策和方法而沒有放任自流，這對留守家庭而言，是個福音。但是，是否需要將留守兒童置身於弱勢的語境來同情來憐憫，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相對於非留守家庭，他們是弱者，但他們或許並不希望別人將他們視為“弱者”。

我在南宋村採訪的最後一天，想去看看放學後的林仁旭。打零工的奶奶還沒回家，姐姐林曉雪在學校寄宿，林仁旭正拿著姐姐送他的手機在家門口興奮地打遊戲。鄰居家一位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好奇地站在他身後看熱鬧，滿臉羨慕，冷不防被一位老婦人（估計是孩子的奶奶）抓著頭髮往家拎，嘴裡還吼著：“別人家沒父母管，瞎玩，你還不回家做作業？”

那個孩子流著淚回家了。站在一旁的我，心被揪了一下——這就是留守與非留守的差別？

我仍在努力關注著，希望能為這些留守孩子完成一個成長“全記錄”。（記者朱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