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與都城空間關係的深化，還體現在女性對公共與私密空間的勾連。唐代盛行一時的公私宴飲很大程度上打通了私密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界限。女性的廣泛參與使普通文人得以深入城市空間細部，接觸各階層的女性，聆聽其故事。

有唐代，社會風氣較為開明。女性尤其是上層女性得以走出封閉的閨帷，走入公共空間，參與社會生活。武則天、太平公主等貴族女性多次主持文人宴集。上官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並對群臣之作進行點評。這些都標誌著上層女性生活空間的擴大。在宴會中，她們既是被欣賞的物件，也是參與者甚至組織者。既是詩歌的表現物件，也是詩歌的創作者。長孫皇后《春遊曲》、楊玉環《贈張雲容舞》等作，都以女性身份參與宴飲，將宴飲中的其他女性寫入詩歌。這在之前的文學創作中是罕見的。

唐代的女子不再是漢代大賦中長安畫卷的一抹香豔點綴，也不是六朝宮體詩歌中供人賞玩的器物，而是有了自己的情感。而這情感還如此真誠熾烈，“何辭死”“不羨仙”表達了決絕的態度。她們錦衣玉食，被蓄養於高門大戶，卻並不滿足於這樣的生活，而是嚮往真正的愛情，願作雙飛燕子、比目鴛鴦，而不是錦繡中的孤鸞。

這種願望打破了狹窄空間侷限，使女性走入公共空間的過程，也是重新走入詩人視野的過程。長安、洛陽地區宴飲集會的風氣為普通士人與親族、青樓之外的女性提供了更多接觸機會。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曰：“長安風俗，自貞元侈於遊宴。”不止貞元之後，終有唐之世，兩京地區宴飲成風。曲水楔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線，七夕粉筵等節日無不廣邀賓朋、大擺宴席。送別、升遷、生辰、婚嫁，無不是士人集會的理由。這些集會中大多有女性的身影。《舊唐書·穆宗本紀》載：“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談賦詩，投壺雅歌，以杯酌獻酬，不至於亂。國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席以喧譁沉湎為樂。而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間，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資治通鑑》記飲宴情形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可見隨著經濟繁榮，交通便利，來自四方的平民女性也出現在酒肆、狹斜、集市等公共空間。她們中不少人具備了一定的才藝：“唐代自後宮妃嬪，到高門貴婦、閨閣千金、書香仕女、小家碧玉，延及尼姑女冠、娼優姬妾，甚至青衣婢女，多有讀書識字、能詩善文者，女子習文賦詩蔚然成為一代風氣。”這些多才多藝的女子從燕趙吳楚等地聚集到繁華都市中，盡情展現她們的文學、藝術、舞蹈才能。她們是都市繁華的象徵，也是都市活潑的靈魂，為唐代詩人提供了新的靈感。

公私空間外，女性行跡還成為勾連世俗與宗教空間的紐帶。唐代貴族女性入道之風盛行。玉真公主開風氣後，玄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幾乎每代都有公主為女冠。巔峰時期，甚至一朝有四位公主出家。上行下效，其他貴族女性也因各種原因走入道觀佛寺。在全新的空間中，女性的生活相對自由，與男性交往時所受道德約束較少。這種社會風氣吸引文人或豔羨或批判的眼光。李商隱《重過聖女祠》《碧城》《無題》中飄忽不定的神女形象、欲說不能的迷離情感，都可以從女冠身上找到影子。韓愈《華山女》則透過對華山女道士講經的描寫批判了長安城荒淫奢華的世風。女道士為了吸引信徒，精心裝扮自己，再緊閉道觀之門，做出真訣不為外人道的樣子，卻暗中透露訊息，“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引得聽眾如山，熱鬧非凡：“掃除眾寺人跡絕，驊騮塞路連輜。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講經頗為精彩，善男信女當場供奉財物：“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最終引起帝王注意，將華山女迎入宮廷。那些被華山女吸引的豪家少年不知已人去樓空，依然“來繞百匝腳不停”。結尾處“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等語含諷刺，暗示了華山女道士與長安浪蕩少年們的曖昧關係。詩中女道士、登徒子、村婦愚夫皆各具面目，細緻生動；講經場面熱鬧盛大，宛在目前。透過展示華山女道士的生活，模糊了世俗與宗教、私密與公開空間的界限，展示出描摹都城世情的風俗畫卷。

安史之亂後，梨園弟子、宮女甚至嬪妃流落民間之事屢見不鮮。她們獨特的人生經歷也被寫入詩歌。陳陶《西川座上聽金五雲唱歌》，言詩人於蜀王宴會上聽到一位歌伶聲遏行雲的精彩演唱。唱罷謝客時，歌伶似有所感，淚落如雨，並自陳身世：“自言本是宮中嬪，武皇改號承恩新。中丞御史不足比，水殿一聲愁殺人。武皇鑄鼎登真籙，嬪御蒙恩免幽辱。茂陵弓劍不得親，嫁與卑官到西蜀。卑官到官年未周，堂衡祿罷東西遊。蜀江水急駐不得，復此萍蓬二十秋。”從長安宮廷到西蜀宴會，從受寵妃嬪到飄萍無定的歌姬，女性所處空間的改變與其命運的改變同步，也與二十年間天翻地覆、盛極而衰的國運一致。在此，女性行蹤成為勾連各空間的紐帶，也成為滄桑鉅變的典型寫照。透過對她們生活的窺探與想象，詩人的獵奇之心得到了滿足，榮華難久之嘆得到抒發。

此外，唐人描寫女性時的自由度是後世不能比擬乃至無法理解的。比如，白居易《長恨歌》被後人論為“皆穢褻之語”，“回眸一笑百媚生”等句，“乃形容勾欄妓女之詞，豈貴妃風度耶？白居易直千古惡詩之祖”。

朱熹所謂“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雖為宋人偏見，但也說明唐代女性觀的不同。白居易寫前朝舊事，李白《清平調》乃“欣承詔旨”“援筆賦之”，寫貴妃之美則言“長得君王帶笑看”“可憐飛燕倚新妝”，按宋人標準亦難免輕薄之譏。這種不理解是唐宋社會風氣、法律制度等現實差異的反映。較為開化的社會風氣及婦女觀念使詩人對女性的觀察及書寫都更為自由。既能超出六朝樂府“聲色”侷限，也不受後世禮教束縛，多層次、多角度觸及女性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