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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得流油的大宋朝,咋也老鬧“錢荒”?

簡介全國貨幣的流通總量大概在2億6千萬貫,年鑄銅錢最多可達500萬貫,可即便這樣從北宋到南宋,“錢荒”一直就沒有斷過,問題出在哪裡

堅銅羅盤有加攻擊的嗎

富得流油的大宋朝,咋也老鬧“錢荒”?

兩宋時的中國社會,正從農業實體經濟向工商貨幣經濟轉變。那時候到底有多牛?北宋國民生產總值幾乎佔世界的一半以上,宋初就完成了歐洲16世紀才完成的“糧食革命”,11世紀的宋代冶煉業已達到歐洲17世紀的規模;北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其中東京開封府的人口超過150萬,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的人口均超百萬,而同時期的歐洲倫敦、巴黎市民不過幾萬人。把人類世界推向近代文明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均出現在宋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誕生在宋代;包括茶引、鹽鈔在內的“有價證券”及流通“票據”也產生在宋代。經濟的繁榮,科學的進步,造就了宋代貨幣的繁榮。國家賦稅年入1。6億貫,相當於盛唐時的7倍。全國貨幣的流通總量大概在2億6千萬貫,年鑄銅錢最多可達500萬貫,可即便這樣從北宋到南宋,“錢荒”一直就沒有斷過,問題出在哪裡?

富得流油的大宋朝,咋也老鬧“錢荒”?

宋代的“錢荒”分佈極不均勻,有季節性和地域性的特點:譬如豐收時節,集中上繳稅負時、江浙一帶最易發生“錢荒”。北宋時,中國的經濟重心已南移,江浙等地經濟生產最發達,物產最豐富,但宋帝國的貨幣量卻“相對”供應不足,“錢荒”也就經常發生。

漢唐以來,官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大部分是以糧食等實物為主,金銀、絲帛、銅錢(貨幣)為輔,允許部分運輸不便的地區折納上解。從唐朝晚期至北宋前期,官方逐步擴大了田賦徭役等貨幣化程序,優先收取便於運輸的貨幣上繳,減少實物的徵收;與此同時,北宋時科舉取士大規模擴招,導致公務員數量迅速膨脹,加之北宋官員薪資在宋真宗後大幅上漲,且減少實物發放,增加貨幣比例,這些都加重了政府的貨幣開支及赤字。蘇軾被貶居黃州時,曾幽默地記述過自己經濟的困窘,說每個月只能領很少的俸錢,他將其分成三十份,掛在屋樑上。每次只用畫叉挑下一份錢來使用,避免超支。偶有結餘,就用來款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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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南北朝出現“府兵制”,軍隊亦兵亦農自給自足,中央政府所承擔的供給壓力本不算太大。但自唐玄宗天寶之亂藩鎮割據,歷經五代至兩宋,“府兵制”徹底被“募兵制”所取代。中央政府用經濟手段支付國防軍費乃至後勤物資運輸的開支;加之宋代商業經濟空前發展,政府對商人的干預和約束相對較少;遼、夏、金國的大量使用宋錢“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使得宋的銅錢充當起類似於今美元國際貨幣的角色;1266年,鎌倉幕府更公開承認宋銅錢為日本的法定貨幣。此外,宋銅錢還是高麗、交趾等國的主貨幣,並流向南亞和西亞,成為印度南部、阿拉伯地區的輔幣。所以宋即便有四個主要造幣廠: 饒州永平監、池州永豐監、江州廣寧監、建州豐國監,造幣廠全年無休加班加點,年鑄幣到100萬貫以上(宋鑄幣能力是唐朝和明朝的好幾倍,且唐代一貫錢有1000枚,而宋真宗時1貫只有770枚銅錢),依然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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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和南宋還金融創新,發行過紙幣。北宋時叫交子,南宋時叫會子,尤以會子的流通範圍廣。但紙幣作為信用貨幣,如果國家超發,就會迅速貶值,南宋後期的會子就貶值得慘不忍睹。第一版會子可兌換近800文銅錢,發行到第十八版時,每貫會子只能兌換銅錢不到200文錢。宋理宗末年,蒙古大軍壓境,市面上只見紙幣不見米,二百貫會子,相當於20萬文錢,還買不了一雙草鞋。經濟問題考驗著當局者的智慧。為了緩解“錢荒”問題,兩宋政府可謂殫精竭慮。宋仁宗時,在西北發行鐵錢;宋徽宗時,蔡京又推行了夾錫錢,含銅只有57。14%,其餘為黑錫和白錫的錢幣,不過偷樑換柱的做法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只會出現典型“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逼著百姓拼命花掉紙幣,貯備銅錢,有的乾脆鑄成銅器保值增值。

中國作為世界上相對較早熟練開採和冶煉“銅”的地區,在商周至秦漢時期,即廣泛鑄造青銅器製品,有酒器、食器、兵器、禮器等種類繁多。秦漢以後,鐵質兵器取代銅質兵器;陶器逐漸佔據了酒器和食器的位置;青銅禮器的鑄造工藝逐漸沒落,金屬“銅”開始大規模應用到鑄幣。隋唐時期,除了鑄錢,銅鏡和佛像也是另外兩個用“銅”比較多的領域。歷經唐武宗、後周世宗柴榮的兩次毀佛鑄錢,再到宋朝“銅禁”導致銅鏡鑄造的沒落,整個國家的“銅”又重新集中應用於鑄幣,直到明朝用銀作為主貨幣為止。

既然民間要藏銅、毀錢鑄器,那就禁止民間儲藏銅錢好嘍。宋代官府採取更為嚴厲變態的“錢禁”,曾規定攜帶銅錢五貫以上出境者要被判處死刑。後來邊境形勢吃緊,刑罰加劇,規定攜帶銅錢出西北邊境一貫以上者就要處死。為了防止都城“錢荒”,無論是北宋的汴梁還是南宋的臨安,都頒佈了禁令,鹹平三年“仍令開封府出榜曉諭,其諸城門鎖不得私放出見錢。” 朝廷也對官僚機構下了禁令,一律不得搬運銅錢下海船,防止官員假借公事名義走私銅錢。除了海防,邊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官方如向邊關地區百姓買馬,不得再用銅錢,改用布帛或者茶葉等實物交換。宋朝政府還壟斷銅礦的開採及冶煉,禁止民間用銅,甚至哪怕是擁有銅器,一個挖耳勺也不行。大規模的銅器收繳在民間屢屢發生,由於後來鑄錢添加了鉛和錫,又衍生出“鉛禁”和“錫禁”。北宋時,犯“銅禁”10斤乃至以上者,都要受杖刑,並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南宋則是:“一兩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鄰州本城。”

富得流油的大宋朝,咋也老鬧“錢荒”?

宋高宗時,南宋都城臨安“錢尤難得”,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滯銷,老百姓深受其害。恰逢秦檜當政,民怨沸騰難平。老謀深算的秦檜放出風聲,說舊錢不能用了,命令鑄造新錢。一時間,臨安的富戶紛紛出手,將自家貯藏的銅錢紛紛投向市場,現金流像泉水一樣在臨安市場上噴湧。臨安“錢荒”被秦檜的一場陰謀化解,暫獲喘息之機。

治標不治本,有人看得最透。兩宋時唯王安石立主廢除“銅禁”,用現在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其方案也確實有足夠的遠見和眼光:首先,放開“銅禁”中禁止使用銅器一條,可官方組織生產(類似國營企業),直接獲取鑄造銅器的利潤;其次,放開“銅禁”中禁止商人購買原銅一條,允許購買原銅並用於鑄造銅器出售(敞開原料供應)。

銅器供應量擴大,價格自然下降。商人可自由購買原銅,犯不著幹私熔錢鑄幣這種屬於“錢禁”的違法行為,因為犯罪成本與風險收益不成比例嘛,這樣私熔錢幣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不然你就是把所有銅匠都抓光了,把銅抬到天價,只要有利可圖依然會有人鋌而走險。不過,隨著“王安石變法”失敗,北宋陷入“黨爭”之中,繼任者的經濟改革多無建樹,小改小鬧沒什麼起色。

貨幣迴圈過程中發生“側漏”,貨幣總量充足的話,“限購”、“禁夠”就沒這麼重要,且破壞了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只會將社會財富集中到權貴手中。在自由市場中,僅靠行政命令調控壟斷市場資源是不夠的。宋朝的領導人沒這個經濟意識,將市場調節人為干預,弄巧反成拙,導致兩宋末年經濟流通壁壘重重,物價飛漲,商品滯銷,經濟體系陷入崩潰邊緣,天災人禍未至方寸已大亂,銅錢變成了少數人牟利的工具,散發出陣陣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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