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讀嘉出品 讀嘉

文/蘇則（原創）

這是 讀嘉 的第 180篇文章

本篇9619字，大約閱讀時間為23分鐘

引子：金庸小說中的武俠和歷史人物原型

提到“俠”，我們當然很容易聯想到金庸的武俠小說，可以說，現代漢語圈對武俠和武俠精神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金庸小說之上的。而金庸對武俠精神的理解，又可用他筆下的大俠郭靖對侄兒楊過的一段話來概括：

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助守襄陽……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①

出於對武俠傳統的類似理解，金庸在其小說（主要是早期小說）中刻畫的大俠形象裡注入了鮮明的愛國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元素。在他的筆下，全真教主王重陽早年是抗金英雄，他隱居用的活死人墓乃是義軍基地；他的弟子丘處機繼承他的精神，積極刺殺金人首領；武當張三丰自稱“老道生平，專殺韃子”，視“驅逐胡虜，還我河山”為“大義所在”。

然而如果我們檢索相關史料，就會發現：王重陽與丘處機抗金、張三丰抗元的小說橋段在歷史上並無真實依據。不但如此，他們和金元政權的關係可能還比較親密。元代全真教徒秦志安在其所編《金蓮正宗記》中，記述王重陽曾經向金人建立的劉豫齊國傀儡政權“獻賦春宮”，結果沒有得到對方的歡心而被黜退，於是後來又去考了金國的武舉；丘處機本人先後受到金世宗和金章宗的召見和禮遇，甚至曾經幫助金人僕散安貞招降反叛的紅襖軍②；在明清人的眼中，張三丰忠於元朝的形象更深入人心，清人汪錫齡編輯的《張三丰全集》中有兩篇詩文署有“大元遺老三豐道人”、“大元遺老張三丰”的稱呼（可能系偽託）。

《三豐全書》中的“大元遺老”形象

由上可知，金庸筆下把國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武俠形象，是受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情結影響甚深的現代人對真實歷史的改造，但是當然，歷史上的王重陽和張三丰也並不是典型的俠客式的人物。

那麼，真正的古代遊俠是怎麼樣的，歷史中的他們是以什麼樣的原則行俠仗義的呢？

一、真實的俠道：怎麼做一個春秋戰國時代的俠客

古代遊俠行俠仗義，並沒有後世文人拔高的那種理論高度，他們的俠義原則，基本體現在具體的人際關係中，和抽象的“國”、“民”關係都不大。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中曾對他們重視的品德有頗為簡明的概括：說話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決斷，已經答應的必定實現，以示誠實，肯於犧牲生命，去救助他人的危難（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信守諾言、濟人之困，這都是非常具體的人際行為。

具體的人際關係都是雙向的，所以古代俠客的行俠仗義也不是單方向和無差別的；“士為知己者死”，俠客對於關係更加親密，特別是曾從之得到過恩義的物件，更有幫助和捍衛的義務。這個原則特別清楚地表現在春秋戰國之交的晉國刺客豫讓的例子中，“士為知己者死”最早就出自豫讓之口。唐代司馬貞《史記索引》也說，“遊俠，謂輕死重氣，如荊軻、豫讓之輩也”。荊軻我們很熟悉，豫讓是什麼樣的人呢？

豫讓是晉國人，其時晉國有智、範、中行、趙、魏、韓六支大貴族相互爭權，豫讓作為家臣曾先後為範氏、中行氏、智氏效力，範、中行先後滅亡，豫讓都沒有為他們復仇，唯獨在智氏滅亡之後，他更名改姓，先是偽裝成受過刑的人，之後又把漆塗在身上，使自己肌膚腫爛，像得了癩瘡，吞炭使聲音變得嘶啞，使自己的形體相貌難以辨認，沿街討飯，設法接近並殺死滅亡智氏的趙襄子，為智氏的君主智伯報仇。

按《史記》帶有傳奇色彩的敘述，趙襄子在豫讓幾次三番化裝接近的時候，因為感覺心驚肉跳或者車馬驚動而發覺了刺客。這可能說明的是趙襄子個人行止習慣比較謹慎，安保措施做得比較好，因此豫讓來行刺的幾次，趙襄子事先都有所發覺，刺殺沒有成功。於是趙襄子指責豫讓說：你也曾經侍奉過範氏和中行氏呀，後來範氏和中行氏被智氏消滅了，你不替他們報仇，反而成為了智伯的家臣；為什麼現在我殺死了智伯，你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為智伯報仇呢？豫讓的回答是：我侍奉範氏、中行氏的時候，他們都把我當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而智伯把我當作國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國士那樣報答他。最後豫讓終究為智伯而死，雖然他行刺趙襄子不成，但仍然在刺擊後者的衣服，表示了復仇之意後，伏劍自殺。③

單方面、無條件的忠是愚忠，並不是最早的傳統君臣關係所提倡的；犧牲生命是人臣最高層次的報答，必然需要君主相對等的恩義；豫讓的做法並不是當時的孤例，春秋戰國時代眾多刺客俠士的捨命一搏，都源於主君對門客超規格的待遇。所以我們閱讀關於春秋戰國視死如歸的刺客的傳記，都會發現君主對他們厚待的記述，這其實體現了封建時代君臣關係的準則。豫讓刺趙襄子，是為了報答智伯的恩義；荊軻刺秦王，是為了報答太子丹的恩義，都出於對私人關係中倫理規則的信守，和“愛燕主義”或者“愛智主義”無關。

荊軻刺秦王畫像石。《史記·刺客列傳》：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荊軻）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刺秦失敗，荊）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知恩必報要求俠客不輕受他人的恩惠，因為一旦受恩就意味著必須承擔報恩的義務。另一個著名的戰國刺客聶政的經歷體現了這一點。他是韓國軹（zhǐ）邑深井裡人，為躲避仇家，和母親、姐姐逃往齊國，以屠宰牲畜為職業。韓哀侯的臣子濮陽嚴仲子和韓國國相俠累結下仇怨，不得不逃亡外地，他聽說聶政是個勇敢之士，便希望聶政能為他復仇，因此多次登門拜訪，備辦宴席，親自捧杯給聶政的母親敬酒，並以為聶母祝壽名義贈金一百鎰，聶政堅決推辭：“臣有老母健在，家裡雖貧窮，客居在此，以殺豬宰狗為業，以此奉養老母，老母的供養還算齊備，不敢接受仲子的賞賜。”嚴仲子因此說出希望聶政為他復仇的意圖，聶政認為老母尚在，不能以生命輕易許人，因此仍然拒絕嚴仲子的贈金。要注意，俠客聶政的行事邏輯仍然是以私人關係（母子之情）主導的。

母親去世，聶政服喪期滿，聶政報父母之恩已畢，是時候報答嚴仲子的恩義了。他感慨說：“我不過是平民百姓，拿著刀殺豬宰狗，而嚴仲子是諸侯的卿相，卻不遠千里，委屈身分和我結交。我待人家的情誼是太淺薄太微不足道了，沒有什麼大的功勞可以和他對我的恩情相抵，而嚴仲子獻上百金為老母祝壽，我雖然沒有接受，可是這說明他是我的知己。我怎麼能一味地默不作聲，就此完事了呢！”於是向西到濮陽，面見嚴仲子，獨力承擔為之復仇的責任，嚴仲子希望為他提供車騎壯士作為助手，聶政認為人多反而容易洩密，危及嚴仲子的安全，因此拒絕了。

聶政帶劍刺殺俠累成功後，為了不暴露身份連累嚴仲子，便以極為暴烈的方式，毀壞自己的面容，挖出眼睛，剖腹自殺。他的目的達到了，韓國國相俠累是國君的親戚，韓國把聶政的屍體陳列在街市上，出賞金查問兇手是誰家的人，但過了很久仍然一無所獲。最後是聶政的姐姐冒著生命危險認取聶政的屍體，才使得聶政之名為後世所知。值得注意的是，聶政的姐姐雖是女子，卻認為弟弟捨命為嚴仲子報仇之舉是非常自然的舉動：“嚴仲子從窮困低賤的處境中把我弟弟挑選出來結交他，恩情如此深厚，我弟弟還能怎麼辦呢？勇士本來就應該替知己的人犧牲性命啊！”可知知恩必報，實為當時人普遍信奉的原則。④

聶政的姐姐聶嫈（或榮）也是古代東亞著名的女英雄，她最終死在弟弟身邊。《史記·刺客列傳》：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謬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由上述幾個具體的例子可知，對於歷史上真正的古代俠客而言，具體的私人關係和人際倫理才是他們為人行事最重要的依據。對於“布衣之俠”是如此，對於“貴族之俠”也是如此——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司馬遷把春秋時代吳國公子季札和戰國四公子（孟嘗、春申、平原、信陵）劃定為非平民的義俠之士，我們用其中佼佼者信陵君的事蹟來說明這一點。

信陵君姓姬，魏氏，名無忌（？－前243年），是魏昭王的兒子，魏安釐王同父異母的弟弟，魏安釐王即位後將魏無忌封於信陵（今河南寧陵），因此魏無忌被稱為信陵君。信陵君禮賢下士，招募大量門客，他人生最高光的時刻，無疑是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57年為趙國解邯鄲之圍——當時秦國挾長平之戰坑殺趙國數十萬人的餘威，進圍趙國國都邯鄲城，趙國是秦國在北部的主要敵人，如果邯鄲失守，東亞諸國均勢就將被徹底打破。

但當時魏國和魏安釐王其實並不願意救助趙國，信陵君出手救援趙國是背國行事。信陵君出手相助的理由也很簡單，並沒有“為國為民”之類的偉光正口號，他不能不救援趙國，是因為他和趙國有姻親關係，信陵君的姐姐嫁給了平原君。平原君又多次寫信懇求，認為信陵君為人道義高尚，能熱心幫助別人擺脫危難。信陵君多次請求魏王出兵，魏王都因為害怕秦軍不敢出手救援。最終信陵君認為終究無法徵得魏王同意出兵，便請來賓客，湊集了戰車一百多輛，決計帶著賓客趕到戰場上去同秦軍拼一死命，要與趙國人一起死難。

大梁城東門的看門人，魏國隱者侯嬴為信陵君籌謀了借魏軍為趙國解圍的計劃。侯嬴本人是魏國人，但此前深受信陵君的厚恩，當信陵君準備帶著門客們去戰場上和秦軍拼命的時候，在大梁東門和侯嬴見了一面。侯嬴以年老推辭，不願跟從，知恩不報，這違背了當時的人際交往原則。因此信陵君離開東門後覺得不是滋味，又特意回來詢問侯嬴是不是自己哪裡做得不對、得罪了對方。侯嬴笑著說，臣知道公子一定會回來。於是向他提供了竊符救趙的全盤計劃：魏國兵符放在魏王的臥室內，魏王寵妾如姬父親被人所殺，如果信陵君能為她復仇，她必然會為公子盜出兵符以報恩；信陵君獲得兵符之後，就可以獲取魏軍君權，向北救助趙國，向西抵禦秦國。侯嬴又向信陵君推薦了他的朋友屠夫朱亥，此人是大力士，也曾受過信陵君的恩惠。

《史記·魏公子列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硃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硃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硃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

信陵君派門客為如姬殺死了殺父仇人，如姬果然冒死為信陵君盜出兵符，朱亥用四十斤的大鐵椎為信陵君殺死了拒不交出兵符的魏將晉鄙，侯嬴在信陵君到達魏軍駐地後自殺為公子送行，證明了自己並不是怕死才不跟隨主公。信陵君選精兵八萬擊秦軍，為趙國解邯鄲之圍，於是在東方六國中得重名，但也從此留駐趙國、不敢回魏。秦國聽聞信陵君留趙，於是多次出兵攻擊魏國，魏安釐王以祖宗宗廟的理由請回信陵君抗秦，東方諸國得知信陵君為魏國統帥軍隊後，都各自調兵救援魏國，信陵君率領五個諸侯國的軍隊，在黃河以南地區把秦軍打得大敗，乘勝追擊到函谷關，使秦人不敢再出關，信陵君威震天下⑤。

如果我們用“忠君愛國”為標準來看，竊符救趙事件中信陵君一方的人物，沒有一個是合格的愛魏人士，如果我們用“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標準來看，信陵君一方的人物全部是“俠之小者”：信陵君不應該想方設法救助趙國，應該把魏國和魏王的利益放在血肉親情和扶危救困的衝動之上；侯嬴、朱亥、如姬即使受到過信陵君的深恩，也應該舉報信陵君的“不忠行為”，因為“魏國利益高於一切”。從國家利益層面看，信陵君、侯嬴、朱亥、如姬都不是大魏忠臣，但他們不失為扶助親友的兄弟、忠於知己的朋友、有恩必報的義士、排危解困的俠客，他們的行動得到了時人和《史記》的高度評價，證明當時基礎人際關係和倫理的重要性還沒有被絕對化的忠君愛國思想侵奪。信陵君在獲取魏國軍權，選拔精兵時曾下過一道很有意思的命令：

父子都在軍隊裡的，父親回家；兄弟同在軍隊裡的，長兄回家；沒有兄弟的獨生子，回家去奉養雙親。

這條軍令把家庭存續放在國際爭戰之上，把孝友放在忠君之前，體現了封建時代基礎人際關係的核心地位。恰恰是這批重視基礎人際關係的人物的行動，阻止了十餘年間暴秦的東侵，捍衛了魏國的安全。

王昌齡《答武陵田太守》：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二、朱家和郭解的命運：帝國為何打擊遊俠？

雖然後世文人非常積極地把古代俠客的道德標準和國家利益統一起來，但古代遊俠的真實處境是非常尷尬的，自秦以後，他們就深受帝國的壓制打擊，東亞大陸的遊俠傳統也因此逐漸湮沒無聞。我們以漢代遊俠的遭遇為例說明他們與帝國的關係。

由前面我們舉出的例子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俠客多是封建貴族的門客，戰國四公子多以“養客三千”見稱，形容其臣屬俠客之多；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從帝國安全和帝王權位角度考慮，認為做臣子的收羅帶劍的俠客，供養視死如歸之士是帝王的八種禍患之一（《韓非子·八奸》），並且“俠以武犯禁”，俠客們總是用暴力觸犯帝國律令（《韓非子·五蠹》），因此需要加以根除。漢代同時繼承了暴秦的郡縣-律令制度和戰國諸雄到楚漢相爭時代的列國體系遺產，所以民間遊俠的活躍和帝國對遊俠的打擊同時存在。

漢朝早期遊俠顯然和此前的東方多國體系關係密切，他們在漢帝國控制核心關中地區較少活動，但在關東、吳楚地區影響非常巨大。“為氣任俠”，被人們稱頌為“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的楚人季布，就曾是項羽的部下。項羽滅亡後劉邦懸賞千金捉拿他，並且下令有膽敢窩藏季布的論罪要滅三族，但仍然有人願意捨命保護他的周全。濮陽周氏把季布以奴隸為名義轉移到魯國遊俠朱家家中，朱家又乘車來到洛陽，拜訪漢帝國高官汝陰侯夏侯嬰，為季布說情。

朱家為季布說情的理由是：第一，在項羽在時，季布遵循君臣關係的倫理為之效力，是本分之事；第二，項羽過去的手下不可能全部誅殺，劉邦剛得天下，以私怨追殺一人，會導致像季布這樣的壯士逃亡異族，對漢帝國有害——季布舉了一個非常具有列國體系時代印記的例子來論證他的看法：楚平王當年就是因為迫害伍子胥家族，造成伍子胥逃亡吳國後回來復仇，因此遭到掘墓鞭屍之禍。夏侯嬰認可季布人格高尚，用朱家所說的話向劉邦進言，劉邦果然赦免了季布。朱家由此名重天下，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傑有幾百個之多，其餘普通人被救的說也說不完，從函谷關往東，人們莫不伸長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⑥。

漢初形勢，函谷關以東仍然以封建諸侯的列國體系為主，漢初大俠朱家的粉絲（或雲群眾基礎），也正是在關東：自關以東，莫不延頸原交焉（《史記·遊俠列傳》）。

這段史實有很深刻的含義，可以解讀出很多問題：第一，劉邦並非心胸寬闊之人，他之所以赦免季布，並不是因為仁慈，而是因為得國不久，列國時代遺留在民間的豪傑壯士為數尚多，不能不加以寬容；第二，基礎性的人際關係仍然在當在社會佔據主導地位，季布為項羽臣屬時為之效忠，是人們普遍認可之事；第三，古代豪傑遊俠的自由和地位很大程度上源於多元力量的競爭和制衡。

隨著漢帝國的集權化和關東列國的逐漸郡縣化，多元力量並存的格局逐漸失去，遊俠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小。楚漢之際的季布、朱家還能夠壽終正寢，到蕩平七國之亂的漢景帝時代，東方列國的豪俠就遭到了批次屠戮的命運，《史記·遊俠列傳》記載：濟南瞷（jiàn）姓的人家，陳地的周庸也因為豪俠而聞名。漢景帝聽說後，派使者把這類人全都殺死了（“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漢景帝的兒子漢武帝是更為心狠手辣的集權者，他藉口淮南王和衡山王謀反，讓酷吏張湯牽連處死列侯、二千石官員及地方豪俠人物達數萬人之多（《資治通鑑·卷十九》：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漢武帝打擊遊俠的另一種做法是把在地方基層具有影響力的遊俠豪傑從他們的鄉土中連根拔起，送到帝國核心區域加以控制。漢代著名遊俠郭解，其命運就被捲入了漢武帝的“偉大計劃”之中。

郭解和聶政一樣，是關東韓地軹縣人。他大概出於遊俠世家，其父親就因為行俠在漢文帝時代被誅殺了。他年輕時敢於犧牲生命去替朋友報仇殺人，藏匿類似季布這樣遭到帝國通緝的亡命之徒，聚眾鬥毆，此外還參與一些私鑄錢幣之類被帝國禁止的活動，但往往因為幸運地遇到大赦而沒有被殺。

到年齡漸長之後，郭解開始檢點和改變自己的行為，施捨他人，以德報怨，救人性命而不圖回報，為人排難解紛，得到了地方青年的尊重和仰慕。郭解姐姐的兒子倚仗郭解的勢力，在聚會中強行給人灌酒，被對方殺死。郭解姐姐要求弟弟報仇，但郭解探知兇手的去處後，瞭解了事情真相，放走了兇手，認為罪責是源於己方，併為姐姐的兒子收屍埋葬。人們聽到這訊息，都稱讚郭解的道義行為，更加依附於他。

郭解也像古人那樣供養門客，但他不是封建貴族，沒有戰國諸公子的物質資源，而收留眾多亡命之徒又是危險的，於是地方少年及附近縣城的賢人豪傑，常常夜裡帶著十多輛車子拜訪郭解家，把郭解家的門客接回自家收留，分擔這種經濟壓力和風險。

漢武帝在元朔二年強行遷徙各郡國豪強，以資財三百萬作為遷徙的標準。郭解家貧，其實並不符合這個標準，但有關部門仍然要求遷徙郭解家族。漢武帝的寵臣大將軍衛青替郭解向漢武帝分辯：“郭解家貧，不符合遷移的標準。”漢武帝則認為，一個百姓的權勢竟能使將軍替他說話，這就可見他家不窮。郭解於是被遷徙到茂陵，人們為他送行，出錢達到一千餘萬。

舉報並提名遷徙郭解的是軹人楊季主的兒子，他在當地政府充當小吏的工作，從秦國遷徙六國貴族，到朱元璋的洪武趕散，帝國強制移民基本都以控制、壓制豪強富民為目的，剝奪他們的自由和財富。楊姓小吏的陷害自然也給郭家造成了很大打擊。於是郭解哥哥的兒子為報此仇，殺死了這個小吏。楊季主後來也被郭解的擁護者殺死。楊季主的家人上書告狀，有人又把告狀的在宮門下給殺了。漢武帝瞭解此事，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

郭解無奈流亡，卻得到許多人的捨命庇護，過了很久才被捉到。但追查之下，郭解真正殺人的案例都發生在大赦之前，沒有辦法將他定罪。當時軹縣有個儒生，因為指責郭解奸邪犯法被郭解的門客殺死，但是查問下來也並非出於郭解的指使，最終御史大夫公孫弘下判論說：“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俠，玩弄權詐之術，因為小事而殺人，郭解自己雖然不知道，這個罪過比他自己殺人還嚴重。判處郭解大逆無道的罪。”於是誅殺了郭解父兄全族⑦。

郭解當然犯過罪行，但是帝國對他的遷徙和族誅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漢武帝劉徹和公孫弘打擊郭解時使用的理由證明：帝國並不是為了維持正義，只是出於對郭解在民間具備的號召力和威信的恐懼才下此毒手。當時的帝國民眾也更傾向於支援郭解、同情郭解的遭遇。司馬遷注意到：當時天下民眾，無論是賢人還是不肖之人，無論是認識郭解還是不認識郭解，都仰慕他的名聲，談論效法遊俠的都標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聲。司馬遷本人也將郭解與漢初大俠朱家並舉，認為他們雖然時常違犯漢朝的法律禁令，但是行為符合道義，廉潔而有退讓的精神，有值得稱讚的地方，認為他們的名聲並非無緣無故地樹立起來的，當時的讀書人也不是沒有根據地附和他們的。從他的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郭解當時得人心的程度。

漢帝國摧毀諸侯、遷徙豪強，從而決定性地破壞了民間遊俠存在的社會基礎，同時也是在這個時候，對君主和帝國絕對忠誠的理論開始形成。劉邦處死了對自己有恩的大俠季布的舅舅丁公，因為丁公在項羽手下擔任楚軍將領時，曾經在追殺劉邦時因為劉邦的求饒而放過他。劉邦恩將仇報，殺死自己的救命恩人，還將屍體放到軍營中示眾：“丁公做項王的臣下沒有盡忠，使項王失去天下的就是他，後代做臣下的人不要仿效丁公！”劉邦這麼做當然不是希望未來的危難時刻沒有人會來救他，而是為了破壞基礎性的私人關係，讓君臣間單方面的絕對忠誠成為帝國道德的準則。

在漢武帝時代，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厚待賓客，漢武帝至於為此切齒痛恨。他的寵臣衛青和霍去病順承他的意旨，不願經營結交士人這樣的私人關係，在士大夫以封建養士傳統質疑的時候，衛青迴應說：“親近和安撫士大夫，招選賢才，廢除不肖者的事，是國君的權柄。我們當大臣的只須遵守法度幹好本職的工作，何必參與招選賢士的事呢？”⑧——這個回答很大程度代表了漢武帝的想法。

漢代依附於帝國官僚系統的儒生和文人也開始系統性地清理古代遊俠的“封建糟粕”，要將他們徹底“批倒批臭”。這一點在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對遊俠階層的不同評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班固批評司馬遷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司馬遷“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認為司馬遷敘述遊俠時，對人畜無害的隱士表彰力度不夠，但過分推重郭解朱家這樣的奸雄（《漢書·司馬遷傳》）。

班固和司馬遷對戰國秦漢俠客的評價基本就是相反的。司馬遷對信陵君不惜一切讚美之詞，稱讚他“名冠諸侯，不虛耳”；班固則帶著“忠君愛國”的“浩然正氣”譴責說：列國間的一些公子們，如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都憑藉王公貴族的權威，競相成為遊俠，那些雞鳴狗盜之徒，沒有不恭敬和歸順他們的。國相虞卿不惜離開國家和君主，以解救自己的好友魏齊於危難之中；信陵君魏無忌竊取兵符，假傳君命，追殺大將，專師出征，以解趙國平原君被秦兵圍困之急。他們都因為以諸侯間的關係為重而名揚天下。那些握腕而遊談的俠義之士，都以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和春申君為領袖，背叛朝廷、私結死黨的協議成為現實，嚴守公職、尊奉君主的風氣開始衰退。⑨總之，現在民眾不夠尊奉君主、尊奉法令，都是這批先秦貴族太重視私人關係的錯。

對於郭解，班固咬牙切齒地詛咒說：他（雖然沒有法律上可以判處死刑的罪行，但）以平民的低下身份，竊奪生殺的權力，他們的罪過已經是天地所不容的了——班固大概認為以帝國君主的“高貴身份”，竊奪生殺的權力就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三、古人真正崇敬的俠客形象是怎樣的？

然而，此後古代東亞的遊俠傳統，仍然是以私人關係為基礎，和忠君愛國並沒有什麼必然聯絡的存在。唐代傳奇《虯髯客傳》中的“風塵三俠”，就是以相互幫助的知己之間的私交關係為紐帶集結起來的，虯髯客本人甚至是一個“以平民的低下身份”，一度意圖和李唐爭奪天下的叛亂分子形象；清代小說家蒲松齡在他的《聊齋志異》中，刻畫過一個民間俠客“田七郎”的形象，這個文學形象基本就是春秋戰國到西漢時代布衣俠客的濃縮版：

田七郎是遼陽縣東村的獵戶，家境貧寒。遼陽富人武承休喜好結交朋友，但一日夢見有人告訴他說，你的朋友雖遍天下，卻是濫交，唯有田七郎能與您共患難，怎麼不去結交一下呢？於是武承休尋訪到田家與田七郎訂交，並向他贈以銀兩，田七郎尚有老母在家，她堅決不肯收下，理由是武承休面相不吉，將遭奇禍，而富人報答人用財，貧人報答人用義，窮人無故得到別人厚贈，就必須以死相報了。然而田七郎後來因事入獄，被武承休設法救出，田母於是對兒子說：“你的生命是武公子給的了，再不是我所能吝惜得了的。”

田七郎這才開始收取武承休的禮物，但也不說報答，他向武承休警告僕人中有居心不良之人。武承休誤判此人是平日不順從自己的僕人李應，將其辭退，沒想到居心不良者是自己最寵愛的僕人林兒。林兒逼奸武承休的兒媳事發後逃出武家，投奔到某御史家中。武承休聽取長輩的意見，試圖透過官法治辦林兒，但林兒在御史的庇護下絲毫不受影響，反而變本加厲，在人群中揚言，捏造武家的兒媳和他私通。田七郎於是出手維護武家的名譽，將林兒殺死。但御史竟然由此告發武承休是殺人兇手，知縣得到好處，不容武家辯解，將武承休的叔叔打死。

田七郎於是闖入縣衙內宅，把前來行賄的御史的弟弟殺死，縣令卻在慌亂中逃走，田七郎被役吏包圍，寡不敵眾，自刎而死，縣令得知刺客已死，安下心來，出來檢視屍首。沒想到七郎的殭屍忽然躍起，竟然砍下了縣令的頭，隨後才再一次又倒在地上。武家大仇這才得以報復，之後，武家的仇人都說是武承休指使田七郎殺人，武承休變賣家產賄賂當權者，才得以倖免，但他仍然把七郎的屍體取走，並且厚葬了他⑩。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田七郎為知己復仇的行為中看到戰國遊俠豫讓、聶政、侯嬴、荊軻的影子，也可以從武承休被仇家和官府陷害的經歷中看到漢代遊俠郭解被帝國壓迫打擊的史實，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古代民眾真正向往和崇敬“俠客”的原因——那不是因為這些大俠能為帝國效命，揚我國威，雖遠必誅，而是因為他們在古代帝國和官僚體系對民間社會施加單方面的絕對壓迫的時候，俠客作為帝國的異己分子，可以對貪官汙吏施加制裁和反擊。

雖然蒲松齡透過屍體復仇的神奇橋段，為帝國民眾滿足了這種期望，但這個故事的結尾仍然是一個極為真實的悲劇：奸民和帝國聯合，誣告武承休指使田七郎殺人，而帝國官府在完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依舊迫使武承休傾家蕩產——這正是真實歷史中的郭解的人生所告訴我們的：在帝國把中間階層徹底摧毀之後，無制約的公權力就將無所忌憚地對民眾和社會施加單方面的絕對統治。

總之，用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來概括古代遊俠傳統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的。要說“為國”，古代俠客和他們的帝國之間並沒有那麼密切的聯絡，甚至往往遭到帝國的壓制迫害，要說“為民”，倒還有一點道理，但這裡的“民”，絕不是一個浮泛空虛的宏大概念，而是指一個個具體的人，是以個體身份存在的知己、恩人、義人、親人、好友、無辜者、窮苦人。古人從不缺少“為國為民”的宏大概念，他們真正需要的，只是身邊有一兩個像田七郎或者聶政這樣的，知恩圖報、扶危濟困的布衣英雄。

注 釋

① 金庸《神鵰俠侶》

② 陳時可撰《長春真人本行碑》：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徵赴京師，官建庵於萬寧宮之西，以便諮訪。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眷迂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貞祜甲戌之秋，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

③ 見《史記·刺客列傳》，文多不載。

④ 見《史記·刺客列傳》，文多不載。

⑤ 見《史記·魏公子列傳》，文多不載。

⑥ 見《史記·季布欒佈列傳》，文多不載。

⑦ 見《史記·遊俠列傳》，文多不載。

⑧ 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太史公曰：蘇建語餘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原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⑨ 見《漢書·遊俠傳》：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⑩ 見《聊齋志異·田七郎》，文多不載。

原標題：《中國古代俠義精神之內涵究竟是什麼？|讀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