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國實行“以國制治契丹，漢制治漢人”分俗而治的統治政策，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契丹人的漢化，

國俗得以保留和傳承，但事實上，民族融合已是歷史演變的趨勢。由於遼文化複雜的歷史背景，也使得遼代銅鏡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折射出多元的文化光彩，

除了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因素

，也表現出與中原文化的淵源關係，還表現出與繁盛一時的佛教文化間的關係。

一、契丹本民族文化因素

遼代契丹族對於銅鏡的創制，

是在模仿漢唐鏡、借鑑宋鏡的基礎上

，特別是在紋飾、造型和裝飾技法方面產生了自己的風格和特點，具有鮮明的契丹民族風格。

始於遼代早期的連球龜背紋鏡，應是沿用了五代、北宋連錢紋鏡的圖紋，如江蘇連雲港一座五代末北宋初的墓葬出土一面連錢錦紋鏡，鈕外滿飾連錢紋。經過契丹族的接受和學習，

連球紋（連錢紋）已演變內化成本民族特有的紋飾，

並發展成了主流紋飾，影響了遼代百餘年制鏡的風格。

如：鏡背出現了龜背紋，方格紋，有了方圓圖案的組合；在鏡緣的內側裝飾有一週連珠紋；

為裡厚外薄的坡狀素寬鏡沿

。連珠紋裝飾和素寬坡狀鏡沿也成為了遼鏡通常採用的裝飾圖案和鏡沿風格。契丹銘文鏡是最具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一類鏡，其中又以吉林大安永和屯和內蒙古喀喇沁旗永豐鄉出土的兩面八角形鏡為典型。鈕外均飾有一雙勾正方形，

內雕有契丹銘文

，外空隙處填有卷草紋。

不同的是吉林大安契丹文鏡角為正上方，作為正面，喀喇沁旗契丹文鏡一邊為正上方，作為正面。這類鏡目前只發現兩面，

這兩面銅鏡的製作可能有一定的參照借鑑，

表現了契丹民族新穎的構思與高超的工藝。

遼鏡的裝飾技法以線刻最為獨特，線刻作為銅鏡中較特殊的裝飾工藝，

具有明顯的時代風格和地域特色

。遼鏡中的線刻鏡多出於塔中。例如出於遼慶州白塔塔身的兩面線刻鏡，一面鏡面線刻釋迦牟尼像，並刻有“釋迦無尼佛”、“塔底作頭崔漢奴”、“乾統五年”等；另一面僅有線刻文字而無圖。

在遼寧省阜新縣紅帽子鄉塔子山塔基中出土—面雙龍戲珠紋線刻鏡，鏡背紋飾用流暢均勻的細線

刻劃出二龍戲珠的主題

，實為遼鏡中的上乘之作。

二、中原漢文化因素

契丹族是一個開放的民族，能夠衝破自身遊牧生產方式的束縛，廣泛地接觸和吸收以中原為主體的漢民族的先進文化，對外聯絡廣泛而密切。唐末，藩鎮割據及相互混戰使得大批的漢人湧入契丹屬地，漢人以其先進的經濟文化生活方式

給契丹人以巨大的衝擊與變革

。遼代銅鏡中包含著較多中原傳統文化因素，主要體現在各種裝飾紋樣上。

動物紋樣主要有龍紋、鳳紋。龍鳳圖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常見的題材，遼王朝受中原封建王朝的影響，

也喜歡用龍鳳作裝飾紋樣

。裝飾在銅鏡上的龍紋，含有避百邪、鑑萬物的寓意，因此龍紋鏡是契丹人喜歡的銅鏡之一。

遼早期的龍紋與唐代的龍紋有一脈相承的風格，都是頭長口深，鹿角鷹爪，尾與一後腿相糾結，如1984年河南偃師杏園出土的一面唐代葵花形龍紋鏡。

而遼代的龍紋通體佈滿龍鱗，

體態較健碩，不失遼文化中粗獷豪邁的特色，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盤龍紋鏡。

遼中期的雙龍紋逐漸接受宋文化，既表現出草原民族樸素大氣的風格，又能看到宋代龍紋蜿蜒盤曲，

纖細清新的特點

。遼鏡上的鳳紋圖案同樣也受唐宋裝飾風格的影響，反映出當時人們的審美情趣。植物紋樣主要有牡丹紋、瓜瓞紋、菊花紋。牡丹自唐代以來就頗受世人的喜愛，被視為吉祥富貴、繁榮昌盛的象徵。

牡丹紋是我國裝飾紋樣中應用最廣泛的植物紋

，流行始於唐開元年間，此時的風格開始由裝飾性向寫實性轉變。

宋鏡上的牡丹紋靈活秀雅，有纏枝、交枝等不同的造型，如山西折縣政和四年北宋墓出土的纏枝牡丹紋鏡，主紋飾為四朵纏枝牡丹紋，

纏枝在兩花之間又伸出三片牡丹花葉，

使整個畫面顯得飽滿。遼鏡中的牡丹紋鏡出土較多，無論是纏枝紋樣還是折枝紋樣，都表現出一致的對稱性，如白辛屯遼墓出土的纏枝牡丹紋鏡。

對比唐、宋、遼社丹花卉紋鏡，可以看出：唐代的花卉紋鏡數量相對較少，花卉紋多采取團花的形式，且較格式化的於鏡背對稱分佈；

宋鏡中的牡丹紋採用多種形式，

紋飾在講究對稱的同時也刻畫得飽滿、寫實；遼代的牡丹紋鏡應是綜合了唐鏡、宋鏡的特點，運用對稱的手法來表現不同形態的牡丹紋，同時又具有草原民族粗率大氣的特點。

瓜瓞紋始見於唐代，到宋代被作為吉祥紋飾大量使用。在遼鏡中瓜瓞紋是較有特色的一類，以分花形式出現，

常寓子孫萬代、生生不息

。菊花紋作為裝飾在宋代達到了鼎盛時期，遼代的菊花紋鏡應是借鑑宋鏡而來。

遼墓中還出土有兩種特殊的鏡類，一種是仿漢、唐鏡，另一種是漢式鏡。仿漢、唐鏡是照搬漢、唐鏡制模而成，由於遼代朝廷屢屢頒佈禁銅令，

一些銅鏡作坊便仿製漢唐銅鏡

，用“以託舊物”來作為對策，如錦州張扛遼墓出土的仿漢草葉紋鏡和仿唐雙鸞銜花鏡。

漢式鏡主要表現在鏡鈕內圈部分和沿內部裝飾上，如阜新海力板遼墓出土的菊花紋鏡，鏡沿內有多道輻射狀紋和圈點紋，

這與漢鏡沿內裝飾相同，

但該鏡體薄，鈕小，素寬鏡沿，中心紋飾分為四區，這又完全是遼鏡的風格。所以從這點也可以看出遼鏡在某些程度上受到漢文化和唐文化的影響。

三、佛教文化因素

本文中所說的佛教，專指東漢末年由印度東傳來的佛教文化。和我國北方少數民族一樣，契丹族最早信奉的是薩滿教。

遼代初期佛教可能是由漢人和渤海人傳入遼境，

推崇佛教始於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時期。到了遼代中期，聖宗在全面接受漢文化的情況下，佛教的傳播更為廣泛。

至遼代中後期興宗時，遼代的佞佛之風迭到極盛，整個社會對佛教的的信奉已經蔚然成風。

伴隨著佛教對社會的滲透

，遼文化、經濟、生活等各個方面都蒙上了宗教的色彩，而遼代銅鏡製造業也深受其影響，遼代中期以後出現了許多反映佛教文化的銅鏡。

銅鏡中的佛教人物紋樣包括佛教中的佛像及銘文、迦陵頻伽紋、飛天等。在遼慶州白塔發現的一面“釋迦無尼佛”像，上用細線刻劃的佛坐像、發願文、紀年銘文。迦陵頻伽，

佛教經典稱其為“妙音鳥”

，為人首鳥身形象。遼人對迦陵頻伽有特殊的喜好，形象基本上延續了唐朝花葉形尾的造型。

遼寧省建平縣出土一面迦陵頻伽紋銅鏡，而且在遼三彩器和金銀器等諸多器類上也發現此紋樣。

飛天也是佛教中的典型形象

，象徵著歡樂吉祥，銅鏡中的飛天都必定以舞蹈的形象出現，並配以流雲紋樣。其他的佛教紋樣主要有：火焰珠紋、蓮花紋、魚龍紋等。

火焰珠即神寶珠，是佛教的七寶之一。

遼代火焰珠紋的典型構圖為雲託火焰珠的組合，火焰向上高竄，在裝飾紋樣中起到點綴的作用。

遼鏡中有兩面裝飾有火焰珠紋，一面是敖漢旗新地村遼代寶藏出土的人物山林火焰珠紋鏡，

在鈕外及鏡沿處分別飾有八個火焰珠紋

，成為鏡中的亮點。一面是河北圍場縣出土的人物鸞鳳火焰珠紋鏡，只在鈕外飾有四個火焰珠紋。

蓮花是佛教中常能見到的象徵物，有聖潔、美好、吉祥、幸福和圓滿的含義。

遼鏡中有一面雙層五瓣蓮花形鏡，

共兩層浮雕蓮花紋。遼墓壁畫也常見火焰珠紋和蓮花紋。內蒙古赤峰寶山１號壁畫墓南道拱口頂部繪有捲雲火焰珠紋。

遼晚期張氏家族墓墓室頂部繪蓮花，周圈佈置的黃道十二宮和二十八宿是常見的一種題材，如張文藻墓後室頂繪二十八呈宿和蓮花藻井，

藻井中也嵌有一面銅鏡

；張匡正墓後室頂與張文藻墓相似；張恭誘墓墓頂繪重瓣蓮花一朵，蓮花外繪黃道十二宮，十二宮外繪二十八星宿，藻井中也嵌一面銅鏡。

摩羯是印度神話中一種長鼻利齒、魚身魚尾的動物，約公元4世紀末，摩羯紋與佛教一起傳入中國，經隋唐

，摩羯形象融入龍首的特徵

，摩羯紋又被稱為魚龍紋。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乾統七年”鏡的主體紋飾就是四鳳四魚龍。

佛教文化能夠在契丹這片土地上大放異彩，是沿襲了唐代的傳統，又受宋文化的影響，

同時也有自身的創新

，體現了契丹民族相容幷包的胸襟與驚人的創造力。

四、總結

透過對遼代銅鏡文化內涵的分析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遼王朝正處於第三次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

而契丹族是一個開放的民族

，正是因為民族的包容性與融合性，遼代銅鏡才能夠博採眾長包蘊了多元文化內涵：總體上是以本民族文化為主體，廣泛吸收和接納周邊地區文化，包括中原漢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