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酉流佈：歷史文獻整理研究文集》，文津歷史文獻聯合會編

2019年1月8日，文津歷史文獻研究會舉辦了第十三屆聯誼會，我受邀參加了這場活動，由此而得到了該書。此書內容為近些年影印出版重要典籍的序言及研究成果，翻閱此書，可讓讀者瞭解到這些影印典籍的複製緣起以及相應的價值，而其中有些事乃是我所親歷，故讀到本書中的文章，頗具親切之感。

書中有羅琳先生所撰《還原典籍本貌，力推“四庫”研究――〈四庫提要著錄叢書〉歷時十年編纂完成》，我從結識羅琳先生起，就知道他一直從事編纂幾部跟《四庫全書》有關的大型叢書，他在這方面下的工夫，以我所見，無人能及，《四庫提要著錄叢書》乃是他所編該系列之一種，而僅此一種，就費時達十年之久。他的這篇文章一開始就講到了要編這部叢書：

乾隆皇帝以“稽古佑文”為名，為達到“寓禁於征”之實，對用作抄寫閣本《四庫全書》的底本中大量所謂“牴觸本朝”“非聖無法”和“離經叛道”的內容，進行了無數多的篡改、刪節和重寫，以符合其政治、社會、教化的需要，致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的3461種典籍大多面目全非，失去了文獻原貌，流傳至今，真偽莫辨，極大損害了其文獻價值。

正是因為有大量的篡改，使得很多書在內容上已經面目全非，羅琳在文中還引用了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中的所言：

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典籍中的鉅作，但是有了這樣的篡改，其價值自然大打折扣，而《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則想辦法找到這些原本，然後予以影印出版，以便能夠讓當今學者看到提要著錄之本的原貌。而要將這些原本一一找到，當然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作為一部“原生態”儲存中國古代典籍的曠世大型影印叢書，為還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的3461種古代典籍原貌，用10年時間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為核心，旁及海內外百餘家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及私家藏書，徵訪到3071種未被200多年前四庫館臣遵乾隆旨意篡改、刪節和重寫的存世“原生態”典籍，基本還原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所包含典籍的原貌。

在編纂此叢書的過程中，羅琳先生以及編纂團隊花了十年時間，共經眼了兩萬多種古籍，由此而編纂出了這部大書。而與之相關聯者，則是另外還編纂了《四庫禁燬書叢刊》以及該叢刊的補編。十幾年前，我曾前往處在清華大學內的該編纂處去借書，在那裡看到了編輯部的工作人員，是如何完成該書的整合，我看到那麼多工作人員在現場做影印後的拼版，方體會到編一部大書，是何等之不易。而對於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所禁之書的數量，羅琳在《搜求禁燬之書，延續中華文脈》一文中給出的資料為：

據不完全統計，在近20年中，全毀書2400多種，抽毀書400多種，共約3000種，刪改書無法計算，禁燬書籍總數在10萬部以上，因懼禍而私自譭棄者尚不在其內，銷燬版片8萬餘塊，殺害士人和其他無辜者以及懲辦親屬難以計數。

羅琳先生主持的第三部與《四庫全書》有關的大型叢書乃是《四庫全書底本叢書》，《四庫全書》在編纂時，從民間徵集了大量的底本，而後由四庫館臣經過甄選，有價值之書被錄入《四庫全書》中，而其所用之本，即被稱為“四庫底本”。按照乾隆皇帝的所言，這些底本在使用完後，要退回給原藏家，然而皇帝的承諾並未得到具體的執行，這些底本後來大多藏在了翰林院和武英殿內，後來又大多被戰爭和武英殿意外失火而被毀，故而，若想將當年的原底本一一找到，予以影印出版，基本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羅琳先生及其團隊仍然下了很大的工夫，最終收集到了四庫底本314種，四庫進呈本66種，最終編成了《四庫全書底本叢書》，可見一事之成，其背後的付出大多是被外人難以得知者。

這本書中讓我感興趣的文章，還有吳書蔭撰寫的《吳曉鈴先生和“雙棔書屋”藏曲》，該文乃是為影印出版的《綏中吳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所作序言。我關注此文的原因，乃是與吳曉鈴先生在戲曲方面的貢獻有些許的聯絡，吳書蔭在本文中介紹道：

吳曉鈴大學畢業後，曾一度應華粹深先生邀請，到中華戲曲專科學校兼課。從這個時候起，他廣結戲曲藝人，像與他過從較多的著名武生演員王金璐，就是該校的高才生。後來，郝壽臣、馬連良、侯寶林等許多著名錶演藝術家，甚至著名的電影演員王曉棠夫婦，也都是“雙棔書屋”的座上客。

吳曉鈴為了研究戲曲，跟這麼多名角有著密切交往，同時他還幫著這些名角整理資料及臉譜：

他們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切磋技藝，成為莫逆之交。他曾經擔任《馬連良演出劇本集》的策劃和總纂，編輯過《郝壽臣臉譜集》，幫他記錄整理《捉放曹的人物創造》，為侯寶林等人撰寫的《相聲溯源》，調查資料，並負責審稿任務。他還幫助演藝朋友整理舞臺藝術經驗，甚至替他們代筆，曾經開玩笑地對業師吳小如說：“將來我可以出一個《捉刀集》了。”吳曉鈴先生熱情豪爽、樂於助人的品格，贏得了梨園行的尊敬和信賴，在當代研究戲曲史的學者中恐怕很難找出第二人。

約二十年前，海王村拍賣行上拍了一批吳曉鈴舊藏，很多藏家都在搶這批舊藏中的民國出版物初版本，其中有一捆裱成卷軸裝的京劇臉譜，卻沒有人留意，我以底價將其拿下。拍賣完畢後，我取貨離開，在琉璃廠遇到了陸昕先生，他問我為什麼在拍場上買下這樣一捆棍子，我開啟幾軸請其過目，因為這些卷軸均為吳曉鈴請當時在世的名角所繪臉譜，每一軸的上款均為吳曉鈴，可見這是吳氏在蒐集整理臉譜文獻時，特意請這些名角繪製的。雖然說京劇臉譜已然成為出版界的熱門，但名角所繪之譜卻未曾見到這樣的彙編，陸先生見後連呼這是本場拍賣最大之漏。

吳曉鈴當年的藏書曾有各種傳聞，而我也蠢蠢欲動地想將其拿下，但最終他的書還是歸了公共圖書館，吳書蔭在文中寫到了此事：

吳先生辭世後，夫人石素真女士和女兒，遵照先生的意願，希望能將他的藏書妥善儲存，使其完整地傳流於後世，故而有意贈與首都圖書館庋藏。經過多方面的努力，終於在2001年由首都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入藏，特闢“綏中吳氏藏書”的專門藏書室，並進行系統的分類整理，正抓緊時間編出專題目錄，供給專門研究者和讀者查閱使用。

本書中另有陳紅彥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出版緣起》，陳主任在文中首先簡述了六十華嚴、八十華嚴及四十華嚴的來由，而後談到了周叔弢所捐之本：

著名藏書家周叔弢先生一九五二年將其畢生收藏珍貴善本無償捐獻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下同），其中便包括這部宋朱紹安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存七十九卷七十九冊，缺卷三十四一冊，弢翁藏時曾補以宋寶祐二年（1254）江陵府先鋒隘李安檜刻此冊以成完帙。該冊卷末有勞健手跋：

沈丈寐叟藏北宋槧華嚴經八十卷，餘曩作緣歸之叔弢，紙光墨採，瑩潔動人，宋刻上駟也。惜缺第三十四一卷，差為美中不足。頃叔弢從範成和尚乞得此卷，適補其缺，功德圓滿，是大快事。此卷為寶祐李氏刻於襄陽者，範成和尚藏數十卷，他卷有李氏題記，因依式摹寫而記其後雲。戊寅（1938）七月桐鄉勞篤文識。

藏書家大多有完缺之見，雖然周叔弢所得的宋本《華嚴經》所缺之一卷用另外的宋版予以補配，但畢竟仍是個小小的缺憾，未成想，幾十年後，一件意外之事，卻使得此經成為完璧。陳紅彥女史的文章中講到了段掌故，1990年3月，傅增湘的文孫傅熹年先生在全國政協開會時，告知北京圖書館的冀淑英先生，在清理劫後退還的先祖遺書時，發現了宋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恰為館藏所缺之冊，並且在《藏園群書經眼錄》中有著著錄。當年的5月，這冊書捐贈給了國家圖書館，這樣一部重要的古籍終成完帙。

這樣的因緣真令人歎羨，而我在藏書的過程中，也有過幾次相類似的經歷。書緣，真可謂書之緣份也，冥冥中的事情，難以用理性解釋得清。

《魏武帝集》，曹操著

此書為馬豔超先生所贈，書中無版權頁及出版說明，卷四末頁有古式牌記，“蛾術書房刻字，慵閒齋鐫板”，收到此書後，微信馬豔超表謝意，同時向他請教：這部書的邊框已經出現了不少的斷版，文字卻完全無斷痕，既然修了內文，那為什麼不對邊框一併修版？馬先生卻告訴我，此書是用宋本《四書章句集註》字型開發的字型檔，然後排印的。

如此影印古書的方式，令我耳目一新，但為什麼不將邊框一併做出呢？馬先生解釋說：“我們想做些重排的書，對現有的字型不太滿意，就在實驗哪種形式好。欄線是用的古籍的書影裡的，有點小問題，就是建本的字型，版式是浙本的形式。雙行小字，這個字型也不太好，在改進了。”雖然如此，但我覺得，這樣的探索很有價值，這是一種全新的古籍出版方式。

對於曹操的詩作，我最喜歡他的《短歌行》，故而翻閱這部奇特之本時，首先讀到此詩，在讀到“悠悠我心”之後，本能地誦出了“但為君故，沉吟至今”，然而這部排印本卻在“我心”後，直接接上了“呦呦鹿鳴”，我本以為是排字時拉下了這幾句，然馬豔超卻告訴我：“這是用的樂府的本子，所以沒有那兩句。”可見我讀書視野之窄，而由此書，讓我學到了新知識。

對於底本選擇方面，馬豔超發給我一些介紹資料，此資料中首先稱：

曹操著作頗豐，《隋書·經籍志》中著錄《魏武帝集》二十六卷，《魏武帝新撰》十卷。宋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錄《魏武帝集》三十卷，《逸集》十卷；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魏武帝集》，未註明卷數。宋以後《魏武帝集》大量散逸，至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僅輯有《魏武帝集》一卷。清代嚴可均輯《全三國文》錄有魏武帝文共三卷，未錄詩歌部分，且註明了所輯出處，後世整理的《魏武帝集》基本就是在張溥及嚴可均的基礎上有所增損。

此次重排《魏武帝集》，詩歌部分以《樂府詩集》為底本，文的部分以嚴可均《全三國文》魏武帝卷為底本，並逐一核校引文出處，並由北京大學張鴻鳴（蛾術叢書《春秋穀梁傳注》主編）校審，保證文字內容的質量。

以此可見，蛾術書房在影印此書時，於版本方面做了仔細考量，這種認真態度值得讚賞。對於該書字型的製作者，馬先生有著如下簡述：“因《魏武帝集》並無宋刻傳世，最早傳本即為明刻，故此蛾術書房與字型設計師慵閒齋合作，採用其開發設計的宋刻字型檔，重新排版，以此方式再現宋刻之精美。”

對於該書所用紙張及開本，製作者也有細心地考量：

印製上，採用線裝膠印，全書共計69筒子頁，內頁採用涇縣手工宣紙，封面為加厚磁青手宣，四眼包角裝訂，藍棉函套，一函一冊，加印書根。

成書尺寸為26cm*16cm。此尺寸經過糖包兒與兼居主人多次試驗，認為此尺寸大小適合攜帶，翻閱舒服，且長寬約為黃金比例。

總之，這是一部在出版古籍時，所做出的特殊探討，只是希望若繼續以此種方式製作古籍時，應該附上相應的說明或介紹冊，否則會讓後世在考證該書底本時，產生誤會。

《究竟之旅》，（美）理查德·伯恩斯坦著，李耘譯

此為該書的策劃統籌林妮娜女史所贈，而我得到這部贈書，緣於前一段見到妮娜時跟她的聊天。幾個月前，某家著名的旅行社找到我，稱看到我跟隨青睞讀書會搞了一場尋訪之旅，他們認為這是文化和旅遊的結合，因此也想策劃一場更為大型的活動。對方建議由我帶隊，進行一場西天取經之旅，也就是沿著當年玄奘取經之路，來回走一過。這個行程想想都不容易，雖然今日的交通便利，已經跟當初不可同日而語，但即便如此，這條路依然頗為荒涼，故耗時較久，我對這個建議既神往又猶豫。

我將自己的猶豫講述給妮娜聽時，妮娜卻告訴我，已經有一位美國人進行過這樣的尋訪之旅，並且出了一本書，她們公司正在校對本書的翻譯稿。此後不久，我就收到了這部《究竟之旅》。看到這部書，我沒來由地想到了張愛玲的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呀，來的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翻閱該書，發現作者是位很有意思的人，他在美國有一個小農場，然而他卻喜歡用手工製作夏克爾傢俱，這讓我想到了那位喜歡做木匠的皇帝朱由校。

然而，伯恩斯坦在打磨榫卯的過程中，突然有了進行一次特別旅行的想法，他認為中國有位叫玄奘的僧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旅行家”，而對玄奘的瞭解緣於作者的學業和工作：

在哈佛讀研究生期間我開始研究中國，當時我在著名學者費正清的指導下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後來我發現我並不適合作學術，於是開始為《時代》雜誌工作，我被派往香港，那是當時大部分美國人能接觸到的最靠近中國內地的地方。

作者對玄奘感興趣，源自他讀過的《西遊記》，他對這本書的總結令我大感新奇：“這本書描寫的是一位佛教徒在一個五百歲的能力超凡的猴子的陪伴下所做的奇幻之旅。”

既然作者是個漢學家，他對西人前往中國旅遊之事有著不少的瞭解，比如他在文中談到了馬可·波羅，但他認為玄奘的豐功偉績應該超過了前者，也許這正是他想重走玄奘路的原因所在，於是他前往中國找到了曾經相識的女友，在這位女友的陪伴下，作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探訪玄奘所經過之地，當然，他使用的是現代交通工具。

本書在寫作上的特別之處，乃是運用了大量的對話語體，這種寫法讀上去頗有小說感，也許這正是本書吸引人的地方。書中的每個章節還畫了簡易的路線圖，以此讓讀者直觀地看到作者行進的路線。作者也明確地稱，他的尋訪之旅不是為了信仰，但他依然在試圖理解信仰給予玄奘的心理支撐。伯恩斯坦走到拉合爾時，參觀了當地的一家博物館，在那裡看到了一尊“禁食中的悉達多”，悉達多乃是釋迦牟尼的本名，對此作者說了這樣一番話：

佛陀的形象近似於基督，表現出一個飢餓的人卻有著某種平靜的姿態，就像那些蝙蝠一樣，為了聆聽法音，寧願忍受火焰也不要飛到安全的地方去。不過禁食的悉達多實際上說明了自虐的方式是不能得到開悟的。佛陀早期有過極端的嘗試，包括禁食，結果並沒有因此得到開悟，於是他轉向中道，在極端的禁慾苦行和自我放縱之間，找到更符合情理的辦法。這是佛教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最吸引玄奘的地方。

作者的感悟來自於玄奘凝視斯瓦特河谷一處廢棄佛塔時，所寫下的一段話，而這段話出自《大唐西域記》：

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燃。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煙，愛好法音，忍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

五百隻蝙蝠聚居在一棵枯樹內，但枯樹被點燃後，這些蝙蝠卻因為受到法音的感召，不忍逃離，終於命喪於上此。這個故事讓作者產生了別樣的聯想，他認為佛陀由極端轉向中道，乃是佛教吸引人的地方，只可惜他沒有用儒家的中庸予以解讀。如此推論起來，佛教在中國的興盛，恐怕也有暗合中國中庸之道的原因所在吧。而作者以西安為出發點，一路西行，最後又沿著玄奘回國的另一條線返回西安，走了完整的玄奘之路，這份心情令我歎羨。他回到西安後，又跟隨女友前往興教寺去瞻仰玄奘的墓塔，而我為了撰寫《覓宗記》，也曾前往此寺朝拜過玄奘塔。

我先找到了結局，尚未完整的體驗玄奘取經的過程，不知何時能步伯恩斯坦之後塵，再走玄奘之路。

《江陰藝文志》，金武祥解，江陰菁存閣影印《粟香室叢書》本

此為江陰菁存閣主人顧晟楷先生所贈。本書為線裝影印本，書前序言面右下角鈐蓋有“江陰菁存閣督造書籍記”圭形印，卷末有“戊戌春江陰菁存閣景印”牌記，這種作法乃是完整的傳統復刻本制式。

《江陰藝文志》乃是金武祥所輯《粟香室叢書》之一種，金武祥是晚清民國間江陰著名的藏書家，金氏乃江陰旺族，金武祥在《粟香二筆》中稱：“餘金氏自明代遷江陰，散處各鄉，或數里，或十餘里而近。衡宇相望，弦誦聲相聞，科名仕宦，亦相繼不絕。”金武祥曾任廣東督糧道、兩廣鹽運使等職，鼎革後僑居上海，其與杭州藏書家吳慶坻、吳士鑑交往密切，與南陵藏書家徐乃昌亦有往還，故其亦有藏書之好，他在《李氏得月德書目序》中自稱：“餘曩客江皖湖湘間，復於役嶺東西，積久購置，庋之粟香室中，亦有百城之樂。”

關於其粟香室藏書數量，金武祥在《陶廬續憶補詠》中稱：

嫏嬛坐擁樂邱園，編校丹黃肯憚煩。

所好已償三萬冊，敢希百宋與千元。

其在此詩的小注中寫道：

藏書家以宋元舊版為貴，而價昂不易得，未敢問津也。餘客遊宦遊遊逾四十年，只好購書，所得將三萬冊。古人多以卷數計，每冊約二三卷至五六卷，近時石印袖珍各種有多至十數卷者，必以本數冊數計之，較為有定。惟大小厚薄略有不同耳。餘所藏大率為通行之本，而積少成多，漸耗巨資，故六十自述詩有云：“插架富可誇，傾囊貧所致”，道其實也。歐公雲足吾所好玩而老焉，餘於書得毋類是。

由這段小注可知，金武祥藏書以量取勝，似乎對版本不太計較。進入近代，很多古書以石印方式縮印而成，若仍然以古人習慣的卷數計，似乎數量太多，故金武祥在這裡解釋了，他為什麼以冊數計。按其所言，他為買這些書花費了巨資，以致於晚年頗為拮据。他的所言應當是大多數藏書家的生活狀況。

金武祥大量購買通行本，當然有其目的在，他在《粟香二筆》中稱：“今人買印成書，連屋充棟，竟亦不讀，讀亦不精，書日多而學問日疏，子弟日愚，可嘆也。”藏以致用，乃是金武祥的主體觀念，為此他寫出了一系列的著作，他在撰述的同時，也會刊刻前賢著作，光緒宣統間，他曾刊刻了一部《江陰叢書》，到民國年間，他又補刻該書，而後將叢書名稱改為《粟香室叢書》，此叢書總計收書74種，而《江陰藝文志》為其一。

金武祥從各種資料中廣泛收集江陰人士的著作目錄，總計蒐集到502位作者的著作933部。對於編纂此書的原因，金武祥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江陰新、舊《志》但有詞翰，而無載籍，識者病之。咸豐庚申之變，邑中耆舊著述多毀於兵燹，或昔存今佚，或彼有此無，或副墨偶留，或殘本間出。曩在都門，與中表繆筱珊太史約共蒐集，廣為流傳。武祥先後購求，凡得五十餘部，重為校刊，彙編《江陰叢書》者二十餘部，顧零璣斷錦，博訪綦難。竊以為非先編書目，不足以補邑志之缺而得其綱領。爰益事搜輯，自宋迄今，得九百三十三部，凡五百二家。

正是因為江陰沒有專門的《藝文志》，又趕上庚子之變，很多書籍被毀，才讓金武祥有了編纂此書的想法，他在北京時，就曾與繆荃孫商討，決定一起彙編《江陰叢書》，而這部《江陰藝文志》就是金在蒐集江陰人著作的副產品。其在書中除了註明書名和作者之外，同時註明出處，由此可知，他看到的許多江陰人的著作，都是從府志、縣誌中所查得。該書分上、下兩卷，上卷著錄宋、元、明三朝202家、384部著作，下卷則專門著錄清人著作，故而該書乃是第一部江陰人著述總目，而顧晟楷先生致力於鄉賢著作的整理、複製，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其實是繼承了繆荃孫、金武祥等大藏書家的餘緒。

《梅花集》，（清）曹家達撰

此書同樣是江陰菁存閣影印本，其底本為《蘇齋叢書》民國排印本。關於作者曹家達的情況，蔣維喬在《曹穎甫先生傳》中稱：

我蘇之江陰，昔有南菁講舍，大江南北高材之士，多肄業其中。或深通經術，或擅長詞章。其為人，或篤厚淳謹，或風流放誕。乙未年，餘與穎甫先後入南菁，而餘以狂名，穎甫以戇名，人皆呼為“曹戇”，穎甫曰：“善”，亦輒自稱“曹戇”焉。餘之初遇穎甫也，彼此眼高於頂，覿面不語，既而在宜興儲南強齋舍中不期而相值。南強溫文倜儻，同學中皆樂就之，與餘尤稱莫逆。南強指之曰：“此曹穎甫，詩文大家也。”餘曰：“即曹戇耶？”穎甫輒應曰：“是也。”

由此可知，蔣維喬與曹家達為南菁書院同學，蔣為人狂放，而曹為人寬厚，並且詩文在同學中出了名。

曹家達懷才不遇，常借詩文來抒發胸意，故其詩作有傲岸之氣。除詩文外，曹家達還喜歡畫梅花，所畫之梅乃是金冬心的風格。曹在畫梅的同時還喜歡寫梅花詩，蔣維喬在傳寫道：“穎甫之畫梅，必系以詩，詩主而梅客，雖以二者並傳，君意則以詩名梅也。”看來，曹家達更看重自己寫梅之詩，而這些詩作彙集起來，就是這兩卷本的《梅花集》。

僅寫梅花，就能有這麼多作品，可見作者對梅花有著怎樣的偏愛，而菁存閣主人在影印該書的同時，又在後面附上了曹家達所撰《氣聽齋駢文零拾》，可見顧君晟楷對其鄉賢著作是何等之費心盡力。

《太虛詩集》，太虛法師撰，桐鄉市高橋街道辦暨梧桐閱社編

2018年底，我在浙江桐鄉圖書館舉辦了一場講座，桐鄉附近的愛書人範笑我、周音瑩等與桐鄉梧桐閱社的夏春錦先生一同前來捧場，夏兄還贈給我幾部其所編之書，此為其一。

關於太虛法師的情況，本書前有何漢傑、鬱震宏所撰《前言》，稱：

太虛法師生於1890年（光緒十五年），圓寂於1947年，浙江崇德（今桐鄉）人。1904年，他先往蘇州小九華寺禮士達上人為師，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間，士達上人攜往鎮海拜見師祖奘年和尚，和尚為取法號太虛。此後四十餘年，他一直致力於佛教改革運動，倡導“人間佛教”理論，推動佛教學院化的教育改革，並領導成立“佛教青年會”助推佛教改革運動。

太虛雖然是一位出家人，卻很喜歡詩詞。夏春錦為本書所寫《編後記》中，引用了太虛晚年的自述：

我的詩詞，民五前大約收存於《昧盦詩錄》；民五至民七間的遺失最多，連馮君木、劉驤逵等的詩序也遺失了，最為可惜！民七後的，大致可見於《覺社叢書》及《海潮音》上。我並從漢、晉到明、清間，為《佛教文醇》《佛教詩醇》之選輯，惜其稿後皆遺佚。

對於這段自述，夏春錦評價說，從中可以看出太虛對自己的詩作頗為自得，“可以說，詩詞創作伴隨著太虛的一生，記錄了他弘法之路的艱辛與曲折，是其曠世佛學成就之外的一朵藝術奇葩。”而對於點校此書出版的原因，夏春錦在《編後記》中亦有交待，原來是為了紀念太虛法師誕辰130週年。

翻閱這部詩集，大略可以看到太虛的交往以及他的一些觀點，比如其所撰《讀六祖壇經》：

漫道盧能不識丁，壇經最著祖門庭；

講堂妙釋風幡淨，終古光輝麗日星。

太虛對六祖如此之推崇，可見他應該是屬於禪宗。而他的詩作中，還有兩篇寫到了上海首富哈同的愛儷園，其中之一為《愛儷園閒步》：

竹猗猗外草茸茸，水榭風樓幾疊重；

更喜清音慰寥寂，蟬聲濃似樹陰濃。

太虛前往愛儷園乃是去見宗仰大和尚，目的是為了推行他的人間佛教，為此還惹了不少的麻煩。然而從他所寫的愛儷園詩中，卻一派天然，並不能讀到其中之曲折。本集中還有其所撰《溪口藏書樓》，然而我卻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座藏書樓存世，正是他的詩給我以提醒。

太虛的作品中還有一首《自題》：

你，你，我認識你，我認識你，你就是你。

我讀他這首詩時，想像著他站在鏡子面前，指著鏡中人說出了這番話。其實除了詩，書中還附有他的詞作，比如這首《菩薩蠻·海樓春晚》：

疏林漠漠遊絲織，春山數點嵌空碧。滄海一危樓，賃消萬古愁。 風高浪腳立，日暮雲頭急。鳥倦滯歸程，一枝一旅亭。

顯然，這完全是套用李太白的作品，這種填詞方式真可謂人無忌，我亦無忌，也許這正是出家人的達觀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