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第一財經」

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北宋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學，有其鮮明的特點。

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團》，透過分析錢幕僚佐集團、歐門進士集團、蘇門學士集團，這三個時間上前後相繼、人員上傳薪接脈的文人集團的構成、群體特點、文學活動，為人們展現了北宋的社會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長、演變的主要線索，以及北宋詩歌、散文、歌詞創作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價值。

在探究三大文人集團的師承、交遊、創作等的過程中，王先生陸續寫出一些列新創性論文，如對錢幕僚佐集團的釐定、對歐陽修與尹洙關係的辨析、對嘉祐二年貢舉事件文學史意義的揭示、透過蘇門《千秋歲》唱和詞對元祐黨人貶謫心態的精微把握等等，這些開創性的議題，極大地推動了北宋文學的深入研究。

國慶假期，第一財經獲得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節選《北宋三大文人集團》以餮讀者，這是系列書摘第二篇。

天聖九年（1031），梅堯臣、歐陽修的首次會見和洛陽文人集團的形成，這應該算是一個重要的文學年代。梅、歐的文學作品大都從這年開始收入集子，標誌著他們文學事業的真正起點；以詩歌來說，從此進入了變唐時期，逐漸展現出宋詩的時代風貌和特殊個性，取得了與唐詩先後輝映的歷史地位。而梅堯臣尤被推為宋詩的“開山祖師”。

梅堯臣的詩歌創作，往往在文人集團的交遊、酬答之中得到啟發、刺激和成熟。文學創作主要是作家自身內心情感世界和創作個性的表現，但也必然受制於接受和欣賞的一方。梅堯臣詩歌的特點，正是在接受朋輩們的讚許、商榷、碰撞和反饋中日趨鮮明和強化，並從而擴大影響，衍為宋詩的群體風格。這時期和他詩歌交流最密切的是謝絳和歐陽修，從而也對他的詩風產生重大影響。梅堯臣集中與謝絳相互酬答及其他有關詩篇共近50首，其中洛陽時期達20首。值得提出討論的是謝絳《遊嵩山寄梅殿丞書》和梅堯臣《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誦而韻之》。明道元年（1032）的第二次遊嵩，梅堯臣沒有參加，謝絳便作此書詳告，梅得書後，又作詩為復。謝書被收入《宋文鑑》卷一一三，為北宋的一篇散文名作，長達1248字；梅詩共100句，500字，是他的第一首長詩。這是一種頗堪玩索的創作現象。

在北宋湧現的一批具有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名人中，歐陽修是較早出現的一位文備眾體、手出多面的巨擘。洛中三年的生活實踐，對他一生所建樹的多方面的文化業績，起了“一錘定音”式的重大作用。得益於洛陽文人集團的集體性優勢，與詩朋文友的相互推轂、激勵，歐陽修的文學創作、文學思想和其他學術文化方面都獲得了全面的發展，成為他文化創造道路上的光輝起點。

歐陽修有著明確而自覺的續盟意識，然而，由曾而王而蘇的選擇過程，又是純屬自然發展的結果。這個選擇不受外部某種輿論的影響，甚至也不為盟主個人的主觀好惡所左右，而是以物件的客觀才具為主要標準。從個人的性格志趣而言，歐氏與曾鞏無疑最為情投意合，在曾鞏身上可以處處看到歐氏的影子，《宋史》把他們兩人的傳放在同一卷中（卷三一九），就不是偶然的。從當時在士大夫中間的聲譽而言，王安石無疑知名度最高，司馬光說他“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張方平也說：“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但他熱望成為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志主要不在文學方面。於是，蘇軾以其傾蕩磊落的文學全才，脫穎而出，迅速受知於歐氏，並被文壇一致認同。陳長方《步裡客談》卷下記敘過曾、蘇二人互相推美對方的故事：“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詞平平。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蘇軾之所以後來居上者，全憑摛藻翰墨功力信服於人。這種以實際文學才具為基礎的自然選擇，有利於傑出人才的順利湧現和成長，較少受到人為的壓抑，也是歐門這一文學群體穩固性的重要條件。

“太學體”這個怪胎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的文化背景。在散文史中本來就存在平易和奇崛兩種文風，韓愈面對當時文壇提出的這個問題，從理論上回答說：“（文）無難易，唯其是爾。”但他實際的美學愛好無疑更傾心於“奇崛”“難”的方面。他自己的創作已不免“怪怪奇奇”，其末流更趨於險怪奇澀。到了宋初，不少古文家因反對駢文的浮豔繁麗而追求古奧簡要，所作或詰屈聱牙、學古不化，或艱澀怪僻，滯塞不暢。與石介同時的宋祁，所作也有“澀體”之稱，其影響實已超出科舉場屋的範圍。“太學體”繼“五代體”、“西昆體”之後，已成為宋代古文運動健康發展的新的障礙。

繁簡、駢散、歷史地位這三個問題之爭，最終歸結到尹、歐兩人古文觀的歧異上來。在北宋主張“復古”、反對“五代體”或“西昆體”的古文家中，存在著兩個不同的譜系：一是柳開、孫復、石介等人，一是穆修、蘇舜欽兄弟、尹洙兄弟、歐陽修等人。前者是古文運動中的重道派，他們崇奉道統文學觀，僅僅著眼於從文體上恢復“古文”，漠視甚或否定文學的獨立價值，宣揚功利主義的文學工具論；後者是古文運動中的重文派，在鼓吹“古道”的同時，卻極力追求古文的寫作技巧和審美價值，從單純文體的改革擴大到文風、文學語言等多方面的改革和創新。然而，同屬穆修一系的作者，他們的古文觀也並非完全一致。尹洙主張“簡而有法”、“完粹有法”，是講究文章的法度和章法的，因而他應屬重文一派，從師承交遊關係上也能證實。但他實際上只是追求語言的簡潔、高古、單一和敘述的單線性，不容許多種語言成分的融攝整合和結構上回環起伏、隨意抒寫，不容許瑣筆、閒筆、補筆、插筆、排筆等多種筆法。只要瀏覽一下《河南先生文集》和《歐陽文忠公文集》，就能突出地感受到兩人散文風格的不同：前者篇幅簡短，行文緊湊，但不免侷促板滯，質樸少變；後者暢遂舒展，唱嘆有情，於閒暇中具規矩，從參差中見整飭，或許可以概括為“斂”和“放”兩途。

可以設想，如果遵循尹洙的古文理論的指導，宋代散文就不可能形成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群體風格，從而譜寫出中國散文史上別放異彩的新篇章。奠定這種群體風格和局面的，只能首推歐陽修。在這個根本點上，這兩位好友之間看來是無法調和的。

曾鞏的文章大多為議論文，借用蕭統論子書的話，大要“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這就關涉到對其散文藝術性的評價。文學以形象地反映生活為特性，散文的藝術性即文學性，主要表現在形象性和抒情性上，自不待言；但是，從我國古代散文歷史形成的具體特點出發，似不宜把散文藝術性理解得太狹窄。

我國古代文論家強調文章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強調結構、剪裁、用筆、用字，強調間架、樞紐、脈絡、眼目等等，對於述意、狀物、表情都是極其重要的表現手段，理應屬於藝術性的範圍。即以議論文而言，我們不應把一切議論文字都歸入散文之列，但如砍去議論文，無異取消了大半部中國散文史。林紓說：“論之為體，包括彌廣”，連贈序、書序、山水記、廳壁記等都有“論”。所言甚是。曾鞏正是圍繞著長於說理而形成自己的散文風格和寫作特色的，從而為我國散文史作出了貢獻。

歐陽修以善於修改文章聞名於世。有個故事說，他晚年改定自己文章，“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他笑著回答說：“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這個笑話包含著一條深刻的藝術經驗：文章不厭千回改，名篇佳作離不開錘鍊工夫！

宋哲宗元祐年間，蘇軾與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等在汴京聚會，又與畫家李公麟、米芾、王詵等相交遊，相互唱和贈答，品書論畫，蔚為文壇盛事。元祐二年（1087）６月，蘇軾等十六人聚集於王詵西園，李公麟作《西園雅集圖》，米芾又寫了上面這篇記。記中還生動地描述了圖中諸公的形象：“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筆而熟視者，為黃魯直”；“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等。儘管此圖此記的真偽存在爭論，但它為盛極一時的元祐“蘇門”儲存了鮮活直觀的珍貴留影，提供給後人以品味不盡的歷史餘韻。

“蘇門”是以交往為聯結紐帶的鬆散的文人群體。它經歷了先由個別交遊到最後聚集於蘇軾門下的自然發展過程，形成了以蘇軾為核心、“四學士”、“六君子”為骨幹的不同層次的人才結構網路，並逐漸成為政治上自立自斷、學術思想上獨立思考文學藝術上自由創造的一個集合體。

洛黨、蜀黨之爭與洛學、蜀學之異並不是同一概念。前者偏重於政治上的人事傾軋，嬉笑怒罵，劍拔弩張，疾言厲色，勢不兩立；後者則屬於學術思想的分野，但當時並未直接對陣論戰。程頤的大量語錄中很少發現正面攻擊蘇軾學術思想的言論，他一生惟一的一部經學著作《伊川易傳》完成於晚年貶官涪州之時，正與蘇軾的《東坡易傳》最後在海南島完稿相類，時間和環境都不能提供互相詰難的條件；而且，在程頤的心目中，蘇軾可能算不得思想家，沒有當作學術上的論敵。這種情況使後世不少論者在評騭洛蜀黨爭時，有意無意地掩蓋和忽視其學術思想衝突的背景。

蘇軾和王安石的關係是頗為複雜的。在熙寧變法時期，他們是勢不兩立的政敵；元豐末，一個作為退職宰相，歷經宦海風雲，閒居金陵，一個從九死一生的烏臺之獄脫險，嚐盡了黃州之貶種種人生況味，兩人重聚，相逢一笑泯恩仇，發現彼此都是直臣賢士、人間傑才，對儒家理想人格的崇奉是他們融和的紐帶。然而到了元祐時期，蘇軾及其門人卻共同掀起一個批判王氏新學的熱潮，體現出對思想專制、學術專制和文化專制的不滿和反抗。

“蘇門”是以交往為聯結紐帶的鬆散的文人群體。它經歷了先由個別交遊到“元祐更化”時期聚集於蘇軾門下的自然發展過程，形成以蘇軾為核心，“四學士”、“六君子”為骨幹的不同層次的人才結構網路，對北宋文學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然而蘇軾對詞風的革新並沒有在蘇門中立即產生一呼百應、如水赴壑般的效應，反而促成元祐諸人在詞學觀點和創作實踐上覆雜紛紜的局面，出現了宋初以來詞學批評的第一個熱潮。

蘇門詞論呈現出一個炫人眼目的有趣現象：指斥蘇詞“非本色”的《後山詩話》，卻推崇蘇門弟子黃、秦為“今代詞手”，比乃師為優；黃庭堅稱許晁補之詞為“於今第一”，他本人卻被晁譏為“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晁補之正確地為蘇詞的“多不諧音律”作護法神，卻又認為“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也”；而這個“短於情”的觀點，又為指斥蘇詞“非本色”的陳師道所非議：“餘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知也？”所有這些觀點歧出以及各傢俱體評價中畸輕畸重的情況，有的可能是脫口說出，信筆即書，或未可據信；但是，坦誠無諱、暢所欲言的自由品評之風，正是蘇門進入詞學批評熱潮的確切標誌，同時，這場討論最終又是圍繞著“本色、非本色”、“正、變”的詞體問題而展開的，實質上是傳統和革新之爭，而這又與詞發展到北宋中後期的情勢息息相關。

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是創作實踐的總結和抽象，一般說來，總是需要一個認識過程而落後於創作的；而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又存在較強的因襲性，人們在表達文學觀念和進行文學批評時習慣性地沿承前人的成說，使用現成的批評模式。而文體問題又始終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的重要課題，其被重視的程度幾乎為世界各國所僅見。

蘇軾的一生是幾起幾落、大起大落、遭遇坎坷的，他的門人也隨之榮枯相依，無一逃脫悲劇的命運。著名的“元祐黨人碑”，即列蘇軾為“待制以上官”之首，秦觀為“餘官”之首，黃、晁、張等全被“一網打盡”。貶謫詞遂提到一個新的層次和品位，翻開蘇門諸人的詞集，幾乎每人總有幾首抒寫貶謫生活心態的名作。我們從秦觀《千秋歲》（水邊沙外）等抒發貶謫之感的作品中，不難看出，隨著詞的功能由娛賓遣興向個人抒情述志的轉變，詞的內容和藝術風格等方面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加強了詞的個性化特徵，提高了藝術品位。況周頤說：“有宋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為一代山斗。”這裡的“提倡風雅”，我以為可以從詞體新變的角度去詮釋。

秦觀《千秋歲》（水邊沙外）詞，以“花影亂，鶯聲碎”，“飛紅萬點愁如海”等名句膾炙人口，又是其詞風從前期悽婉轉為後期淒厲的代表作之一。這首詞在當時就先後得到孔平仲、蘇軾、黃庭堅、李之儀、惠洪等五人的唱和，在南宋又有王之道、丘崈的四首和詞。在宋代詞人中，一首詞能獲得兩宋七位詞人九首作品的唱和，應是一種極為罕見的殊榮。這一特殊文學現象，不僅反映了和韻之風從詩壇到詞壇的展延，並影響到詞的內容和藝術的變化，而且具體地表現出所謂“元祐黨人”橫遭貶謫後彼此心靈的交融和撞擊，他們共同的和不同的心理反應。

文學群體是作家個人和社會（包括文學社會即文壇）聯絡的中介。文學作品在通常情況下乃是作家個人的精神勞動的產物，但他又不可能在完全封閉自足的心理結構中從事文學創作，必然受到社會環境、時代思潮、文壇風氣等的深刻影響。作家個體自發的社會化要求，呼喚著文學群體的孕育誕生，而文學群體又促成個體的社會化得到發展和實現。個體從群體中獲得大量的社會資訊，感受到文學風會，培育和陶鑄成自主獨特的文學個性；群體則又以各個成員的代表者的資格，把群體的文學思想、觀念、情趣、好尚、風格，影響於整個文壇和社會。群體在內部發揮著交融、競爭等多種機制，與外部又產生了各種縱貫、橫攝的關聯，由此構成一幅多方位、多層次的錯綜互動的文學圖景。從文學群體入手來觀察一個時期的文學現象，不失為一條有效路徑。

錢幕、歐門、蘇門是發展成熟的文人集團，它的系列性、文學性、自覺性相結合的特點，把一般的文學群體的特性與優長髮揮到極致，它幾乎囊括了北宋全部的文學大家和名家，覆蓋著整個文壇。尤其是從歐門到蘇門，標誌著嘉祐、元祐時期兩個文學高潮的到來。這一中國文學史中獨一無二的罕見個案，實在是有意義、有前景的學術課題。這是本書寫作的初衷，也是一種期待。

《北宋三大文人集團》

王水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年7月

文章作者

王水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