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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聞記者 寧寧

20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週年紀念日。紀念日當天，60多個國家領導人齊聚法國巴黎舉行紀念活動。在國際儀式環節，法國高中生朗讀了6段紀念停戰日的文字，其中一段文字出自中國勞工之手，這也是華工這個群體首次在法國國家層面的紀念活動中獲得承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4萬華工遠赴歐洲。

這些華工大多數來自山東威海的農村地區，在戰爭的間隙，這些質樸的華工用他們的巧手在炮彈殼上“雕刻”出精美的圖案，寫上諸如“祿合同春”這樣祝語和願望。

如今在一戰時西歐主戰場的比利時小鎮伊普爾，有一座一戰戰地博物館。館長登多文在接受封面新聞記者採訪時說，“博物館裡永久展出一些一戰比利時華工們製作的貝殼、彈殼等裝飾品，以及許多書籍、照片、明信片和當地人記錄下來的關於華工的日記。”

無意間，華工們將殺人的利器變成一件藝術品，完成一種“戰爭與和平”的轉換。

“這些戰壕藝術反映了華工們的行為與思想，甚至簡單如火柴盒這樣的東西也能顯示出工人們的日常生活，更不用說精心雕刻過、裝飾過的物品了，它們展示出華工們發現與創造美的慾望，用藝術掩蓋戰爭殘酷的衝動”，登多文說。

“雙方歷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戰戰地博物館最早關於華工歷史的展覽始於2010年。

這一年對於登多文館長是相當忙碌的一年。除了舉辦《以鏟代槍：華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展覽，他還和好友英國牛津大學孔子學院教授馮浩烈（Philip Vanhaelemeersch）一起翻譯出版了一戰華工團年輕翻譯顧杏卿依據自己所見所聞撰寫的《歐戰工作回憶錄》，這是這本回憶錄首次被翻譯成荷蘭語在歐洲出版。

其實，登多文館長對一戰華工的研究已經接近18年了。

2000年，登多文館長開始著手研究一戰華工。在查詢資料的過程中，他發現中國人是一戰中被忽視的最大的群體，於是，與朋友馮浩烈教授等人一起，他們想要糾正這段對於中國人來說不正義、不公平的歷史敘述。在他們看來，西方人應該改變對一戰的看法，要讓歷史敘述更加包容，並承認非歐人群參戰的經歷，如印第安人、中國人等。其中，中國勞工公司（CLC）的存在尤其吸引他。

“不同於其他的群體，中國勞工公司並不是來自海外殖民地。這些被他們僱傭的人來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恰巧當時在清王朝滅亡後，中國正積極地在世界上尋找一席之地。於是，中國勞工公司引起了當時中國政府的注意，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們為新中國的崛起做出了貢獻”，登多文館長說道。

中國勞工旅的一支隊伍正經過比利時伊普爾市附近的Vlamertinghe村莊

在這樣重要的歷史背景下，一群目不識丁的中國農民和少數擔任翻譯的知識分子一起踏上了前往歐洲戰場的路。在他看來，拋開宏觀的敘事，一個個農民個體、華工小人物的故事才是最引人入勝的。

“這是有史以來中國人向歐洲大陸的第一次大遷徙。這也是普通的歐洲人第一次直接見到中國人，而中國人也是第一次與歐洲人面對面的接觸。從華工的記錄來看，他們從西方人身上學習到的有長處，也有短處，除了對待日常生活的態度，還有就是歐洲人對戰爭的看法”，登多文館長說道。

在他看來，這其實就是來自東方的普通人與西方普通人的交匯，“這是雙方歷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正是中國移民的大量湧入，造就了中國和比利時的直接聯絡，稱得上是歷史的重要時刻。”

比利時當地小孩與華工合影

當地人日記裡關於華工的記錄

這段東西方人共享的歷史也給現在的西方人上了重要的一課。

“歐洲人撰寫的歷史為什麼總是以歐洲為中心？歐洲在那段時期是怎麼錯誤地感知了自己的優越性？這些問題都需要被審視、被解決”，他說道。

目前，他已經發表了數篇關於當地人與華工日常生活交往的研究以及歐洲人對華工態度轉變的文章，還研究了一戰後華工對城市重建做出的貢獻。

當時報紙對華工的報道

有趣的是，不同於此前西方學者對華工的看法。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勇敢的人。但他們也是一場歐洲人發動的、針對歐洲人但幾乎把全世界都捲進來的戰爭的受害者。他們遠道而來就是為家人賺錢，透過這種方式，他們也代表了中國”，他說道，“更重要的是，他們逐漸把自己看做是中國的代言人。前往歐洲讓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得到了強化。”

戰壕藝術

雖然不懂中文，但與登多文館長共同工作的好友馮浩烈教授十分熟練地使用中文。目前，他們正與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桑德斯（Nicholas Saunders）教授一起準備對華工戰壕藝術（trench art）進行研究。後者曾在2003年出版過一本名叫《戰壕藝術：戰爭的物質性與記憶》（Trench Art： Materialities and Memories of War ）的書。

據資料顯示，戰壕藝術起源於1799年至1815年爆發的拿破崙戰爭，但在一戰時得到蓬勃發展，是戰爭中士兵、囚犯或者平民透過手工製造的物件的統稱。

“我們的研究主要關注華工們在戰時以及戰後做的一些手工物品”，他解釋道。

一戰期間至1918年11月11日停戰後，這樣一群為了謀生而遠渡重洋奔赴前線、勇敢的戰爭受害者們承擔起了挖掘戰壕，掩埋屍體，清理炮彈、手榴彈和子彈以及兵工廠的其他工作。與此同時，有大量的證據證明一些戰壕藝術的確是由華工在戰時的戰壕裡完成的。

“雖然展覽早就結束了，但博物館永久展出一些一戰比利時華工們製作的貝殼等裝飾品，以及許多書籍、照片、明信片和當地人記錄下來的關於華工的日記”，登多文館長談到了8年前這場名為《以鏟代槍：華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型展覽。

“我們非常希望今後能參與臨時的展出，雖然我們並沒有太多的展品，但這些展品的擁有者是一些私人收藏家，我們一直保持著廣泛的聯絡。”

正是在8年前的這場佔地750平方米的展覽上，人們看到了在戰壕裡摸爬滾打的華工們別緻的匠心。

“他們挑水的時候不是走，而是進入一種小跑快步狀態，我聽說這樣可以使他們覺得減輕負擔。一箇中國佬歡快的挑水景象：一邊哼著小曲兒，一邊小跑，總是讓人覺得很感動”，一名叫做A。Mc。Cormick的上尉說道。

正如一名英軍彈藥官所說，“我們兵站的重體力活都是華工來做，他們是合同工，來自中國的稻田，幾乎所有都從來沒到過歐洲。”

華工贈送給英國軍官Jim Maultsaid自己手工製作的牌匾（由Jim Maultsaid孫女 Barbara McClune提供）

雕刻著花卉、花瓶的炮彈殼

刻著“祿合同春”字樣以及小鹿的炮彈殼

該展覽展出了華工一戰時使用的工具，如鏟、鎬頭和矛（可以用於搜尋地下的屍體）。

刻著“治水龍”的炮彈殼

一對刻著龍的炮彈殼，寫著“人生百善孝”

雕刻著花卉、花瓶的炮彈殼，可以清楚看到上面刻著“花盆”二字

據登多文館長介紹，華工在炮彈殼上刻下了許多別緻的圖案，有花鳥魚魚、龍、詩詞歌賦、自己的名字、編號以及所在的華工團以及京劇臉譜等。除了炮彈殼，還有一些圖案是雕刻在貝殼和玻璃串珠上的。

“我們目前正在撰寫一篇關於華工戰壕藝術的文章，我們將進行深入的討論”，他說道。

“這些戰壕藝術反映了華工們的行為與思想，甚至簡單如火柴盒這樣的東西也能顯示出工人們的日常生活，更不用說精心雕刻過、裝飾過的物品了，它們展示出華工們發現與創造美的慾望，用藝術掩蓋戰爭殘酷的衝動。”

後代與墓地

據登多文館長估計，1919年9月，大約有12000名被中國勞工公司僱傭的華工來到了比利時。英國軍隊不准他們與當地女性通婚，但是這在法國軍隊中是被允許的。

“但是，據我們所知，的確有華工與當地女孩兒發生愛情關係的”，他說道。

“我認識一個叫Gerard Tchang的華工的兒子，他目前住在巴黎。但是我所知道的更多的華工與當地人結合後所生的孩子都去世了，並且沒有留下後代。”

比起沒有留下後代的華工，更多的人是死在了異國他鄉。

一戰死亡的中國勞工數目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紀錄片《被英國遺忘的軍隊》（Britain’s Forgotten Army）曾提及戰爭墓地中被埋葬和紀念的中國人大約有2000人，但一些國內資料中的數字為20000人。

“目前在比利時有85個華工的墓碑，這個數字遠低於實際死亡的人數。 我們離法國邊境只有15公里，許多華工是在那兒受傷、死亡的，最後在法國境內的巴約勒、努瓦耶勒等地埋葬”，登多文館長說道。

據資料顯示，法國努瓦耶勒華人墓地由英聯邦戰爭墓地委員會的設計師John Reginald Truelove設計，在英國設計師Sir Edwin Lutyens監督下建成，共有841個墓位，是歐洲最大的一戰華工墓地。

一本1917年10月出版的《勞工團隊負責人手冊》上這樣寫著，“華工不能埋葬在基督教墓地內，除非無法為他們提供專門的墓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在埋葬在軍墓或者公募的角落，這樣他們不會被歐洲人的墓位完全圍住。”

“他們的墓應深4英尺，頭朝山，腳朝水，墓堆要高出地面2英尺。”

可以清楚看到墓碑上寫著“流芳百世”、“雖死猶生”、“鞠躬盡瘁”以及“勇往直前”等中文字樣以及墓主的名字、家鄉、死亡日期以及“中國勞工公司”。有些沒有名字的則只刻上了他們所在華工營的編號。

坐落在坡泊靈市Lijssenthoek鎮的英軍墓地以前被稱作Remi Siding，是比利時容納一戰華工墓位最多的墓地。

“我來這裡參觀英國公墓，但我也發現這裡有一箇中國墳堆”，Achiel Van Walleghem神父於1918年2月28日參觀時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