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辯證理性是藉助於情感、直覺以及語義在昏暗的概念世界裡橫衝直撞。而邏輯分析理性則認為把那含糊不清的東西搞清楚才是最難的和最有價值的。

在中國，辯證法的推行，導致人們更加認識不到分析理性的特點和重要性。但我們不要忘記，辯證法離詭辯論只有一步之遙。

愛因斯坦說：“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透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

文藝復興時期

）。

”

毫無疑問，中國人普遍缺乏邏輯思維是中國不能產生科學以及近現代中國人沒有創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辯證思維的結果導致中國人在方法論上崇拜中庸之道。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把中庸看作一種最高的道德標準。

中庸之道，實際也就是希臘人“nothing too much”（凡事適可而止）的理想。“Moderation”的漢譯為“中和”，意思即“不走極端、和諧”。“Restraint”的漢譯為“節”，意謂“控制到合適程度”。

亞里士多德曾明確指出：每種德行都是兩個極端的中道，而每個極端都是一種罪惡；勇敢是怯懦與魯莽之間的中道；磊落是放蕩與猥瑣之間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虛榮與卑賤之間的中道；機智是滑稽與粗鄙之間的中道；謙遜是羞恥與無恥之間的中道；真理性是自誇與虛偽之間的中道。

但是這種格式只能適用於有關個人的真理性，我們看不出任何廣義的真理性適合於這個格式。把真理性視為一種中道的見解，差不多是很荒謬的。

中庸之道無所不包，它淡化了所有理論，摧毀了所有宗教信仰。中庸之道使人在思想上對所有過激理論，在道德上對所有過激行為的一種厭惡。

《尚書》中記載著中國最早的政治文獻，其中有堯勸告舜的話：“允執厥中”。孟子讚賞另一位皇帝說“湯執中”。據說湯總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意思是他要聽取兩種對立的觀點，給雙方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中國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於把自己的國家也叫做“中國”。這不僅是指地理而言，中國人的處世方式亦然。這是執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這種方式使得中國人宣稱自己發現了所有不同流派哲學所共有的基本真理，正如古代學者所自詡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