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作品最能動人心魄的力量，在於它與時代精神的共振，它對歷史趨勢把握闡揚的深刻程度，更在於它對時代侷限與困頓的形象化體現。

“忠”與“義”的背離與衝突構成了《水滸傳》悲劇主題的複雜性、必然性和深刻性。研究者注意到了《水滸傳》中“義”的複雜性，“義”並非只是傳統道德中的合宜、正理，友誼與犧牲。

夏志清稱之為

“匪黨的道德”；孫述宇稱之為“同道中人之間水平的忠”，是他們之間的“互相撐腰”。梁山好漢所表現的多種層面的“義”，產生自宋代以來平民社會的發展，是人慾愈滋、才力愈多，而由金錢運轉支配著的新的倫理道德。具體說來，盛行在江湖道路與市井裡巷問的“義”，體現了宋代以來的民間社會所具有的，平民的發展與政治重要性的衰退這兩個根本特徵。

它和官方史書中的

“忠義”觀念以及馴服於王權的“忠”，存在著根本的矛盾與齟齬。從這個意義上講，水滸故事的悲劇性結局具有啟發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在宋元時代，下層市井社會流行的“義”，其本質是庶民間自律、自助的行為。洪邁（1123—1202年）《容齋隨筆》卷八“人物以義為名者”，歸納了六類“以義為名”的人和物。

其中有

“仗正道日義”“至行過人日義”，這個“義”出於每一個個體的自主性、公共性的活動。孟子曾說“義，外也，非內也”，在正直、仗義之外，還有從外來而非從內生的意思。在宋明以來，具備了開放性、流動性和彈性的庶民社會中，“義”——公義、仗義、正義的道德準則開始流行。

“義”這種行為，不但在“遊民”這種脫離了鄉土與社會秩序的階層中存在，在“社會中間階層”——“跨農村與新興城鎮的中產階級”當中，也多有公心好義之士。這種道德本質上，是商品經濟意識中形成的利益交換準則的延伸。無論是水滸英雄酷虐的“有仇必報”，還是《隋唐遺文》中秦叔寶溫情忠厚的“有恩必報”，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踐行著民間的道德一一對等的“報”。

而

“忠”則要求放棄自我，沒有理性的絕對服從。所以“忠義”一詞，雖然被一體地概括成為梁山好漢的政治綱領、道德標籤，但在宋明時代，“忠”與“義”已經是兩種道德和價值觀。這種趨勢也表現在其他文學樣式當中。如明清戲曲中的“忠義”雖然大多延續著廟堂話語，像李開先《寶劍記》、馮夢龍的《精忠旗》、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歌詠的林沖、岳飛、左良玉之“忠義”，與廟堂之“忠義”區別不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蘇州的市井戲曲家李玉《清忠譜》裡，則將

“忠義”許之市井裡的顏佩韋，市井中人因為他“聽見不平，忿忿大怒，道他是個義士”，贊其“懷公憤，是忠義儔”，則此“忠義”，同樣表達的是民間道德觀念的“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