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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在建構自身時如何處理外國文學“資源”

簡介我們知道,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當代文學具有“國家設計”的性質,這種設計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來想象、定義自身,以及在此基礎上,為世界文學提供何種普遍性的“中國經驗”

如何才能讓自己

當代文學在建構自身時如何處理外國文學“資源”

《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書影。北京大學出版社供圖

近幾年來,我寫了一些討論當代文學與外國文學關係的文章,現在將它們集合在一起,總計有16篇。開始寫的時候,並沒有整體的計劃,沒有確定的中心議題,也沒有打算編成一本書的想法。當時只是對一些作家、文字、現象感興趣。當然,從學科的方面,也有因當代文學(特別是20世紀50—70年代)與外國文學關係的研究還開展得不夠,希望藉此能引起重視的考慮。現在將它們放在一起,沒有全域性性規劃的缺點,就顯得很醒目:各篇之間欠缺有機關聯,文字也多有惹人厭煩的重複。更重要的是,如果討論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一些重要的方面就不該忽略,譬如“亞非文學”就沒有談及。曾經想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但知識、材料各方面的準備無法一蹴而就,勉強寫出來肯定更露馬腳,也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這些文章的大部分,也可以說是文學接受史一類的性質,但它們和一般討論中外文學交流、影響、接受的文字也有不同。它們的側重點,是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在建構自身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外國文學的“資源”。我們知道,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當代文學具有“國家設計”的性質,這種設計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來想象、定義自身,以及在此基礎上,為世界文學提供何種普遍性的“中國經驗”。當代文學在它的開展過程中,除了處理本土古典和現代的文學經驗之外,五四以來對新文學影響深遠的外國文學,是它面臨的更為緊張而緊迫的問題。這三四十年間,兩大陣營的冷戰格局,亞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獨立運動的浪潮,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變化,這一切構成當代文學生成的背景,成為當代文學設計自身的重要依據,直接規約著對外國文學資源處理的尺度,當代文學內部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展開方式,也與這一“冷戰文化”緊密相關。

收入《我的閱讀史》和《讀作品記》中的《“倖存者”的證言》《一部小說的延伸閱讀》《〈瑪琳娜·茨維塔耶娃詩集〉序》《相關性問題:當代文學與俄蘇文學》等文,也與本書討論的問題相關。

感謝文章寫作過程中許多朋友的幫助:汪劍釗回答了有關葉夫圖申科《娘子谷》詩和肖斯塔科維奇第十三交響曲歌詞中,“猶大”和“猶太人”差異的疑問,同意將他新譯的《娘子谷》作為文章的附錄收入;周瓚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資料室借出60年代全部的內部刊物《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周展安提醒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20世紀60年代雖然沒有中文全譯本,但內部刊物也登載過相關的資料;王俊文從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和日本國會圖書館,查找了日本《東風》《日本與中國》《國際貿易》等刊物,和日本批評家佐佐木基一的資料;羅湉提供了法國學者、批評家摩尼葉的簡歷等情況;因為欒偉平的幫助,得以方便地查閱北大圖書館《恐懼與無畏》的十多種庫存本;孫民樂通讀全書後提出若干修改意見……這些文章大多曾在刊物刊登,《文藝研究》《文藝爭鳴》《現代中文學刊》《新文學史料》《學術研究》《南方文壇》《海南大學學報》《小說評論》等刊物的編輯在審讀中,訂正了資料的差錯,提出不少修改意見。

作者系著名學者,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本文經授權節選和摘編自《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一書自序,現標題系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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