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到九世紀是中世紀藝術的形成時期。到了九世紀末期，在拉丁、希臘和伊斯蘭世界中，對藝術的基本態度已經確立，幾個世紀內的基本宗教建築形式已經得到確定。此外，繪畫藝術在宗教實踐中的作用得到了積極的爭討和辯論，並最終基本得到確立。西方基督教在伊斯蘭教的反聖像崇拜和拜占庭帝國對聖像的強烈崇拜之間採取了自己的立場，強調了藝術在美化聖地和聖物以及傳播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歷史方面的作用。

一、加洛林時期藝術發展背景

中世紀藝術的歷史意義和中世紀藝術家的自發性意識長期以來主要被人們視為在模仿過去而不是透過其本身背景來理解，人們常常強調複製而不是創造是中世紀早期藝術的基本特徵。當然，中世紀的藝術與基督教古典時代早期的藝術之間的許多聯絡，無論是在形式或內容，風格還是肖像上都已經被發現和解釋。事實上，對藝術創作的理解，比如杜斯象牙書封面就需要識別其中一些影象上的緊密依賴的繪畫模型。

然而，即使早期來源被明確地遵循和喚起，它們的意義也常常被從源頭改變，這個例子是為了對當時的加洛林政治和神學爭論進行反思。人們對現在的關懷遠遠超過了對過去的興趣，最近的一些研究試圖瞭解中世紀早期西方藝術如何有助於當代文獻中所定義的核心使命，引導基督教社群走向救贖。

羅馬在中世紀早期的藝術中起著很大的作用，但並無法達到像奧古斯都之於羅馬城或者甚至是君士坦丁大帝之於聖彼得大教堂那樣的影響。八世紀和九世紀見證了教皇在世俗中權威的增長，教皇作為教會甚至世俗最高力量，試圖模仿羅馬的禮儀和教法，以及引用羅馬的藝術來塑造自身權威。例如，公元781-783年的《戈德斯卡爾克福音書》（The Godescalc Gospel Lectionary）包含了一副描繪生命之泉的圖片，回顧了這本書出版的原因，即教皇在羅馬拉特蘭大教堂（Lateran）洗禮池為查理曼的兒子洗禮。正如本篤會院長畢斯可（Benedict Biscop）在七世紀末帶到諾森布里亞的一系列繪畫和書籍一樣，這副影象所反映的羅馬傳統是受到當時歐洲人尊重的，但並不古老的，因為它要麼反映了這一傳統仍在當時使用，要麼至少是被視為如此。從這一層面來說，我們可以看出加洛林時期建築的羅馬基督教堂特色不僅應被看作是一種對羅馬時代回溯性的“復興”，而且也是和當時的羅馬教皇的各種傳統之間的聯絡。

這種把中世紀早期西方文化視為接收者而非創造性文化的問題傾向是黑格爾學派的觀點，這種傾向也成為了認為西歐當代文化是從早期東地中海文化中借鑑而來的史學傳統的理論基礎，即接受外部因素改變內在要素的方法論。一個重要的學者團體尋找到了一批有著個體案例的文獻來論證所謂“東方影響”的概念，但是其中所有的例證都受到了爭論。這些文獻給出的證據主要基於的是一種假想出來的風格只在很小程度上和東地中海的藝術相似，通常是基於西歐人對東方藝術富有想象力的歷史重建，這是由於八到九世紀拜占庭的聖像破壞運動造成的極大破壞已經使早期地中海藝術不復存在了。

只是在最近幾年，人們才嘗試透過假定西方的自主創造力來解釋西方較早時期和後來的東方史料之間的一些相似之處，這種創造在影響人們對東方藝術的理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更廣泛的層次來說，西方在晚期古代既不是也不自認為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地區，以至於渴求任何來自東方的藝術或思想潮流。近些年來，歷史學家和藝術史學家試圖用更加微妙的方式來界定東西方相關現象之間的聯絡。

在當代學術中沒有一種方法能夠對中世紀早期藝術佔據支配地位，否認曾經主導了這一領域的源頭和批判風格仍然被廣泛採納併產生了許多富有成果的方法，這既古怪又反常。越來越重要的是對當時語境的理解，試圖理解藝術作品與當時許多不同性質的現實關懷是如何產生聯絡的，例如禮拜時需要做什麼。在西尤拉丁世界，像佈道書或聖禮書這樣的工具書在這一時期成為了奢華藝術的主體，相關藝術裝飾的主旨也往往是直接和聖禮相關。

事實上，聖壇成為了許多不同奢侈品關注的焦點，例如象牙扇，雙連畫和梳子，釉質和金制的聖盃，聖餐盤，聖物盒以及禮儀書的封面。另一方面，學界開始更多地關注於社會大眾對於中世紀早期藝術的態度，例如具有魔法效果和保護作用的影象的產生，以及在東方和西方用於朝聖和其他流行的宗教習俗的影象。即使一些闡述性手稿也受到了這種趨勢的影響，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手稿都與喪葬或帶有明顯辟邪特徵的影象有關。

二、加洛林時期對藝術的贊助

在晚期古代，傳統的城市作為藝術資助的中心地位改變了，因為在整個羅馬世界鄉村住房成為了貴族的宅邸，精心設計的地板上出現了各種鑲嵌畫和壁畫，以及收藏的物品中出現了許多貴金屬，尤其是白銀。從許多方面來說，八到九世紀是這一發展的高潮，當時在羅馬、特里爾和科隆等倖存的城市中，雖然藝術贊助和活動確實仍在繼續，但越來越多地集中在皇家法院和修道院，而這兩者一般都位於遠離城市的地方。

加洛林時代精美的象牙雕刻

宮廷資助在這一時期並不新鮮，但是它的聚焦點和特徵隨著城市的衰落而改變了。這一時期的大型浴池和市場等公共工程已經完全停滯，甚至續建或重建的城市教堂都是由大主教和當地的神職人員利用私人資源進行。宮廷的贊助主要轉向紡織品和貴金屬中的奢侈品藝術，經常用於裝飾與帝國或皇室象徵（如皇冠）密切相關的物品。在君士坦丁堡的宮殿中圍繞帝國王座的一系列精密裝置，比如帶有搖搖晃動的機械鳥和其他壯觀的自動機械，在這時期首次被描繪且很可能是在這一時期被創造出來，還有一些精心設計的王座儲存了下來例如大約九世紀時期的青銅“達戈貝爾特王座”（Throne of Dagobert），還有如今存於梵蒂岡的長期以來被尊為Cathedra Petri或“聖彼得王座”的加洛林國王禿頭查理的象牙雕刻王座。

在羅馬世界晚期古代及之後時期裡都能在帝國和貴族的宅邸中看到裝飾在牆上的狩獵和戰鬥場景，而在八到九世紀拜占庭皇帝的宮廷裡也能看到盛大的狩獵畫面。八到九世紀的凱爾特紀念碑如卡德伯爾的希爾頓（Hilton of Cadboil）的巨石反映了這一時期西方通行的影象形式，即使它與當時的宗教或歷史意識形態而非當時的貴族生活之間的關係尚未得到確認。皇家狩獵是西方的貴族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主要表現，而且一直延續了整個中世紀甚至之後，並且是當時的詩歌的重要主題。狩獵影象進入一些神聖場景並不令人奇怪，例如在九世紀烏德勒支的一本聖歌集的插圖中出現了雄鹿狩獵，而在九世紀的一些加洛林手稿中可以看到與動物的搏鬥成為了聖餐桌的裝飾。統治者是戰勝邪惡野獸或人類敵人的隱喻概念，確實是早期加洛林宮廷藝術中的熱門形象，它往往把統治者塑造成基督教士兵的形象。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基督鎮壓野獸的影象顯然受到了查理曼時期宮廷藝術的特別喜愛。

如果說宮廷贊助是早期藝術贊助的集中和小範圍的話，那麼修道院的贊助絕對是一種明顯性的、贊助範圍擴大的現象。七世紀晚期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出現了一種明顯的轉變。從這時起，英倫三島和那些由英倫三島的朝聖者和修士在西歐大陸上建立的修道院明顯成為了出口藝術品收藏的主要集中地，同時也成為了建築中心，通常儲存了許多石雕，比如八世紀的魯斯韋爾十字碑（Ruthwell cross），還有修道院自己使用以及出口的裝橫精美的手寫文書。歐洲大陸的教會在八世紀越來越受到王室的支援並且在王室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聖丹尼斯皇家修道院並不僅僅是丕平加冕禮所在地，而且也是他下葬的地方。聖丹尼斯的大主教Fulrad是皇家牧師，而丕平最後的遺囑也寫道要重建教堂為775年的查理曼提供一個規模巨大的祝聖典禮。主要的教會通常還有巨大的新修建教會建築被建立在西法蘭克人領土上，包括洛爾施、富爾達和其他中心。

在816-17年，由虔誠者路易領導的修道院改革委會可能只是間接地導致了新的建築專案出現，其中最完整儲存的證據就是820年修建聖高爾修道院的計劃書。設計和建造一個如此龐大而複雜的寺院結構，其中央封閉的庭院，迴廊，試圖保持僧侶與周圍大型世俗社群的隔離結構等的設計，是九世紀藝術的一個特徵和高度原創的成分，也是當時和之後時期裡許多藝術創作的前提條件，例如建築雕塑和壁畫。

裝飾精美的書籍有些還帶有花格插圖，至少在四世紀時就在羅馬世界出現了，而到了五世紀已經開始包含世俗和基督教兩方面的內容，但很少人認為書籍的插畫在早期基督教藝術中佔據主導地位，而在之後的討論中我們會談到插畫在八到九世紀的藝術中才擁有這樣的地位。在這一時期，西方的書籍出版十分重要，它們往往用於莊園和傳教工作。修道院和王室庇護人之間日益重要的聯絡也激勵著修道院的繕寫室抄寫裝飾奢華的手抄本供王室個人使用或作為皇家禮品來饋贈，而日益擴大的教育事業也促使修道院抄寫了大量的書籍，其中一些用花邊和插圖裝飾。

正如許多銘文和影象所證明的那樣，宗教文字的抄寫和彩飾也是僧侶們為了推進自己的救贖而從事的虔誠勞動。八世紀晚期的聖歌中一副小插圖展示了一個來自阿爾薩斯的維森堡（Vat。pal。lat。67）的評論，一個可能是抄寫員或畫家，也可能是捐贈者的人Erembertus，作為一個卑微的僕人請求他聖潔的守護者圖爾的馬丁寬恕他的放縱（或理解為寬恕他的罪孽）。修道院中僧侶的名單和祈禱者協會聯絡起來，有一些有著豐富的裝飾插圖和影象，例如來自Pfafes修道院的Liber Viventium。（聖高爾修道院，Stiftsarchiv，cod。Fab。I）

記錄加洛林時代繕寫室的插畫

總之，加洛林時期的藝術獨具特色。與尋常人們想象中中世紀早期呆滯無神的繪畫風格以及暗淡的藝術發展不同，加洛林文藝復興恰恰代表了中世紀早期西歐世界藝術成就的頂峰。在加洛林時代就已經奠定了對羅馬時期文化的回溯與再創造，這種對古典藝術復興的追求一直保留在西歐人的精神之中，直到中世紀末期文藝復興才再次得以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