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又稱殷或商朝，約公元前1600年—約公元前1046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朝代，也是中國第一個有直接的同時期的文字記載的王朝，由商湯建立。

商朝國都頻繁遷移，至盤庚遷殷（今安陽）後才穩定下來，其分為“先商”、“早商”、“晚商”三階段，前後相傳17世31王，延續500餘年。商朝處於奴隸制鼎盛時期，奴隸主貴族是統治階級，形成了龐大的官僚統治機構和軍隊。甲骨文和金文的記載是目前已經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元號。

1國號由來

安陽殷墟夏朝末年，商的勢力由黃河下游發展到中游，滲透到夏的統治地區，建立了強大的部落聯盟，開始向奴隸制過渡。相傳商的始祖契曾幫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於商，以後就以“商”來稱其部落（或部族）。所以他的後世子孫商湯滅夏後，就以“

商

”作為國號，定都亳（今河南商丘）。

之後，商朝國都頻繁遷移，至盤庚，又將國都遷往殷（今河南安陽），國都才穩定下來，在此建都長達二百七十三年，所以商朝又稱為

殷

或

殷商

。《尚書》、《史記》等傳世文獻稱呼商朝為“殷”，但如《古本竹書紀年》等早期文獻均稱這個朝代為“商”，另有《今本竹書紀年》等文獻稱它為“殷商”。這三種稱呼並見於先秦的文獻中，然而在目前出土的卜辭資料中，尚未發現可解讀作“殷”的甲骨文字。“大邑商”或“天邑商”是商人對殷墟都邑的自稱，在戰爭中稱呼己方軍隊為“

商方

”。尚不明晰商人是否擁有對整體國家或族群的泛稱。

商朝以玄鳥為圖騰，《史記·殷本記》記載：有娀氏之女名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詩經·商頌·玄鳥》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與《史記》的記載一致。

2歷史沿革

商族傳說

殷商（3）傳說商族是高辛氏（帝嚳）的後裔，居黃河下游，有著悠久的歷史。 舜時，商族出了一位傑出的軍事首領——契。後來商人把他稱作“玄王”，作為始祖，並編出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頌歌來讚美他。

太康失國時，契的孫子相土開始向東方發展，《詩經》上說：“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孫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祀之。

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發展。到契第十四代孫湯時，商已成為東方一個比較強大的方國。《國語·周語下》說：“雲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湯武革命

夏桀夏自少康中興後，傳到帝孔甲時，夏王朝已統治中原地區數百年，由於統治日趨腐化，而漸漸走向衰落。史稱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釁之”，“孔甲亂夏，四世而隕”。

孔甲下傳四世，履癸繼位，他就是夏王朝的最後一個國王——桀。相傳夏桀非常殘暴，百姓已不堪忍受。《史記·夏本紀》說：“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

為擺脫孔甲以來的日益衰敗的局面，桀加強了對內的統治，堅決鎮壓異己力量，據說他斬殺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壓手段並未達到其目的，而是加劇了人民對他的痛恨，人民甚至發誓要與之同歸於盡。

桀在加強對內控制的同時，為了轉移人們的不滿和掠奪財富、奴隸與美女而不斷對外進行征伐。他先伐有施氏，有施氏被迫將妹喜獻於桀。又徵岷山氏，岷山氏被迫“進女於桀二人”。夏桀的這些行為當然要引起各部落的不滿和反抗，“諸侯畔夏”亦就不可避免了。顯然，到夏桀之時，夏王朝的統治已處於嚴重的內外交困之中。［2］

商朝主要人物（8）與此同時，興起於東方的商族則有較大發展，並逐漸強盛起來，在商湯的領導下已積蓄了滅夏的實力。湯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稱大乙，後世習慣上稱之為成湯，是一位很有修養的商族首領，他在成商部族首領後，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眾叛親離，便著手建立新的王朝。

首先，以德立威，厲兵秣馬，使臨近部落紛紛歸附。

商族在滅夏前尚處於氏族社會末期。此時商族內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剝削等現象亦早已產生，但相對於夏王朝的統治來說要寬鬆、緩和得多。湯亦注意取得國內的擁護和支援。《國語·魯語》說“湯以寬治民，而除去邪”。《淮南子·脩務訓》更進一步說他“夙興夜寐，以致職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窮困。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成湯的勤政薄斂體恤民情等舉措，對籠絡人心，鞏固統治，積蓄滅夏力量起到了十分顯著的作用。他的行為不僅得到本族人的擁護，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國人民十分嚮往。因此，也就有了《史記·夏本紀》所謂的“湯修德，諸侯皆歸商”的局面。

商湯的活動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時商的力量雖已有較大發展，但相對於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暫時臣服於夏。夏桀出於猜忌將商湯召來並囚之於夏臺。

其次，用伊尹的計策，離間夏桀與其同盟者九夷族的關係，使力量對比漸漸轉向於己有利。

《說苑·權謀篇》對此有較詳細的描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至此，除了少數部族如昆吾等尚聽從夏王的指揮外，桀已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形勢已轉變的對商湯極為有利。

完成這些準備後，商開始對夏用兵。

湯在興兵伐桀的誓師大會上，歷數夏桀的罪惡及人民對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滅夏戰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指出滅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違背，有功者將受到獎賞，不從者要受到嚴厲懲罰。這就是儲存至今的《尚書·湯誓篇》。商湯從亳起兵，矛鋒直指夏都。

在與夏桀決戰之前，先滅掉了此時仍然聽從夏王指揮的個別方國部落。《詩·商頌·長髮》：“韋、顧即伐，昆吾夏桀”鄭玄如是註釋：“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說明湯之所以伐韋、顧、昆吾三國，是因為它們仍在助桀與商為敵，即“三國黨於桀惡”。三國之中最後滅亡的是昆吾，《史記·殷本紀》說：“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代昆吾，遂伐桀”。

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時夏桀對商湯的進攻並未做認真防備，“桀亡待湯之備”。因此，當商湯的軍隊到來時，“未接刃而桀走”。

夏軍逃至鳴條，一戰被商軍擊潰，夏桀逃奔南巢而死。《史記·夏本紀》雲：“湯乃踐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湯完成滅夏重任，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奴隸制王朝——商。

向夏王朝首都發起進攻。雙方戰於鳴條（河南封丘東），夏師敗績。滅夏後，湯回師亳邑，大會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於亳。［3］

商朝的建立，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古代文明的進步獲得轉機。商朝建立以後，為了抵禦自然災害，屢次遷都，經濟水平十分低下。但商湯吸取夏朝滅亡的教訓，廣施仁政，深得民心，商朝政權得到了初步鞏固。

商朝的農業、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黍、稷、稻、麥等糧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經濟作物，經濟發展加快，私有制度進一步完成，商朝走向了奴隸制度佔主要地位的時代。歷史上把這一段時期稱作“商湯革命”時期。

王朝成就

在商湯滅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個以畜牧業為主的部落，在黃河下游一帶（今商丘一帶）繁衍。商朝確立統治，就在亳（河南商丘）建都；後來在盤庚時遷都到殷（今河南安陽小屯村），所以商朝一直也稱作殷商。

商朝的勢力範圍也大大超過了夏朝。考古學家從安陽的小屯村發現了大量的甲骨文，說明殷商時代文字已經得到充分廣泛的應用，發展得也比較成熟；漢字的結構在甲骨文中已經基本形成。透過對甲骨文的研究，使我們對商朝的瞭解更為詳細可靠。

商朝對於天文天象的記載、對於干支記時法的運用等在甲骨文上有所反映。商朝的農業和畜牧、養殖業發展都比較快，尤其是手工業，青銅器的冶煉與製造都相當成熟，各種常用的器具和禮器、酒器十分精美。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達875公斤，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都城變遷

商朝多次遷都圖統治階級貪婪本性，決定了王室內部為權力和利益鬥爭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記·殷本紀》中記載；“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從仲丁算起，經九世正好到盤庚時期，說明這一期間商王室內部為爭奪王位，內亂不止，致使外患不斷。

這期間，商王朝曾多次遷都。《竹書紀年》記載，商王仲丁“自亳遷於囂”、河甲“自囂遷於相”、祖乙遷邢（今邢臺市）、南庚“自邢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

關於商朝的另一個都城——耿都。公元前1525年，祖乙不滿相都（今河南內黃）把國都遷到了耿地（今山西河津），一年後，祖乙就因河患復遷都邢（今河北邢臺）。因其為都僅僅一年，史學界就把祖乙遷耿略去不談。

從文獻記載可以知道，商代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國家機構，有各種職官、常備的武裝（左中右三師），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規等等。但上述這幾個都城，它們與文獻中記載的名字是甚麼關係，學術界還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陽殷墟是盤庚以後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較一致

。

對商代歷史上多次遷都的原因，史學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但從《尚書·盤庚篇》中看到，遷都與內部的政治鬥爭有一定關係。如盤庚雖然聲稱“視民利用遷”（為人民的利益而決定遷都），但對那些不聽命令的人，他發出了“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我要將他們斬盡殺絕，不讓孽種留在新邑）的威脅，反映了內部爭鬥的激烈。

盤庚遷殷以後，王室內部的矛盾得到緩解，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盤庚被稱為“中興”之主，併為武丁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基礎。［4］

武丁中興

武丁是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盤庚之侄，死後諡為高宗，所以他又被稱為殷高宗。他年幼時，小乙曾讓他到民間生活了一段時間，深知民眾生活的艱難困苦。他即位以後，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勵精圖治，決意振興大業。他四出征伐，對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國進行征討，戰爭的規模不小，往往動用數千兵力，最大的一次發兵一萬三千人。在這些征戰中，商王征服了許多小國，擴大了領土，也捉獲了大量俘虜。

武丁時期的文化遺存相當豐富，宮殿、墓葬、作坊等遺存都有發現。代表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青銅業，有了突破性進展，如銅、鉛、錫三元合金出現了；分鑄技術已被廣泛運用；青銅器生產數量大增，還出現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聯甗這樣的重器。

武丁之世在青銅業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國青銅時代進入繁榮時期。此外，在紡織、醫學、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開創的盛世局面，為商代晚期社會生產的發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王朝滅亡

武丁死後，他開創的太平盛世，沒能長久延續下去。祖庚、祖甲以後諸王，特別是帝乙帝辛時期，國內矛盾十分尖銳，東南方的諸侯起來反叛。

面對這種情況，商王帝辛（紂）少年英勇，派部下向東征討萊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將商的勢力延伸到了東海和長江流域，但是其連年的征戰，極大消耗了國力，進一步激化了國內矛盾，國內兵力空虛，使其對西北的控制下降，給了周以可趁之機。

在周武王時，周起兵攻商，商王帝辛（紂）倉促間只能以奴隸為軍抵禦周人，結果，商王的軍隊毫無鬥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戰，“血流浮杵”，國內商軍盡墨，帝辛逃到鹿臺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滅亡，周王朝建立。

商人後裔

商朝滅亡，殷商的王族箕子不願臣服於周，於是率領部分殷民北遷，建立朝鮮國，史稱箕氏朝鮮。西漢初期，燕王盧綰部將衛滿滅掉箕氏朝鮮。另外朝鮮半島的辰國就是商族國家。

周武王分封諸侯時，仍然封紂王的兒子武庚於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後，武庚叛亂，被周公平叛殺死。另封紂王的庶兄，當年曾降周的微子啟於商丘，國號宋，以奉商朝的宗祀，殷商遺民一分為二，成為後來的衛、宋兩國。宋國在戰國時（前286年）亡於齊，衛國在秦二世時被秦朝吞併。在遼東，又有商朝宗室箕子開國朝鮮，後亡於燕人衛滿。

3疆域詳情

商朝疆域及形勢圖（8）

《史記·吳起列傳》記載商朝疆域“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商朝疆域，北到遼寧，南到湖北，西到陝西，東到海濱。 除了包括夏所屬長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蘇，陝西的一部分，還可能包括陝西江蘇的剩餘土地，遼寧，甘肅，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

據《尚書商書》記載，“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八遷的地點，歷來說法不一。大體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不出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範圍。有人認為鄭州商城、偃師商城都可能是湯都西亳。成湯滅夏至盤庚五遷，始居於殷。“

4政治制度

官制

商王朝的職官有中朝任職的內服官和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別。內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務官和內廷事務官。最高的政務官，是協助商王決策的“相”，又稱“阿”、“保”、“尹”。

王朝高階官吏統稱卿士。三公，則是因人而設的一種尊貴職稱、並不常設。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記載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禱鬼神的祝，掌記載和保管典籍的作冊（又稱守藏史、內史），武官之長的師長，樂工之長的太師、少師。

內廷事務官是專為王室服務的官員，主要是總管的宰和親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項具體事務，有百工之長的司工，掌糧食收藏的嗇，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獵的獸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車的車正，為商王御車的服（又稱僕、御），侍衛武官亞，衛士亞旅，掌教育貴族子弟的國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國首領的侯、伯，有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衛邊境的衛。

商代在實行貢納制度的同時，還有勞役租“助”，就是要求農人助耕公田（籍田），收穫皆為統治者所得，其比例約佔農人收穫的十分之一。殷紂王加徵賦稅，用以充實鹿臺和巨橋。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權觀念籠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統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則，就是依據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國家。［5］

法律

商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在夏朝奉“天”罰罪法制觀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發展，更加強調“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在這種天命觀的影響下，商人十分迷信鬼神。商王自稱是上帝的兒子，即“下帝”也稱天子。

因此，執行占卜的神職人員——巫，史等，在商朝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在王權神授觀下，商朝的法律也都是一“天”與“神”的名義制定的。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語。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汝，罔有攸赦。”以天的名義對夏進行討伐。

《荀子·正名》中有“刑名從商”，這一論斷從一側面反映出商朝法制應該比較成熟了。

《左傳·昭公六年》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與夏朝一樣，它也是後繼者為了紀念湯，而以湯來命名他們的法典。

除了《湯刑》外，還有《甘誓》 《盤庚》 《伊訓》等篇章也都是商朝具有效力的法律檔案。

土地

商殷時期的每一個別的公社農民只有透過其所屬的公社才能領得自己的份地。正因為份地所有權在法律上屬於國王，所以每一個公社農民的剩餘勞動也就屬於這個最高統一體。

由於公社所有制一般分為“公田”和“私田”，所以在這種公社中，公社農民的剩餘勞動是以耕種“公田”的形式而出現的。《孟子·滕文公上》所說的“惟助為有公田”、“同養公田”的“公田”，是由原始公社中的“共有地”演變而來，“同養公田”就是說公社的“公田”由公社農民來集體耕種。

賦稅

“公田”上的收穫物就作為交給奴隸主貴族的一種賦稅。這就是孟子所說的“殷人七十而助”（《孟子·滕文公上》）的“助法”。

這種助法，按照孟子的看法，就是畫地面為井字形，分為九區；八區分配於八家之民，稱曰“私田”；其中之一區，八家合力耕作，謂之“公田”。

所以，孟子說：“助者，藉也”（《孟子·滕文公上》）。中國古代文獻中的“藉”字應作“耤”，後來誤作“籍”。“耤”即“借”字，“耤”（強迫）公社農民的力量來為自己耕種叫做“耤”，字從“耒”即表示其與農事有關。所以趙岐《孟子注》雲：“藉，借也，借民力而耕公田之謂也。”鄭玄注《禮記·王制》中的“公田藉而不稅”時也說：“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國都

商朝五六百年間曾多次遷都，都城中的多個都在河南境內。在河南的安陽市發現了殷墟，在商丘市、鄭州市、偃師市、溫縣、輝縣、新鄭市等許多地方也發現商朝文化遺存。

關於商朝的資訊多來自於其後面的周朝，漢朝司馬遷的《史記》，以及商朝金文和安陽甲骨文的記載。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記載是已經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元號。

安陽的殷墟遺址於20世紀上半葉被發現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幾乎完全印證了司馬遷《史記》中所記載的商王世系，殷墟發掘，確證了中國商王朝的存在。

殷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併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遺址。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蠻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區，如成都、廣漢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寧鄉的炭河裡遺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證明，在商時期的長江流域也存在發達的文明。

5軍事發展

商朝人口約500萬至700萬，士兵約12至15萬。

軍隊建制

殷墟出土的商代馬車和矛頭（5）商朝的軍事制度在甲骨卜辭中有較多的記載。如“□方出，王自徵”（《柏根氏舊藏甲骨卜辭》．25）、“□王自徵人方”（《殷契粹編》．1185）等卜辭表明，商王是最高軍事統帥，有時親自出徵。王室婦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也曾率軍出征。高階軍事領導職務由貴族大臣和方國首領擔任，他們平時治民，戰時領兵。甲骨文中常有“□”、“□”、“射”、“戍”等名號出現，可能表明當時軍隊成員已有不同的職守。士卒由貴族和平民充當，平時要練習射、御；並以田獵的形式進行演習。

“王登人五千徵土方”（《殷墟書契後編》上．31．5）等卜辭說明，戰時常根據需要進行“登人”（徵兵），一次徵發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過1萬人的。兵以庶民為主，奴隸多擔任雜役。

商朝除王室擁有強大的軍隊外，各宗族或各方國也都掌握相當數量的軍隊。“王其令五族戍□”（《殷契粹編》．1149）、“令多子族從犬侯寇周，葉王事”（《殷墟書契續編》．5．2．2）等卜辭表明，這些宗族或方國的軍隊須聽從商王的調遣。商朝軍隊有步卒和車兵，作戰方式以車戰為主。戰車一般由兩匹馬駕挽，車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駕車，居左者持弓，居右者執戈。車下隨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現過“步伐”的記載，可能表明當時有獨立的步兵隊伍。

“王作三師右中左”（《殷契粹編》．597）等卜辭說明，當時軍隊的最大編制單位可能是師。“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墟書契前編》．3．31．2）、“王令三百射”（《殷墟文字乙編》．4615）等卜辭說明，當時軍隊的組織可能以100人為基層單位，300人為中級單位，並有右、中、左的區分。

武器配備

商朝軍隊的武器裝具，據考古發掘和甲骨文記載，主要有戰車、弓、箭、戈、矛、刀、斧、鉞、幹盾、矢鏃、頭盔、甲冑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鏃、頭盔等是用青銅鑄造的。河南安陽侯家莊1004號商王陵墓內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個，說明商朝對於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6經濟發展

農牧業

殷商商人從一開始就是一農業為主的部落，商湯曾派亳人幫助葛人種地。甲骨卜辭中多次見到“其受年”（能獲得豐收嗎）的問語，反映商朝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在畜牧業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遺骸外，還有象骨，說明當時北方還有訓象。並且掌握了豬的閹割技術，開始了人工養淡水魚。

手工業

手工業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細，規模巨，產量大，種類多，工藝水平高，尤以青銅器的鑄造技術發展到高峰。成為商代文明的象徵。而且商朝人已經發明瞭原始的瓷器，潔白細膩的白陶頗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細的玉石器表現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藝。絲織物有平紋的紈，絞紗組織的紗羅，千紋縐紗的縠，已經掌握了提花技術。

商代農業和手工業的進步促進了商品交換的發展，出現了許多牽著牛車和乘船從事長途販運的商賈。到商代後期，都邑里出現了專門從事各種交易的商販，呂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為業，又曾在孟津賣飯。

人口數量

雖然商代沒有人口調查制度的具體記載，但從甲骨文的祭祀卜辭用牲資料中可以間接算出晚商人口。

7文化發展

衣著服飾

殷商服飾（8）商代服飾不論尊卑和男女都是採用上下兩段的形制，上著衣，下穿裳，後世稱服裝為“衣裳”，便是源自於此。其服飾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設計為緊窄的樣式，長度齊膝，便於活動。古代華夏族上衣下裳，束髮右衽的裝束特點，就是在商代形成的。

雖然商代服飾的基本形制趨同，但實際上商朝的服飾還是具有相當嚴格的等級制度的，比較高階的染織品、刺繡品及裝飾品都由奴隸主階級享用，而底層的民眾只能穿麻布以及與麻布同類的葛布製成的編織物。

除形制以外，商朝服飾嚴格的等級制度還體現在顏色的使用上。貴族的禮服，上衣多采用青、赤、黃等純正之色，下裳多用間色，如緇、赭、綠等經過數次浸染的顏色，並且衣領，衣袖處還有鑲邊，日常家居則常穿縞衣，綠衣和緇衣。平民百姓的衣服就沒有這麼豐富多彩了。

殷商時期的裝飾紋樣造型，強調誇張和變形，結構以幾何框架為依據作中軸對稱，將圖案嚴緊地適合在幾何框架之內，特別誇張動物的頭、角、眼、鼻、口、爪等部位，以直線為主，弧線為輔的輪廓線表現出一種整體劃一，嚴峻獰厲的美學風貌，象徵著奴隸主階級政權的威嚴和神秘，這是奴隸社會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時代風格。

提及服飾文化，不光有服還有飾，服和飾通常是搭配出現的。從殷代的出土玉石人形象可見殷代男女貴族身上還有佩玉的習慣，統治者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玉佩制度，用以區別階級和等級。商人玉佩的形式，一般是把玉雕琢成各種小動物形象，最常見的是一種玉魚。

殷商時期，服飾能夠出現這樣的等級差別，與當時相對於原始經濟而言的繁榮和技術進步密切相連。正是由於當時的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才有可能為社會提供眾多的服飾資料，統治階級才能擇其優者自用，而棄其劣者予貧民；才能夠在服飾材料的質地、顏色、圖案上分等論級，這就給後代的等級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並在後世正式確立了章服制度。

商朝服飾至少有十二種形態：

（一）交領右衽短衣，有華飾，衣長及臀，袖長及腕，窄袖口，配以帶褶短裙，寬腰帶，裹腿，翹尖鞋。是為高階權貴衣著。人像“身著大領衣，衣長蓋臀，右衽，腰束寬頻，下身外著裙，長似過膝。脛紮裹腿，足穿翹尖之鞋。衣之領口、襟緣、下緣、袖口緣有似刺繡之花邊，腰帶上亦有刺繡之緣。裙似百褶，亦有繡紋。衣飾回紋、方勝紋等。

（二）交領右衽素長衣，長袖，窄袖口，前襟過膝，後裾齊足。配以寬褲，寬腰帶，鞋履，腹懸一斧式蔽膝，頭戴高巾帽。是為中小貴族或親信近侍所服。此類帶後裾的交領長衣，即“深衣”的先例。短髮後梳至頸部往內卷，頭頂中央至背脊臀部一線有扉稜飾品。穿緊身長袖花衣，衣長及足。著革制低幫平底翹頭履。

（三）交領長袖有華飾大衣，衣長及足踝。配以寬腰帶，上窄下寬形蔽膝，鞋履，頭戴頍形冠卷。是為高階貴婦之服。頭編一長辮，辮根在右耳後側，上盤頭頂，下繞經左耳後，辮稍回接辮根。戴一“頍”形冠，冠前有橫式筒狀卷飾，冠頂露發，冠之左右有對穿小孔，靠前也有一小孔，為插笄固冠之用。《禮記·玉藻》雲：“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鄭注：“武，冠卷也。”這裡說的子姓殷人之冠，指此類帶有橫筒狀卷飾之冠。穿交領窄長袖衣，衣長及足踝，束寬腰帶，左腰插一卷雲形寬柄器，腹前懸一過膝長的條形“蔽膝”，著鞋。

（四）肩背部披格子長條巾，交迭胸前作右衽裝束，下穿格子條紋長裙，腹下懸一斧式“蔽膝”。頭戴格子條紋布帽冠蒙覆其發。為貴族服飾。雙手拱置細腰前，雙肩披格子長條巾，交迭胸前作右衽裝束，下穿格子條紋長裙，腹下懸一斧式“蔽膝”。頭戴布質格子條紋帽冠，齊齊罩覆額頭髮際及後腦，冠頂四周有綴物固冠。這類帽冠可能類於禮書中說的“緇布冠”。

（五）直領對襟有華飾短衣，長袖，衣長及臀。配花長褲，鞋履，頭帶頍形冠。是為貴族衣裝。雙手後支地，頭上仰。戴圓箍形“頍”，直領對襟衣，衣飾雲紋和目雷紋。下著分襠褲，腹胯間有一大牛面紋。足穿高幫鞋。

（六）對襟長袍，寬長袖，衣長及足（第33例）。為貴族衣裝。頭頂左右雙髻，雙手拱抱腰前，作鞠躬狀，穿對襟長袍，寬長袖，衣長及足，足似穿高幫鞋。

（七）對襟華飾長袖短衣，束腰，花長褲，配花鞋。頭髮用某種膠類固定成高高聳起型，髮梢外勾。為中下層貴族或近臣親信形象。髮式高高聳起，髮梢外勾，可能是用某種膠類固定成型。穿對襟華飾長袖短衣，束腰，花長褲，著花鞋，為布帛製品。

（八）高後領敞襟長袖花短衣。是為親信貴族之衣。頭上截留短髮一週，著衣，長袖窄口，敞襟，後領較高，衣下緣垂及臀部，背部衣飾雲紋。著鞋。

（九）圓領長袖花短衣。配緊身花褲，帽冠。是為中上層貴族衣裝。髮式高聳呈尖狀，十分奇特，沈從文先生認為其發可能用某種膠類膠固成型。頭上戴有高冠，冠向後背，且向下卷，周邊有扉稜突出。頭之後腦部有向上彎曲之突出如蠆尾的髮髻。長袖窄袖口衣，下著緊身褲，遍飾雲紋，臀部有一⊕紋。曲臂，手置胸前，跣足。頭髮上束成前後雙髻，前髻高而向後下卷，後髻略小而突起。冠型高聳，周邊有突稜，冠向後卷，身著長袖窄袖口衣，緊身褲，遍飾雲紋，臀部也有一⊕紋，又戴一臂環。華冠周邊有突稜，冠前後作直角式，與上例異，緊身衣褲飾雲紋，臀部也有一⊕紋服飾與上例同，而其華冠比上例高出一倍左右。 頭戴冠，冠型前高後卑，前面和上側有扉稜，後側平滑，冠身不透空。衣飾雲紋。

（十）圓領窄長袖花大衣，衣長及小腿。是為中下層貴族衣裝。頭頂心梳編一短辮，垂及腦後。穿窄長袖衣，圓領稍高，衣長及小腿。衣飾蛇紋和雲紋。跣足。

（十一）圓領細長袖連袴衣，下襬垂地，束腰索，衣式簡而無華。是為罪隸服。可分兩類：一類頭頂禿光，臂被縛於背後，為男性罪隸；另一類頭上盤發或束單髻，有的戴額帶，臂被縛於前，雙手均桎梏於拲中，是為女性罪隸。身著圓領窄長袖連袴衣，下襬垂地，腰束索，臂被縛於背後。（男）頭頂收發束單髻，渾身一絲不掛，跣足，雙手被枷於腹前（女）。

（十二）赤身露體或僅於腹前束一窄蔽膝，以及頭部戴圓箍形“頍”，或戴一扁平圓冠。乃卑民家奴形象。頭戴一圓箍形“頍”。僅腹前懸一“蔽膝”。［6］

音樂文化

自商代起，中國音樂進入了信史時代。民間的音樂和宮廷的音樂，都有長足的進步。由於農、牧、手工業的發展，青銅冶鑄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而使樂器的製作水平飛躍，大量精美豪華的樂器出現了。樂舞是宮廷音樂的主要形式。可考證的有《桑林》、《大護》，相傳為商湯的樂舞，為大臣伊尹所作。從事音樂專業工作的，主要有“巫”、音樂奴隸和“瞽”三種人。有關商朝的民間音樂的材料很少，《周易·歸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宗教文化

商朝文字-甲骨文（安陽殷墟）（13）據商代的甲骨資料來看，殷商時代的萬物崇拜依舊盛行，信仰物件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物件。但這些自然神祇仍屬於萬物崇拜，變化有限，比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

“帝”是商人心中的最大神，地位最高、權力最大，也是社會秩序的主宰。這種“一元”（帝）“多神”（自然神祇）的信仰模式，與現實世界的“王權政治”相仿。簡單來說，人世有君王統治百姓，在自然界有“帝”統治自然神祇，但“帝”的能力和權威更凌駕世間君王之上，他是一切萬物的主宰。

商人問卜的物件有三大類，即天神、地祇、人鬼。在這三類之中，權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三種，第一是對自然氣候的控制，這些問卜主要是關係到農業生產的豐欠。第二是主宰人世間的禍福獎懲。第三是決定戰爭的勝負和政權的興衰，由於商代仍屬部族式的社會形態，仍需以戰爭手段征服諸邊各部落，商王往往向“帝”問卜戰爭的勝敗，看看“帝若”，還是“帝不若”。由此來看，商人日常生活中，幾乎莫不禱於“帝”，在如此的宗教心理之下，也就不難理解，商人何以會有“好祀”、“重祀”之風了。

傳統藝術

商代的陶器有各種顏色，有些為輪制，有些則使用泥條盤築法，陶器上常壓印花紋。所知最早的中國釉料出現於商朝。此時期還有大理石及石灰石雕刻的真實與神話動物。由商代的都市可看出，當時已具中國建築的基本形式，值得注意的聚落包括二里頭、鄭州、殷（今安陽境內）等，這些地點在不同時期均曾為首都。商代晚期的統治者均熱衷於建立奢華的宮殿。

8科技發展

天文

商代日曆已經有大小月之分，規定三百六十六天為一個週期，並用年終置閏來調整朔望月和迴歸年的長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記錄。

數學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致三萬的數字，明確的十進位制，奇數、偶數和倍數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計算能力。 光學知識在很早就得到應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鏡，能在較小的鏡面上照出整個人面。［7］

文字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會意、形聲、假借、指事等多種造字方法，已經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辭中，總共發現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學者認識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寫材料堅硬，故字型為方形。而同時的金文，因系鑄造，故字型為圓形。［8］［9］

9君主世系

商朝的世系年代無定說，前後相傳17世31王，延續600年左右。

先公

契（約前2096年－前？年註釋1）：虞舜三十三年－？

昭明（前？年－前？年）

相土（前？年－前？年）

昌若（前？年－前？年）

曹圉（前？年－前？年）

冥（前？年－約前1875年）

王亥（約前1874年－約前1775年）：夏杼十四年－夏洩十二年

王恆（約前1774年－約前1771年）：夏洩十三年－夏洩十六年

上甲微（約前1770年－前？年）：夏洩十六年－？

報丁（前？年－前？年註釋2）

報乙（前？年－前？年註釋2）

報丙（前？年－前？年註釋2）

主壬（示壬）（前？年－前？年）

主癸（示癸）（前？年－前？年）

註釋：

1.

括號內的時間均為在位時間，也就是某年至某年為商部族首領，但是這些時間都是後人的推測，不一定正確，並且存有較大的爭議，僅供參考。

2.

據考證，司馬遷《史記》所載“報丁、報乙、報丙”的順序有誤，應為“報乙、報丙、報丁”。

殘餘勢力

安陽殷墟博物苑

武庚，紂王之子，幼時聰明好學。約公元前1046年2月底，商亡周立。武庚管理殷餘民，殷民大悅。

武王為防武庚叛亂，又在朝歌周圍設邶、鄘、蔡等三國。朝歌以東設衛國，使管叔由管徙封衛，朝歌西與南為，使蔡叔由蔡徙封；朝歌以北為邶，使霍叔自霍徙封邶。共同監視武庚。此時，武庚留居在紂宮（今淇縣城內的西壇、三海一帶）續殷祀。

殷亡第四年，（公元前1043年）武王駕崩，子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旦代成王掌管國事。對此，管叔、蔡叔皆不滿，散佈周公想篡位之謠言，並串聯武庚起兵反叛。

周公和召公為保周江山，“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周公以成王命率軍東征，伐朝歌叛軍，武庚兵敗被誅。周公又殺管叔、放蔡叔、貶霍叔，將朝歌“殷頑”遷於洛陽管教之。

武庚之亂後，使周初統治都更深刻地認識到封建親戚、蕃屏周室的重要性。在武王分封的基礎上，周公、成王再次大規模分封諸侯。相傳周公分封七十一國，其中有五十三人是姬姓子弟，他們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後人，如文王之弟封於東虢、西虢，文王之子封於邗、晉、應、韓；周公之子封於凡、蔣、邢、茅、砟、祭。

原來屬於武庚的封和殷遺民被一分為二，一部分紂兄微子啟，他在滅商後投降周，也未捲入叛亂，因此封於商丘，國號宋。另一部分封給成王的叔父康叔，在殷商故墟。國號衛。此外，還有一些異姓貴族為周公、成王所封。兩次分封，不僅使周人鞏固了在原屬殷商的廣大地區的統治，而且擴大了周人的勢力和影響，使周成為國力和疆域遠遠超過商朝的強大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