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難免因為觀點不同而產生矛盾，或者形成隔閡。這幾乎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尤其在社交媒體年代，在微博與陌生人、在微信群朋友圈與親戚同學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觀點衝突。

如果是知識人呢，如何“吵架”？

或許，他們之間能擺出多種論證材料，使用不同的視角，寫專文論述，以此辯論一番，就像某種精彩的“神仙吵架”。

然而，這只是一種想象罷了。因為更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可能認為其他人的不同觀點不值一駁，也可能礙於關係或情面不願意辯駁。當然也有人刻意碰瓷，借對方的迴應來博取名聲，甚至進行人身攻擊。總之，能寫一篇文章乃至出版一本書專門圍繞某個議題，直呼其名地展開學術辯駁，並不是我們在當下能經常見到的方式。

在今天的學術撰寫體例中，雖有“文獻述評”“文獻綜述”這個必備的對話部分，然而與其他作者的對話，大多是表示認同，並在這一基礎上去發現某些細枝末節的不足，接著道出“本文”的創新之處，所有的論述都為“本文”服務。而這實際上也是整個學術出版的處境——一種無法簡單說它是好還是壞的狀況。只不過，生活在本世紀的我們發現了這個轉變。如果說曾經有過一些直截了當的、著書立說的學術辯論傳統，那麼，它們已經快消失不見了。

歷史社會學家埃米莉·埃裡克松（Emily Erikson）在搜尋17世紀英格蘭經濟思想材料時，也有這樣的感嘆，與17世紀相比，21世紀“靜寂多了”。在當時，“惡毒的批評很常見，幾乎沒有作家可以做到不指名道姓地攻擊”。這裡的作家指的是“商人作家”。那是個還沒有經濟學家的年代，在現代經濟學誕生的前夕，就是這些作家在做思考，他們編撰各種冊子論述關於經濟問題的見解，產生了一批又一批的經濟思想文獻，對的與錯的，交織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埃裡克松發現，商人並沒有什麼地位，而這種邊緣化反而把他們推入了公共領域，他們試圖以辯論吸引政治精英的注意。公共領域有其輸贏規則，每個參與的人都不得不對自己的觀點“採用更嚴格的邏輯和經驗方法進行解釋”，為“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誕生奠定了基礎。這一類學術辯論方式影響了數代知識人，直至在現代學術出版中衰落。

《海盜旗升起》（Our Flag Means Death 2022）劇照。

下文內容經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權節選自新書《貿易與國家：企業與政治如何重塑經濟思想》第二章，內容為17世紀關於“金銀本位主義與貿易平衡”的辯論。摘編較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為摘編者所起。註釋見原書。

撰文｜［美］ 埃米莉·埃裡克松

《貿易與國家：企業與政治如何重塑經濟思想》，［美］ 埃米莉·埃裡克松 著，壽慧生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

經院哲學的落幕：最後一把火

在21世紀的學術出版中，與他人對話寫作通常是對前人貢獻的尊重——承認其影響力與貢獻的重要性。在17世紀，對這樣的寫作就沒那麼禮貌了。許多書都是對其他出版物有激烈反應而寫成。惡毒的批評很常見，幾乎沒有作家可以做到不指名道姓地攻擊。圍繞著不同的問題，如議會法案、特權的擴充套件或公司行為，各種小冊子和書籍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

三位最突出的作者參與了極具爭議性和公開性的辯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幾位關鍵的辯論手是傑拉德·德·馬雷尼斯（Gerard de Malynes）、愛德華·米塞爾登（Edward Misselden）和托馬斯·孟（Thomas Mun）。他們在17世紀20年代早期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黃金出口和海外貿易運作的著述，影響了幾十年乃至幾世紀的經濟理論。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 1985）劇照。

為了理解這場辯論對經濟思想的重要性，我們有必要從三位作者中最早出現的一位——傑拉德·德·馬雷尼斯（1586—1641）——的簡要概述開始。馬雷尼斯是個獨立商人，也是造幣廠的負責人。在他的傳記中，有關他的身世的一些早期細節表明，他在金融思想方面很有天賦。他出生在比利時安特衛普，但有英國血統。

馬雷尼斯的命運在1610年之後急轉直下，當時他參與了一個鑄幣計劃，該計劃意圖將一種新的銅幣（farthing，法尋）投入公共流通領域。在他的合夥人威廉·科凱恩離開企業後，馬雷尼斯發現自己擁有的是大量一文不值的硬幣，並且繼續承擔著將這些廉價的硬幣換成銀幣的法律義務，這導致了他慘重的個人損失。這種境況最終耗盡了馬雷尼斯的財富，1619年，他因未能償還債務入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夠從這場個人悲劇中振作起來，到1622年時，他再次為王室出言獻策，並出版了新的商業宣傳小冊子。

作為英國經濟思想中最後一位真正的中世紀主義者，馬雷尼斯把經院哲學的火炬一直舉到它的盡頭。他沉浸在這個早期時代的各種問題和困擾之中，這在《英格蘭的聖喬治：寓言式的描述》（1601）中最為明顯。

在這個故事中，一個美得不可方物、甜美和富饒的島嶼被一頭邪惡的野獸蹂躪。這條龍摧毀了信任、同情、美德和商業。對於一頭神話中的怪獸來說，這也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轉折點，它還把海外貿易和金融變成了違背市民利益的工具。利用其卑鄙手段，它維持了一個與原始國家的聯盟，並且使它們服務於自己的領土，以極快的速度帶來多到奢侈的商品，它們吞噬我們的土壤，破壞了國家的財富。它篡改了我們的度量衡，從而使不平等變得不可逾越，把金錢變成了商品。它宣稱可以把我們的財寶變成金銀，事實卻是讓我們變得貧瘠，其實是用粉筆換乳酪，讓我們像伊索寓言中的那條狗一樣，在橋上妄圖攫取水中倒影裡的那塊肉，卻失去了自己口中的肉。

寓言中的龍是指高利貸，馬雷尼斯在他80頁的文章中用一連串的社會、道德和經濟災難來加以鞭撻。重要的是，馬雷尼斯把高利貸和海外貿易聯絡起來。高利貸者被指責造成外國商品價格的攀升、奢侈品消費、貨幣的虛假估值，以及英國與其海外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不平衡，這些都使英國陷入貧困。

《霧都孤兒》（Oliver Twist 2005）劇照。

這種思路在同樣出版於1601年的《英格蘭共同財富的潰爛》中繼續發展，在這篇文章中馬雷尼斯將矛頭指向了外匯商人。馬雷尼斯從英國沒有金銀礦這一事實出發，認為國內的所有硬幣都必須透過海外貿易來補充。然後，他從這個命題推匯出以下結論，即金銀在海外貿易的進出口決定了黃金和貨幣的國內供應，流通中的金銀數量的增加提高了價格。

一方面，這是一個嚴肅的、邏輯上有根據的關於貨幣流動、價格形成以及貿易的討論。馬雷尼斯還藉由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不同商品的進出口價格的詳細清單建立了一個經驗論證。另一方面，馬雷尼斯指責外國商人操縱匯率對英國經濟造成的困境。馬雷尼斯假設的道德行為和經濟結果之間的聯絡最終限制了他邏輯性地考察問題的能力。就像《英格蘭的聖喬治》中一樣，壞結果是壞人造成的，不管是高利貸者還是外匯商人。道德化的維度、對資本市場罪惡的關注，以及個人意圖而非商業系統的相互作用造成這些結果的假設，都符合經院哲學的主題和道德框架。

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思想已經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卻沒有引起值得注意的修正或變異。然而，在17世紀20年代，的確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對經院哲學的經濟學說提出了重大的挑戰。馬雷尼斯的主要對話者在17世紀20年代與他進行辯論時所處的環境使人們認識到，什麼樣的必要條件才能促使人們在思考經濟問題時產生巨大轉變。

我們很快就會明白，物質利益及其與特許公司的關係在促使馬雷尼斯的反對者將他們對這些舊問題的新觀點進行清晰闡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霧都孤兒》（Oliver Twist 1948）劇照。

當馬雷尼斯遭遇個人經濟困難時，英格蘭正走向嚴重的貿易蕭條。17世紀20年代標誌著嚴重經濟衰退的開始，特別是在布料貿易方面。這些危機如此廣泛而明顯，以至於詹姆斯一世在1621年採取了不尋常的措施，呼籲成立一個貿易特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1622年到1623年期間被召集起來。

就是在這個委員會中，馬雷尼斯遇到了托馬斯·孟。

開啟一種公共辯護方式：著書立說

與馬雷尼斯不同，孟不以文字被人所知。他的聲望源於他是一個沉穩、冷靜、直言不諱的商人。他用直截了當的文字寫作，沒有馬雷尼斯寓言式的華麗辭藻、早期作品中常見的對話結構，以及充斥在其他文字中的文學典故。我們對他的教育背景知之甚少。馬克斯·比爾（Max Beer）形容他是“純粹而簡單的商人，與學術毫不沾邊”。正是在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期間，孟撰寫並出版了《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

關於壟斷罪惡的普遍觀點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但是東印度公司在17世紀20年代受到了更直接的威脅。那個時代的金銀本位主義的主流思想導致人們普遍認為，白銀的出口正在減少國家的財富，降低了貨幣的可獲得性，並導致價格上漲到不正常的高度。通過出口金條，在對英國產品缺乏需求的地區購買商品，來為其貿易提供資金。它們被威脅應該受到外國資本市場監管，也受到了金銀本位主義者的積極攻擊，後者指責這些公司造成了英國糟糕的經濟環境。正如孟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樣，他撰寫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向反對東印度公司出口黃金以購買亞洲商品的做法的公眾進行解釋。

自1550 年至1720年，英國關於經濟的書籍（以及冊子文章等）出版變化。17世紀中葉是開始大量湧現的階段。圖片來自《貿易與國家》作者埃裡克松在2018年的論文《企業與經濟思想的興起》（Companies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 Thought）。

孟的做法是在追隨其他著名公司商人的腳步。約翰·惠勒（John Wheeler），商人冒險家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的秘書，被認為創造了這種新型的公共辯護方式。

1601年，惠勒發表了《商業論》，為商人冒險家公司的行為進行了冗長、明確的辯護。他是在迴應10年前針對其公司日益激烈的批評。16世紀90年代，商人冒險家公司擊敗了漢薩同盟和主要商品經銷商公司（Merchants of the Staple），成為英國最重要的海外貿易組織。商人冒險家公司是一家專門出口布料的公司。由於其突出地位，當貿易蕭條襲來時，它成了主要的替罪羊，而這些指責也並非沒有依據。

為了在16世紀90年代貿易額下降的情況下提高利潤，商人冒險家公司開始集中經營，沿著主要商品市場的模式，將布料市場限制在英國幾個小的港口。這些措施透過限制交易渠道進一步抑制了貿易。這引起了那些在國內生產和銷售布料的人的批評，他們現在沒有更多的方式來銷售他們的貨物。

這也激怒了公司內部的成員，他們很快發現這種限制縱容外來者取代公司的常規執行。公司的成員開始透過在限制區域內交易來進行反抗。該公司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譴責其內部成員的非法行為。托馬斯·米勒斯（1550—1627）是一名海關官員，他在《顧客致歉書》（1599）一書中批評了商人冒險家公司及其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簡而言之，整個衝突導致失控，並引起了議會的注意，議會開始重新考慮將特權賦予壟斷公司這一做法的利弊。

約翰·惠勒的辯護圍繞著當時和那些維護壟斷特權的人所共有的一個論點。他的立場是，獲利交易必須是公正和有序的，且公司管理層提供必要的秩序。惠勒是都鐸王朝時期發展起來的公司治理制度的倡導者。在一個對商人及其活動存在固有不信任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必須抑制和控制個體商人的自私商業活動，以使他們的活動造福公眾。國家沒有能力有效地控制商人的活動，這些公司是妥協的產物，是政府批准的協調商人活動以抑制英國商人之間的競爭的手段。

《奧斯汀書會》（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 2007）劇照。

我們很難說清楚這種崇高的抱負是否真的是特許公司形成和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壟斷特權被廣泛分配的動機，還是說這種做法只是為了充盈國庫的腐敗行為。但至少在16世紀中葉之前，這種說法一直是一種被接受的、常見的論證模式。

惠勒的論述對於理解這一時期的貨幣流通的驅動力或其他經濟生活的原則的貢獻不同於馬雷尼斯或孟的論述。然而，它確實包含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段落，對於那些瞭解《國富論》的讀者來說，這段話聽起來熟悉得令人可怕：“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比人類的合同、卡車、商品，以及與其他人的交易更為普通和自然，因此三個人幾乎不可能同時交談兩個小時，但是他們會陷入一次又一次的討價還價中。”

惠勒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其新的宣傳模式。這本出版物是為商人冒險家公司進行的辯護，旨在改變公眾輿論，從而贏得皇室和樞密院的支援。米勒斯與惠勒之間的辯論是商人、稅務官員和金融家之間關於特許公司利弊的激烈爭論的早期例項。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與亞當·斯密著名的“卡車、易貨和交換的傾向”如此相似，這些著作的出現並非沒有基礎。它們是為了他人閱讀而寫成的。

最重要的是，它們被亞當·斯密這樣的人以及他的前人們讀過，這些讀者開始嘗試建立一個系統的經濟生活圖景。當孟出版《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時，他不僅迴應了具體的情況，而且借鑑和擴充套件了一類有關貿易的特定作品，這些作品正在迅速形成特定型別，主要受到圍繞大型特許公司的經驗和爭議的影響。

孟在《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中首先回應了在此之前發表的著作中的四個常見的反對海外貿易的觀點。這種方法很常見，通常會產生散亂的不協調。而孟一反常態，設法從他的回答中組織出一個連貫的論點。

書中第一句話引導讀者關注國家繁榮的問題：“商業貿易不僅是一個值得稱讚的實踐，有助於讓國家間的交往變得如此有價值，而且（我可以這麼說）也是王國繁榮的試金石。”孟辯稱，東印度公司將商品以低於透過黎凡特航線運輸的價格運入英國，從而避免了白銀落入“異教徒”（即控制這條路線的土耳其商人和統治者）手中，並降低了英國消費者的成本。他指出，貿易促進了航運業的發展和海員就業的增加。他似乎已經閱讀了馬雷尼斯以前的著作，並承認有關濫用貨幣兌換的問題。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2004）劇照。

然而，孟在此書中最重要的貢獻是，他主張對整個英國在東印度公司貿易中所遭受的損失和利益進行更全面的財務測算。他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使用的金銀並沒有丟失，而是變成了貨物，然後透過再出口貿易換成了更多的金銀。為了反駁當時認為金銀的金屬屬性具有價值的天真的金銀本位主義者們，他寫道：“貨幣是商品的獎品，商品是貨幣的正當使用，所以它們的連貫性是不可分的。”

他認為，這種再出口貿易使其對國家的價值翻番，因為它從亞洲貨物與其他歐洲國家的貿易中以及透過公司向國家支付的關稅、進口稅和關稅中獲得利潤。他告誡批評家們要考慮貿易的總體平衡：“當我們出口商品的價值超過了在這個王國進口和消費的所有商品的價值，那麼我們送出去的貨物的剩餘部分肯定會作為財富歸還給我們。”

《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不僅僅是新的商業和貿易文獻的延伸，更是一種進步。它沒有對批評家或商人進行道德品質上的無端指控，取而代之的是孟認真準備的對論點有利的事實和數字，包括一張從阿勒頗為歐洲市場購買的香料、靛藍和絲綢的數量表，東方商品與英國商品價格的對比，東印度公司派出的船隻數量的統計，以及香料和靛藍價格的歷史圖表。孟的思想在接下來的10年裡進步更多。他的進步似乎與他在貿易委員會的經歷密切相關，這導致其觀點與傑拉德·馬雷尼斯以及後者被傳統所縛、深受經院派影響的貿易觀點發生衝突。

據說，孟的《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在他被任命為國王貿易委員會成員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622年的委員會包含兩部分，一部分由孟帶領，另一部分由馬雷尼斯帶領。在委員會的結束階段，孟和馬雷尼斯之間爆發了激烈辯論，透過反覆與馬雷尼斯對峙，孟對馬雷尼斯的反駁似乎形成了一個更系統的思路。

依託委員會的工作產生的第一本出版物不是孟的作品，而是他的同事愛德華·米塞爾登的作品。

重商主義的興衰：辯論巔峰

米塞爾登似乎深受孟的觀點和《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的影響，他在作品中對孟和迪格斯大加讚揚。愛德華·米塞爾登是商人冒險家公司的副總督，偶爾也為東印度公司工作。他於1623年受僱於東印度公司。他在謀求這個職位的過程中在貿易委員會任職，同時撰寫他的這部有影響力的作品。

在此前的1622年，米塞爾登出版了《自由貿易，或使貿易繁榮之途》。相比於孟，米塞爾登對文字更在意一些。比爾說他“會引用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和拉比語，他很樂意展示他驚人淵博的知識，來襯托他的對手所謂的無知”。他的作品確實充滿敵意，這在他多年來與馬雷尼斯的辯論中顯而易見。

《加勒比海盜》（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The Curse of the Black Pearl 2003）劇照。

米塞爾登立論的開端和孟相似，即國內經濟發展的道路必須要經過繁榮的海外貿易。然而，米塞爾登也承認了國產製造業的重要性。在他華麗的描述中，他把在英國製造的衣服和布料稱為“我們迦南的牛奶和蜂蜜，英國的印度群島”。他同意金銀本位主義者對金銀損失和收益的觀點：“金錢是交易的核心精神，如果精神衰減，身體必然虛弱。”他抨擊高利貸危害經濟增長，甚至同意低估硬幣價值是當時英國面臨的大蕭條的主因之一這樣的觀點。他認為與歐洲國家的貿易同與歐洲以外地區的貿易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與基督教國家的貿易仍然存在於“基督教家族的圈子”中，這個圈子“來來回回，轉來轉去”。在許多方面，他仍然認同或至少吸取了我們現在所認為的中世紀經濟世界觀。

米塞爾登也是企業治理哲學的倡導者，該哲學早些時候得到惠勒的支援，儘管他在如何落實這一想法上未必前後一貫。他對特許公司是否真正構成壟斷提出質疑，但同時又得出結論認為，這些公司對其特定貿易部門提供的“管理和秩序”超過了它們的特權導致的自由的喪失。“沒有秩序和政府的貿易，就像人一樣，他們在船底打洞，而自己也恰恰是乘客。”

米塞爾登的大部分著作讀起來像是早期重商主義者，在堅持經院派思想和假設方面與馬雷尼斯所差無幾。二人間的核心分歧為，米塞爾登辯稱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帶來的次級後果足以彌補其黃金出口造成的損失，以及他駁斥了馬雷尼斯對外匯監管的擔憂。如前所述，馬雷尼斯指責個人破壞了交易條件，因此支援政府在這方面的嚴格監管。兩位作者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在不斷的爭論中變得愈發明顯。

馬雷尼斯很快發表了對米塞爾登的迴應，指責他忽視了貿易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交換的奧秘”。這句話出現在《自由貿易的維持》中，這本書本來是馬雷尼斯傾注了一段時間心血完成但在1622年同年出版的《古代商人法》一書的附錄。《古代商人法》是古代法律和檔案的彙編，有助於討論國家在商業規則發展中的作用。馬雷尼斯似乎巧妙地改變了《自由貿易的維持》以應對米塞爾登的文字，稱其為“自由貿易論文的答案”。

與他之前的研究一致，馬雷尼斯把交易濫用視為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他批評米塞爾登忽視了貿易體系中的這部分關鍵構成。他用人的器官描述它的作用：“就像肝臟（錢）、心臟（商品）帶來精神，並且讓心臟服務於智慧（交換），同理，大腦服務於整個生態迴圈系統。”馬雷尼斯對所有的特許公司採取了謹慎的批評態度，唯獨挑出商人冒險家公司和東印度公司（兩家公司都是米塞爾登的僱主）特別批評。他主張政府幹預，以及我們現在所認為的保護主義政策，聲稱“商人可能很容易犯錯誤，損害國家的利益，儘管這會增進他們的私人利益”。

米塞爾登把這種相對溫和的批評視為向他發出的決鬥挑戰。他用一篇充滿人身攻擊的尖刻文章迅速作出迴應。馬雷尼斯用一個從普盧塔克的小魚引導一頭大鯨魚到安全水域的例子來形容自己。米塞爾登無情地取笑馬雷尼斯的這個比喻，在1623年的迴應文章《商業圈，或貿易平衡——辯護自由貿易》中一直稱馬雷尼斯為“小魚”。米塞爾登的中心論點是，貨幣交換不是一種貿易形式，因為貨幣不是一種合適的商品。透過這種方式，米塞爾登試圖——多少有點固執己見地——支援這樣一種觀點：貿易平衡影響貨幣兌換；貨幣兌換無法推動貿易平衡。

《海盜旗升起》（Our Flag Means Death 2022）劇照。

公司的角色一直是爭論的中心，可以說推動了關於貨幣兌換相對於商品貿易的重要性的其他更加理論化的描述。米塞爾登針對馬雷尼斯著作中對公司的一切批評進行辯護：沒有人比商人更適合來描述自己是否得到良好的交易條件，並且在國家層面創造健康的貿易平衡。時至今日，這種說法仍不鮮見。值得記住的是，他總結道：“除了私人財富，還有什麼能創造共同財富？”在《商業圈的中心》（1623）中，馬雷尼斯同樣不客氣地給予迴應，但不那麼含有惡意。他斷言，貨幣交換是商業圈的中心，它塑造了整個社會的形態，這在米塞爾登的論述中不幸被忽略。這篇文章結束了米塞爾登和馬雷尼斯之間的公開辯論，但歷史表明馬雷尼斯輸掉了這場戰鬥。然而，這個結果更多歸功於孟而不是米塞爾登。

對於這次學術交流之後的幾代人來說，貿易平衡的首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孟的最後一部作品《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直到1664年才出版，但已經在幾十年前寫就並私下流傳，最終成為公認的經濟學原則。

托馬斯·孟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孟去世後發表的著作的持久影響源於他對其觀點的組織。早期作品往往像是鬆散相關的要點清單，孟則開始以多種方式來論證他的核心觀點。在早期《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後，他的論點從貿易委員會時期與馬雷尼斯的辯論一直延續下去。人們相信孟是在17世紀20年代後期寫下了《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這時馬雷尼斯和米塞爾登之間的委員會辯論以及公開辯論終於開始平息。這些文字已經足夠清楚地表明瞭他的立場。在題為“我們的貨幣被低估，這裡或海外的匯票收支並不能減少我們的財富”的第十二章中，他針對馬雷尼斯關於外匯商人在衰落的英國貿易中的作用的中心論點進行了迴應。

在《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中，孟談到了一系列話題，包括商人品質、西班牙財富、外國硬幣、“僱傭法令”、國家收入和土地價格。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論證海外貿易平衡在決定國家財富中的核心作用。讓商人們以高或低的價格兌換，或按同等比例兌換，或按全額兌換；讓外邦的君主增加他們的錢幣，或者降低他們的標準，讓他們的國王也這麼做，或者保持他們現在的標準不變；讓外國硬幣在這裡以高於造幣廠價值的利率流通；讓外國人受僱的法令生效或廢除；讓卑微的交換者盡其所能；讓君主壓迫，讓律師敲詐，讓高利貸者咬人，讓浪子揮霍，最後也讓商人們把他們有機會用來做生意的錢都花掉。

《火藥、背叛和陰謀 》（Gunpowder， Treason & Plot 2004）劇照。

然而，所有這些行動在貿易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比這篇演說所宣稱的更大。因為只有在對外貿易的價值超過或低於收支平衡的情況下，一國才能引進或運出如此多的財富。很難找到更強有力的措辭來強調貿易平衡優於所有其他的金融機制和國家監管。在孟的世界觀中，海外貿易支配著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

不管孟是否構想過“經濟”這個概念，他也清楚地認識到貿易是一個按照自己的原則執行的系統，並認為該系統超越了政府的控制。貿易平衡是解釋其運作的規則之一——對孟來說，也許是唯一的規則。孟出版的著作從對自己公司商業實踐的原則性辯護演變為早期的經濟理論原則的討論。

最後，作為三位作者中最沒存在感的人，托馬斯·孟卻成為了重商主義貿易理論的關鍵設計師。孟對貿易平衡理論的建構成為17世紀後半期嚴肅的商業和貿易著作的指導性理論原則。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引用了他的觀點，他仍然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然而，這三人之間的爭論對他的思想的發展和影響至關重要，在重商主義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原文作者/埃米莉·埃裡克松

摘編/羅東

編輯/商重明

導語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