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為百獸之王，從進化論的角度，人類也是由猿進化而來的，而顯然猿也屬於百獸之一，這樣看來，在遠古時期，老虎也能算是我們人類的“王”族。

可這“王”族已經沒落了，人類科技和人口的迅速發展，擠佔著老虎的生存之地，使其慢慢走向消亡，如今已然成了國家保護動物，野生的世所罕見。但是在宋代，老虎的王位還沒有徹底失去，經常傲嘯山林，以人為食，嚴重威脅當時的人類安全。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曾有詩云：

“猛虎百日行，心閒貌洋洋，當路擇人肉，羆豬不形相。”

由此可見宋代虎患的嚴重，那麼宋人對於虎患是怎麼治理的呢？

宋代嚴重的“人地矛盾”，促使了當時百姓大量的開荒造田，擠佔野生動物生存空間，造成了“虎患”的泛濫

封建王朝時期，由於生產力的不發達，人類在面臨老虎熊羆之類的大型野獸的時候，難免力不從心，出現死傷的情況，但在歷史的記載之中，宋代之前的秦漢隋唐時，對於虎患的記載並不多見，難道老虎也是“柿子撿軟的捏”，所以才故意欺負軍事軟弱的宋人嗎？

當然不是，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就得從封建時代的"人地矛盾"談起。

所謂的人地矛盾，也就是人口和耕地面積之間的矛盾，在古代封建時期，由於生產科技的欠缺，每畝土地上所能生產的糧食產量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口的大量增加，必然會導致對於耕地面積的需求，當原有的耕地面積，不足以養活大量的人口的時候，人地矛盾就爆發了。

想要解決人地矛盾，無非兩個辦法，第一是提高糧食產量，第二是提高耕地面積。在古代，糧食產量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一朝一代所能解決的，那麼就只剩了一個解決辦法，即擴大耕地面積。

據《文獻統考》關於宋朝元豐年間的人口記載：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戶只是指“戶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元豐六年，天下總共有一千七百多萬戶口，按照每個戶口五個人計算，也是八九千萬人口，事實上，根據現代學者研究，宋朝人口最多時，足有一億兩千萬左右。

人口的數量相對於隋唐時期，激增了將近一倍，可耕地卻並沒有增加，反而因為遼國佔據幽燕，西夏佔據河西走廊，大理又分去了西南大片土地，所以耕地面積在宋朝實際上是減少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宋朝的“人地矛盾”可想而知，不得已之下，只能大量的開荒造田。

這樣一來人地矛盾的問題相對來說是解決了，可是也擠佔了其他動物的生存空間，比如老虎。

所以說，不是大宋的老虎變厲害了，也不是老虎就欺負宋朝軍事能力不行，而是面臨著嚴重的“人地矛盾”問題的大宋，不得不大量開荒造田，擠佔了老虎等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迫使老虎不得不“與人爭食”甚至是“食人”。

嚴重的“虎患”，導致宋朝對於虎患的治理，是一場具有廣泛參與性的全民行動

現代人對於宋代“虎患”最初的瞭解，應該是來自於《水滸傳》中武松打虎的橋斷，水泊梁山的好漢武松在回家的路上，路過景陽岡，用一根哨棒打死了景陽岡上為惡多年的老虎，成為當地百姓敬重的英雄。

但武松畢竟只是個演義中的人物，現實生活裡，宋代的普通百姓遇到老虎，能逃命就已經算是邀天之幸了，更多的還是被咬傷咬死，慘不忍睹。

根據元代人脫脫編纂的《宋史·別集》記載：

“近歲平江虎邱有虎十餘據之，同裡葉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為食息之地，凡人獸之骨交藉於地，蛇骨亦有之。”

由此可見，宋代虎患的嚴重之處。

所謂

"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足而知禮節"

。任何道德標準的建立，都是在生存的基礎之上，老虎要生存，人也要生存，當老虎的生存受到人的威脅之後，老虎就會食人。可當老虎開始吃人的時候，人類自然也會反擊。

武松打虎雖然只是演義，但其中對於宋代人深受虎患滋擾，經常組織人打虎的描寫，卻是有跡可循的。真實歷史上的宋代，打虎不僅是民間的事情，官府，甚至皇帝都參與其中。

當然皇帝不可能親自去打虎，但他可以以政策的方式，鼓勵民間打虎的行動，甚至派出軍隊去幫助民間剪除虎患。

根據《宋史》記載，熙寧六年，宋神宗曾經為捕虎下過一道詔令：

“應有虎豹州縣，令轉運使度山林淺深，招置虎匠，仍無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殺，除官給賞絹外，虎二更支錢五千，豹二千，並以免役剩錢充。”

由此可見，北宋時期的虎患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而對於虎患的治理，也不僅僅是民間的自發行為，而是有著包括國家政權參與的全社會普遍參與的一場全民運動。

宋人在捕虎的同時，又堅持不“妄捕”的前提，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體現出樸素的萬物和諧意識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人和老虎爭奪生存權的這場戰鬥，顯然是人類更勝一籌。事實上，自從掌握了火和使用工具的技能後，在與自然界其他種族競爭，搶奪生存空間的戰爭中，人類就總是站在勝利的一方。

這一點無可置喙，生存不僅是老虎，也是人類的第一本能，當老虎危機的人類的生存時，滅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至於說這場戰爭是由人類大量開闢耕地，破壞環境而引起的，都只是站在現代角度上的隔岸觀火，對於宋代的人來說，環境破壞還是跟遙遠的問題，而當下的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難能可貴的是，宋人在治理虎患的過程之中，並不是一味的追求趕盡殺絕，而是帶著樸素"環境保護"的理念，針對那些對人類安危直接產生威脅的老虎。

事實上，這種樸素的“環境保護”，或者說“萬物和諧共生”的理念，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之中，並不是從宋朝才開始興起的，而是源遠流長。

比如《後漢書》中記載，東漢安帝永初年間，太守法雄就曾對趕盡殺絕的捕虎政策做出批評：

“凡虎狼之在深山，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所致……毀壞陷阱，不得妄捕山林。”

由此可見，古代中國人在捕虎以避免人類損傷的同時，也強調不能"妄捕"，主張"仁及飛走"，體現出希望人與萬物和諧相處的樸素觀念。

到了宋代，這種思想也被當時的人們所繼承，比如前文所提及的宋神宗下的那道詔令裡，對於老虎“追及捕殺”的前提，是“遇有虎豹害人”，正是體現了這種樸素的環境保護意識。

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一邊是人類大肆的開荒造田，擠壓老虎等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招來猛虎食人以後，又全民性的開始捕虎殺虎。另一邊是在捕虎的同時，又強調不妄捕，似乎是有些虛偽。

但實際上，正是這種“虛偽”，才反應出人之所以為人，是除了本能的生存需求之外，還有精神的需求。

不得"妄捕"的真正含義，在於在面對與其他自然萬物的衝突的時候，人類沒有過度的攻擊性，而是在保障自己最低生存需求的同時，也希望能和萬物共享家園。

另一方面，宋朝的有識之士們，其實也已經意識到當時“虎患”的嚴重，與人類自身的發展擠壓老虎的生存空間有關，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人虎和諧共生的設想。

宋人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寫道：

“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遷博白。時虎未始傷人，村落閒獨竊人家羊豕，雖婦人小兒見則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村人視虎，猶犬然爾。”

蔡絛指出如果人不有意的去傷害虎，那麼人和虎之間的關係，也能跟人和犬之間的關係一樣，達到和諧共生的最終目的。

不管這種想法有沒有可能最終實現，但是從體現當時人樸素的和諧思想，追求人與萬物和諧共生這一點來看，是毋庸置疑的。

綜上，宋朝時虎患的的泛濫，其根源在於人口大量增加和耕地面積的減少，造成的“人地矛盾”，時人為了擴大耕地面積，開荒造田，擠佔老虎的生存環境，迫使原本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的老虎，不得不與人類接觸。

當老虎嚴重危及到人類旅客行人安危的時候，宋朝就爆發了全民性的捕虎運動，在這過程之中又有很多人因此而死，更加劇了人虎之間的矛盾，促使“戰爭”擴大，老虎在這場運動中可謂是損失嚴重。

但同時也要注意到的是，在治理虎患的過程之中，宋朝人並沒有一味的追求捕殺，而是從最低安全需要出發，施行以捕殺和驅趕其遁入山林合二為一的政策，阻止“妄捕”，並嘗試建立人與虎和諧相處的世界，體現出宋人原始的環境保護主義。

時至今日，老虎已經難覓蹤跡，但環境保護的課題，對於人類來說卻更加緊迫，在保護那些已經瀕危或者即將瀕危的野生動物的同時，是否能秉持著這種在保證自己生存需求的前提下，善意的面對那些還未曾走到滅絕邊緣的其他動物，才是環保的真正意義吧。

參考文獻：

《宋史》

《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