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三位科學家Alain Aspect、John Clauser、Anton Zeilinger獲獎，以表彰他們“用糾纏光子進行實驗，證偽貝爾不等式，開創量子資訊科學”。

量子糾纏、貝爾不等式、量子資訊科學，熟悉這幾個概念的人們會想起中國科學家潘建偉。潘建偉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量子糾纏、量子資訊，在他的帶領下中國發射了“墨子號”人類第一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基於墨子號展開了量子金鑰分發、千公里級量子糾纏分發檢驗貝爾不等式、量子隱形傳態等實驗，並且獲得了圓滿成功。今年的獲獎者Anton Zeilinger（安東·塞林格）正是潘建偉在奧地利學習時的老師，為何潘建偉沒有獲得諾貝爾獎？

這個問題還要從愛因斯坦和玻爾的爭論講起。當年愛因斯坦認為玻爾等人建立起的量子力學是不完備的，並提出EPR佯謬。愛因斯坦和玻爾兩派爭論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找到解決方案，直到1964年約翰·貝爾基於愛因斯坦的定域性假設給出了一個公式。這個公式是可以設計實驗檢驗的，這個公式就是“貝爾不等式”。今年的獲獎者John Clauser在1969年將貝爾不等式進行了改進及推廣，並設計出基於光子對偏振相關性的實驗檢驗貝爾不等式。如果貝爾不等式成立就意味著量子力學有問題，如果貝爾不等式不成立就意味著量子力學正確。John Clauser曾在70年代透過檢驗貝爾不等式的實驗證實了量子力學的正確性。另一位獲獎者Alain Aspect在1981年的實驗中也得到了與量子力學一致的結果。潘建偉的老師Anton Zeilinger也用不同的實驗得到違反貝爾不等式的結果。

墨子號的千公里級星地量子糾纏分發檢驗貝爾不等式的實驗將探測器的距離擴大到1000千米以上，並且實現了衛星和地面之間的分發。從根本上講，這個實驗的最大價值在於兩個探測器的距離變大，這並不算是多麼有價值的創新。哪怕是將探測器放在更遠的地月拉格朗日點上，實驗的原創性也顯得不足。而諾貝爾獎偏愛的是從無到有，從0到1，而不是從1到100。

當然這並不是說潘建偉的工作不重要，潘建偉的工作更多的是傾向於應用，比起應用科學諾貝爾獎更偏愛基礎科學。當潘建偉在量子通訊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時，很多人就意識到潘建偉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不高，他的老師塞林格倒是比較有可能。

另外，潘建偉的工作促進了三位科學家的獲獎。諾貝爾獎向來是非常謹慎的，基礎方面沒有有效的實驗證據不會輕易發獎，應用方面沒有美好的應用前景前不會輕易頒獎。正是因為有潘建偉的一系列實驗證實星地量子通訊網路的可行性，正是因為潘建偉的工作讓很多人看到了量子通訊、量子計算的巨大前景，三位科學家才能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中國科學家的工作促成其他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事例之前也有。國內一些高校熱衷採購冷凍電鏡，冷凍電鏡的一個

很好

應用就是解析蛋白質結構，藉助冷凍電鏡解析蛋白質結構可以瘋狂在《Cell》《Nature》《Science》上發表論文，這正好和國內的一些評價指標相吻合。蛋白質解析論文發得越多，冷凍電鏡技術就越容易得獎。最終2017年諾貝爾獎化學獎頒發給對冷凍電鏡技術做出傑出貢獻的三位科學家。

二三十年前中國官方曾經提出以奪取諾貝爾獎作為奮鬥目標，那是中國科技土壤比較貧瘠時期的吶喊。現在類似的說法少了些，因為有些方面已經做出了諾貝爾獎級別的發現。但是整體上一些人對待科學的觀念還是比較落後。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仍很強烈，要想拿到研究專案、要想成為院士不得不分散精力做其他一些時期。而且院校以及公眾更樂意看到短期的效應，更希望快速看到成果發了多少個CNS，更希望成果能夠得到快速應用。這些能讓人高興一時，但是諾貝爾獎並不喜歡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