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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車廂峽之戰”,告訴你戰場上的天真會要了自己的命!

簡介二是負責剿殺的明軍統帥舉止失措,未能將起義軍首領妥善處置,如1634年的車廂峽之戰、1638年楊嗣昌招撫張獻忠

貴族允許穿錦衣嗎

李自成和張獻忠,他們倆人到底誰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對於此問,眾說紛紜。有說李自成,有說張獻忠。說李自成,是因為他親自帶兵攻破了明朝的都城北京。說張獻忠,是因為他縱橫的地域遠超李自成,始終牽制著相當數量的明朝正規軍。也正是因此,史學家谷應泰在他的著作《明末紀事本末》的《流賊列傳》裡將《張獻忠之亂》置於《李自成之亂》前編。雖然如此,谷應泰在著作中還是給出了開篇問題的客觀答案:“譬如人之死也,獻執其手,而後闖刺其心:獻

椹其胸,而後闖扼其

。則獻與闖,厥罪唯鈞也!”在這裡,谷應泰打了個很形象的比喻,將明朝的滅亡比做人之將死,張獻忠控制了這個人的手,才使李自成有機會將其刺殺。對這個比喻,最能證明的例子就是1639年張獻忠的谷城復叛,惹得明朝拿出全部家底剿殺,從而導致河南空虛,才使僅剩18騎的李自成絕地逢生,突進河南重新拉起百萬之軍。正是憑藉這支重新拉起的隊伍,李自成最終覆滅了明王朝的統治。那麼,明朝末年軍事人才雲集,既有洪承疇、盧象升、孫傳庭、楊嗣昌這樣的統帥之才,又有鄧祖禹、曹文紹、

秦良玉、

艾萬年、

左良玉、湯九州這樣敢打敢拼的衝鋒大將、為何始終就無法將兩人平定呢?此間的原因,一是關外八旗軍的頻繁騷擾導致明朝始終不能集中精力對付農民軍;二是負責剿殺的明軍統帥舉止失措,未能將起義軍首領妥善處置,如1634年的車廂峽之戰、1638年楊嗣昌招撫張獻忠。相較後者,前者尤其可惜,因為朝廷經谷城招撫只拿下了張獻忠,但經車廂峽之戰卻幾乎將明末起義的諸多始作俑者生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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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峽,

《綏寇紀略》記載說是在安康境內。

清代學者

嚴如熤

的《

三省邊防備覽

》亦有同樣的記載,

“安康,本興安州州治,興安升府改附郭首邑。縣境遼闊,西往漢中一路,恆口地勢平坦,西北王莽山、牛山,為終南分支。明季李自成於車廂谷,即在二山間,松樹壩、上下團山,與洵陽、鎮安接界。”

因時間久遠,有些地名時常變換,所以後來的學者在《安康縣誌》對上述地名做了註釋:松樹壩即現松壩鄉,團山即現譚壩鄉,均在付家河中上游的茨溝區內。如果說

更直白些,那就是如今改名為狗脊嶺的車廂峽,在安康

平利

西約35公里的

老縣鎮

鳳橋村一組與漢濱區縣河鄉交界的大山溝裡,長度約20公里。其實,農民軍在此前曾數度穿過安康及漢中前往陝西,對這段山路並不陌生。之所以這次如此大意,主要是因為明朝改變了用兵方略,不再以一省為單位圍剿起義軍,而是專門設立了節制五省的總督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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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倉、褒斜、儻駱、子午及車廂峽

出任第一任總督的是原陝西延綏巡撫陳奇瑜。為了加強陳奇瑜的作戰能力,朝廷還給他配了一個叫盧象升的助手。此人進士出身,學富五車,雖是典型的讀書人,卻知兵敢戰。在1633年冬月之前,還在山西境內的起義軍曾數次闖入他的大名防區,誰知道均被打

丟盔棄甲。因其作戰強悍狠辣,吃了大虧的起義軍不但從此不敢邁入大名,還送了盧象升一個綽號“盧閻王”。也正是因為盧象升的戰績,朝廷才將其調來圍剿起義軍。他的任職地點,正當農民軍突入漢中地區的

陽之地。史料記載,在陳奇瑜的排程及盧象升的配合下,明軍連戰連捷,先後斬殺義軍精銳近萬人。起義軍從未遭逢如此慘敗,以至於慌不擇路,連探查的哨騎都來不及派,便闖進了車廂峽。這個極其險峻的山峽有進口無出口,當起義軍認識到誤入絕地,再往回返時,官軍早已堵住了進口。此時山中恰逢降雨,起義軍刀槍鏽蝕,弓矢皆壞,火藥潮溼,再加上數十天飢餓,幾乎喪失了戰鬥力。面對如此絕境,李自成喜好招攬讀書人的作用顯現出來了。史料記載,李自成帳下有個叫顧君恩的謀士,給義軍出了一招:重金賄賂陳奇瑜左右將領。陳奇瑜對待農民軍不似洪承疇那樣狠辣,在他看來,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本質上是飢餓起事,並非居心叵測。故而,聽了左右將領的進言,陳奇瑜決定接受義軍投降。當時正逢八旗軍闖入京師近畿,朝廷急需兵馬回防,故而當陳奇瑜的姻親兵部尚書張鳳翼上奏後,崇禎帝很痛快的同意了起義軍的投降請求,以便集中精銳對付八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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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記載,起義軍的投降人數,計“八大王[張獻忠]部萬三千餘人,蟹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人”,共計四萬餘人。《

綏寇紀略

》曰:“興安之界車廂峽,賊李自成等陷於其中”;《烈皇小識》曰:“賊首李自成、張獻忠坐困於漢中之車廂峽”,說明了李自成也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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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保險的處理辦法,陳奇瑜最好是先將義軍的領袖控制,然後再分批將降卒遣回陝西原籍。可是陳奇瑜處置失措,並未這麼做,他收繳了起義軍的武器後,只是給每百名義軍派了一名安撫官隨行監視。在古代,從陝南進入關中要走棧道,棧道是在懸崖上鑿石楔進木頭修建的道路,十分險要。知道有機可乘的起義軍為了平安走出棧道,乃盡其所能討好安撫官,和他們“揖讓酣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如此情形,他們之間的關係倒不像是監督,而像是朋友,以至於使安撫官放鬆了警惕,預設義軍購買衣甲,整理弓矢,儲備糧食。從這裡看出,義軍並不是很誠心

投降。也正是因此,當這股走出棧道的義軍抵達關中平原,面對知縣李嘉言拒不開門並斬殺36名登城交涉的義軍之行徑時,他們一聲呼嘯,乃復叛而去。待到陳奇瑜知曉,義軍已經恢復了元氣,人數發展到了二十餘萬,北至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西南至周至,都成了起義軍往來馳騁之地。

義軍復叛,陳奇瑜的下場自然不會很好。當年11月,陳奇瑜被逮捕下獄。時值

平定登州叛亂的大臣

溫體仁被崇禎重用,在他的幫助下,本該被斬首正法的陳奇瑜僥倖不死,被髮配到了陝西荒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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