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德是什麼武裝

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6期

內容提要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以“敘利亞民主力量”的身份，積極反抗“伊斯蘭國”組織的暴行，實際上其構成仍然是以庫爾德人為主體的單一民族力量，它在國內與敘利亞反對派、敘利亞政府都保持距離，在國際上受到美俄等域外大國的財政援助和軍事支援。雖然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在反恐戰爭中取得了豐碩戰果，然而，國際社會的同情並不能改變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本身既抑制了“伊斯蘭國”組織的擴張，又破壞了中東地區現有力量平衡的雙重性質。更嚴重的是，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甚至會引發地區其他國家庫爾德民族的連鎖反應，其所奉行的“庫爾德民族主義”的極端化趨勢漸顯，有可能成為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的新源頭。

關鍵詞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民族主義；恐怖主義

作者簡介

王瓊，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正文

圖片來源：SouthFront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在對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過程中日益壯大，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在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反恐行動中受到美俄等域外大國的支援和肯定，但也引起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國的高度警惕，對其試圖重構中東政治格局的努力感到擔憂。本文在探討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性質及其特點的基礎上，考察其對敘利亞政治、中東地區政治和國際格局的潛在影響。

一、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概況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是以庫爾德人為主要構成力量的武裝團體，在思想上堅持庫爾德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文將從敘利亞庫爾德民族的族群狀況和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組織體系兩個層面分別進行考察。

（一）敘利亞庫爾德族群

中東地區的庫爾德人是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跨國族群，主要分佈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等國。庫爾德人分佈相對集中，世代居住在上述四國的交匯地帶，習慣上被稱為“庫爾德斯坦”，意為“庫爾德人聚居的地方”。庫爾德人作為中東地區的一個古老民族，在人口數量上僅次於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約有3，000萬。敘利亞庫爾德人約有150萬人，佔敘總人口的7%左右，主要分佈在敘利亞東北部地區。雖然中東國家的庫爾德人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語言，但敘利亞庫爾德人大部分來自土耳其，與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的語言互通。

就敘利亞本身來說，它自1946年獨立之初便因教派和族群關係複雜而存在國家認同感相對缺失的隱患。以至於在1958年敘利亞出於對土耳其的恐懼，與埃及合併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但三年後由於雙方矛盾尖銳，敘利亞便宣佈退出。此後，敘利亞意識到只有強健自身的國家機體才是保證自己安全的唯一途徑，於是著力以“阿拉伯民族主義”來強化國家凝聚力。為此，敘利亞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應對國內所謂的“庫爾德人威脅”。1962年8月23日，敘利亞政府對賈茲拉（Jazira）省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將約12萬庫爾德人認定為外國人。當時敘利亞政府以證件需要“更新換代”為由，迫使具有敘利亞國籍的庫爾德人上交身份證，凡是上交證件的庫爾德人此後再也沒有拿到任何新的身份證明，變成了無敘利亞國籍的“外國人”。此次記錄在案的人口普查後，敘利亞政府幾乎沒有再進行過任何形式的人口普查，使得敘利亞境內庫爾德人的人口數量大幅降低。在20世紀70至80年代，敘利亞甚至不承認其國記憶體在庫爾德人這一族群。

敘利亞政府剝奪庫爾德人公民權的行為受到了人權組織的廣泛批評。但敘政府卻辯稱此舉具有必要性，指出敘境內很多庫爾德人都是土耳其等國的非法入境人員。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前，敘當局認定在敘庫爾德人為“無國籍人”或者“外國人”，幾乎完全剝奪他們的公民權。敘庫爾德人在本國處境困難，社會地位底下，沒有參政權利，也不能與其他敘利亞公民平等享有就業、教育和醫療等社會權利。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阿薩德政權為削弱來自敘庫爾德人的政治壓力，被迫正式承認庫爾德人的少數民族地位。但對於敘庫爾德武裝所提出的建立聯邦制國家和成立庫爾德人自治區的訴求，敘政府始終沒有明確表態。因此，敘利亞內戰爆發後，敘庫爾德人才開始享有形式上的公民權。2011年，敘利亞反對派與阿薩德政權的矛盾不斷加劇，為敘庫爾德人提出政治訴求提供了契機。與此同時，“伊斯蘭國”組織的興起一方面對敘庫爾德人的生存權構成了嚴重威脅，另一方面也為庫爾德人壯大實力提供了政治機遇。2013年11月12日，敘利亞庫爾德人發表自治宣言，標誌著敘利亞庫爾德人開始正式衝擊敘利亞局勢。

（二）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組織體系

2015年10月，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正式以“敘利亞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的名義開始軍事行動。“敘利亞民主力量”是由敘利亞庫爾德人、阿拉伯人、亞述人等不同民族人員組成的軍事同盟。其中，成立於2004年的“庫爾德人民保衛隊”（People’s Protection Units，YPG）構成了“敘利亞民主力量”的主要作戰力量。“敘利亞民主力量”雖然號稱是要“團結所有敘利亞人的武裝力量”，但實際上僅代表敘利亞庫爾德人的訴求與目標。正因為如此，“敘利亞民主力量”被視為“美國人的發明”，也是美國為了避免惹怒盟友土耳其，在政治和法律上對“庫爾德人民保衛隊”進行“定向援助”的幌子。

“庫爾德人民保衛隊”構成了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主體力量。在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反恐行動中，“庫爾德女兵保衛隊”（Women’s Protection Units，YPJ）是“庫爾德人民保衛隊”的一個分支。“庫爾德人民保衛隊”隸屬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 Party，PYD）。早在2003年庫爾德民主聯盟黨成立之際，該黨就以實現庫爾德民族自治為政治目標，但民主聯盟黨因同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PKK）保持密切聯絡而遭受外界質疑，並一直被敘政府定為非法組織。敘利亞內戰爆發前的憲法第8條規定，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是社會和國家的執政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迫於敘反對派的壓力，阿薩德政府於2012年8月頒佈了《政黨法》，允許成立新的黨派，但該法禁止建立宗教性政黨和民族性政黨，以及地域性政黨。《政黨法》自2011年醞釀之初就被指責為“只存在於紙面上”的花招，上述規定至少表明，阿薩德政府完全不願意使庫爾德民主聯盟黨這類基於“民族利益”的政黨合法化，這導致民主聯盟黨始終無法在敘利亞境內獲得政治合法性。

在組織結構上，民主聯盟黨具有威權主義特徵的組織體系。在政黨理念上，該黨排斥民主、自由等現代政治觀念。民主聯盟黨所倡導的組織結構和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並無本質區別。這種組織體系依賴宣揚保護民族利益、樹立烈士榜樣、誇大外部威脅來強化族群認同和政治向心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決策，反對以民主方式來凝聚全體成員的意志。民主聯盟黨的威權主義作風明顯，“庫爾德民族委員會”（Kurdish National Council）曾指控該黨攻擊庫爾德遊行示威者，綁架反對自己主張的成員。雖然民主聯盟黨主張堅持在敘利亞聯邦下的自治，沒有明確提出要完全獨立的政治訴求，但它所描繪的是一種基於庫爾德人傳統排外理念的政治願景，根本無法融入敘利亞的政治現實。民主聯盟黨在政黨內部運作上的獨斷專行，以及政治願景不切實際的現實，導致一旦該黨的政治訴求無法得到滿足，其內部將因分歧嚴重而出現危機，進而對領導層的合法性構成挑戰，尤其在激進民族主義的刺激下，政黨成員極易採取極端手段以實現政治目標。

從對外關係來看，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與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關係密切。土耳其一直堅持認定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及其武裝組織“庫爾德人民保衛隊”是由庫爾德工人黨培育扶植的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於1978年成立，是以建立“社會主義庫爾德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武裝組織，長期與土耳其政府軍開展武裝對抗。庫爾德工人黨對領土的要求涵蓋土耳其東南部、伊拉克東北部、敘利亞東北部和伊朗西北部。該組織發動的綁架、暗殺和汽車炸彈襲擊等極端暴力活動長期威脅土耳其國內和平與穩定，進而被土耳其、美國和歐盟認定為恐怖組織。20世紀70～80年代，庫爾德工人黨開始利用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聚集區作為對抗土耳其的大本營，但敘利亞在90年代成功將其驅逐。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庫爾德工人黨利用敘利亞動盪局勢乘勢而入，透過訓練作戰人員、提供資金、派武裝人員直接參戰等方式不遺餘力地支援“庫爾德人民保衛隊”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行動，擴大自身實力。

綜上所述，民主聯盟黨作為敘庫爾德武裝的組織者，在敘利亞國內法層面難以獲得政治合法性，其組織結構和組織理念難以適應當下敘利亞的政治現實，政治目標不切實際，其下屬的軍事組織“庫爾德人民保衛隊”與庫爾德工人黨保持著密切關係。這決定了庫爾德民主聯盟黨並沒有放棄透過武裝暴力手段進行政治對抗的行動方式。

二、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性質

由於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作用和影響不斷擴大，一方面它在抑制“伊斯蘭國”組織的擴張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在破壞中東地區現有各種力量的平衡，甚至會引發地區其他國家庫爾德人的連鎖反應。這就給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定性帶來了困難。

（一）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法律性質被選擇性忽視

從政治目標來看，敘利亞庫爾德武裝透過打擊“伊斯蘭國”組織來保護本民族生存的目標具有現實合理性，但對建立庫爾德自治區的政治訴求實際上旨在改變敘利亞國內的現行政治體制。敘庫爾德武裝不斷尋求庫爾德民族合法公民權利具有一定的法律正義性，但其非人道地對待組織成員的做法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國際法原則。“庫爾德人民衛隊”經常直接槍斃被俘虜的極端分子，同時公開支援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在土境內的武裝暴力活動。因此，敘庫爾德武裝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矛盾的綜合體。自2015年10月宣佈成立“敘利亞民主力量”以來，敘庫爾德武裝藉助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等反恐行動，不斷強化自身行為的合法性，以此為獲得國際支援奠定基礎。

國際法對類似武裝團體的“承認”有特定的規範。一國對於另一國國內有一定政治訴求、反抗政府的武裝團體的承認方式主要有兩種，即承認其為叛亂團體和承認其為交戰團體。叛亂團體是指當一國內亂並未達到內戰程度或雖然達到內戰程度但因某些原因（如一國政府出於和該國政府的同盟關係，而不願意給予其交戰團體的法律地位）不能承認其為交戰團體的武裝團體。也就是說，實質上叛亂團體和交戰團體只是程度上的差距。一旦某個國家作出這種承認後，就可以在有限範圍內和該團體發生國際關係範疇上的交往，被承認的叛亂團體或交戰團體必須在行為上遵守國際法。如在科索沃戰爭中，雖然科索沃並沒有被廣泛承認為一個主權國家，但交戰團體的地位仍受到廣泛認可。

然而，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完全不符合叛亂團體或交戰團體的特徵。首先，儘管敘利亞爆發了內戰，但敘庫爾德武裝持相對中立的立場，並沒有同敘政府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或衝突，也沒有明確表示加入敘反對派陣營。敘利亞政府軍早前從敘東北部地區撤軍，被認為是政府軍同敘庫爾德武裝達成協議後的舉措，卻導致“伊斯蘭國”組織乘虛而入，敘庫爾德武裝為維護本民族生存權，透過對抗“伊斯蘭國”組織以期收復失地，形成了對敘利亞部分領土的實際控制。從這個意義上看，敘庫爾德武裝控制的領土並非透過參加內戰獲得，而是在敘當局預設的情況下，在反恐行動中透過軍事手段獲得部分領土的控制權。“敘利亞民主力量”成立時，宣佈將“伊斯蘭國”組織作為對抗的唯一目標。不可否認的是，在敘利亞境內，敘庫爾德武裝確實與敘政府軍發生過軍事摩擦。2016年8月，敘庫爾德武裝與敘政府軍在哈塞克省爆發了激烈軍事衝突，但雙方並沒有正式決裂。

事實上，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一直借反恐行動來回避自身的法律定性問題。隨著敘庫爾德武裝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行動取得節節勝利，敘庫爾德人不但吸引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也為庫爾德民族本身博得了大量同情，並受到來自美國、俄羅斯等大國的軍事援助。但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行為方式，尤其是透過戰爭手段實際控制國家領土並不具備法理基礎，其屢屢發生群毆虐待和槍殺戰俘的事件也不符合人道主義。從敘利亞政府的角度來看，敘庫爾德武裝是由非法政黨民主聯盟黨組建的一支武裝團體，其目標是打破敘利亞現行政治體制以建立敘利亞聯邦制度，實現庫爾德人在敘利亞的自治，且與土耳其反政府武裝庫爾德工人黨聯絡密切。實際上，選擇性忽視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法律定性問題，源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敘利亞乃至中東國家極其不負責任的態度，本質上是一種為維持對地區事務的主導權，置地區國家民眾安危於不顧，不把實現地區長遠和平與穩定納入考慮的“短視”行為。在可見的將來，如果這種選擇性忽視發展成為放任敘庫爾德武裝擴張的縱容，西方國家將不得不自食其果，面臨中東地區長期動盪的威脅。

總之，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作為一個具有政治訴求的團體，在敘利亞內戰中避免選邊站隊，透過打擊“伊斯蘭國”組織控制更多領土，獲取合法性和正義性，博得國際社會同情，獲得來自美俄雙方的軍事援助。處於國際法灰色地帶的敘庫爾德武裝借敘內戰和“伊斯蘭國”組織的地區擴張而發展壯大，在敘利亞戰場和地區舞臺上扮演著極其微妙的政治角色。

（二）敘利亞庫爾德武裝謀求“自治”的實質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建立在民族認同的基礎之上，民族認同越強，其戰鬥力也就越高。然而，隨著敘庫爾德武裝戰鬥力的不斷增強，其目的已經超越透過對抗“伊斯蘭國”組織奪回被佔領土的初衷，而是借敘利亞亂局謀求更多民族自治的權力。早在2013年11月，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已在控制地區單方面宣佈建立所謂的“過渡期自治政府”。目前，它提出的明確政治訴求是在敘利亞聯邦制下建立庫爾德自治區。

庫爾德民主聯盟黨提出的“聯邦制”看似尊重敘利亞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實際上很可能成為該國走向完全分裂的導火索。西方列強劃定的中東民族國家的邊界完全沒有考慮民族和宗教等人文地理邊界因素，而是根據殖民宗主國英國和法國簽訂的《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進行的強行劃分。該協定是奧斯曼帝國解體後中東現代民族國家邊界劃分的依據，也是日後地區國家間民族和宗教矛盾、邊界和水資源爭端等問題的源頭。為應對來自土耳其的戰爭威脅，1958年春，敘利亞政府主動提議要求與埃及合併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三年後，敘利亞選擇獨立建國，退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但實際上該國民眾一直缺乏深厚的國家認同。敘庫爾德人長期被敘政府當作“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對待，導致庫爾德人對敘利亞的國家認同總體較低。

美國前駐敘利亞大使羅伯特·福特（Robert Ford）曾評論道：“我能理解庫爾德人為何想建立自治區，因為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相對比較成功。但是，敘利亞庫爾德人不能單方面宣佈建立自治區，必須經敘利亞全體人民公投後決定。如果執意如此，只會讓局勢變得更加糟糕……敘利亞庫爾德人對建立自己的國家是分步驟的，建立自治區只是第一步，但這會令土耳其無法容忍，甚至利用‘伊斯蘭國’組織來對付敘利亞庫爾德人。”福特的這段話指出了敘庫爾德人謀求自治缺少合法性支撐的現實，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危害。但是，福特同樣忽視了一個問題：民族自治並不是解決中東庫爾德問題的良藥，甚至會物極必反。從伊拉克設立“庫爾德自治區”的經驗來看，伊拉克庫區成立後，其與伊拉克中央政府間的矛盾日益加劇，雙方不僅在石油資源分配問題上完全撕破臉皮，在政治和軍事上也產生了高度的不信任。伊拉克政府軍在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行動中難有作為，使得“伊斯蘭國”組織的擴張範圍逼近伊拉克庫區。在此背景下，伊拉克庫爾德人不得不靠自己的武裝力量奮力抵抗，以保住本民族的生存權利。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舉行所謂的“獨立公投”，美國明確宣佈不承認此次公投的法律效力。這就是美國在伊拉克苦心經營的“成功的”庫爾德自治區，美國也無法解決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與伊拉克政府正式決裂的尷尬困境。

國際政治現實表明，對於民族問題突出的國家而言，當國內局勢出現動盪威脅社會穩定，或經濟和社會發展陷入困境，或業已經陷入內戰狀態時，民族分離勢力就會藉機提出所謂的“自治權”，其結果只能是國家進一步走向分裂。因此，敘利亞庫爾德人謀求自治的實質是借敘利亞亂局來壯大自身實力，但可能會使敘利亞掉入另一個混亂的泥潭。

（三）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極端化趨勢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敘利亞庫爾德武裝與“伊斯蘭國”組織的對抗，實際上是民族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的較量。近年來，全球效忠“伊斯蘭國”組織頭目巴格達迪的伊斯蘭極端組織數量不斷上升。當前，奉行民族主義的敘庫爾德武裝總體表現溫和，其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行為大體上具備高度正義性而博得國際社會的同情。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極端民族主義不僅是“恐怖主義的最為持久的根源之一”，也是“恐怖主義最強有力與最致命的根源之一”。以宗教極端意識形態驅動的恐怖主義和以極端民族主義驅動的恐怖主義，兩者除具有恐怖主義的共同特點外，還具備意識形態狂熱化的共同特徵。這種意識形態層面的極端狂熱，來自其對自身正當性、合法性的高度認同。極端民族主義將民族獨立作為終極目標，由此驅動的恐怖主義往往主張民族分離和國家分裂。“民族分裂主義是民族主義極端化的產物，也是產生恐怖主義的基礎。”

當前，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民族主義存在極端化趨勢。媒體對庫爾德武裝射殺戰俘的行為早有報道，認為這種行為更多是源於對“伊斯蘭國”組織對人質實施斬首、火刑等暴恐行徑的報復。除此之外，庫爾德武裝在控制區域還存在扣押異見人士的行為，並對部分異見者的“消失”和“被殺”視而不見。為擴充自身的武裝力量，敘利亞庫爾德武裝還吸收童子軍。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暴力極端行為，一方面是在極端民族主義的刺激下采取的自衛行動，另一方面也是民族主義極端化、狂熱化的重要表現。國際社會在同情庫爾德人遭遇的同時，也應當從輿論層面和政策層面對其極端行為加以約束，任由其發展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與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聯絡密切，庫爾德工人黨至今仍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恐怖組織名單中。庫爾德工人黨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遊擊戰和恐怖活動，是土耳其政府的心腹之患。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庫爾德工人黨領導的游擊戰主要採取襲擊政府軍哨所、炸燬設施、破壞交通、燒燬村莊、綁架和殺害地方官員和親政府人士等方式，其中濫殺無辜的現象時常發生，甚至還存在濫殺婦孺的行為。敘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和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敘庫爾德武裝的政治訴求難以得到滿足時，很容易在極端民族主義的煽動下走上仿效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的極端化道路。

三、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對國際局勢的影響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發展對敘利亞、中東地區和國際局勢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對敘利亞和平程序構成重大挑戰。

敘利亞內戰初期，敘庫爾德武裝因自身實力和外部介入有限，表現相對剋制。敘庫爾德武裝內部整合相對較弱，對敘利亞內戰缺乏鬥爭熱情，一方面對打壓庫爾德人的敘利亞政府懷有敵意，另一方面也不信任敘利亞反對派。因此，敘庫爾德人對待敘利亞內戰持謹慎觀望態度，同時努力將“敘利亞自由軍”排除在控制地區之外。在自身實力受限的情況下，敘庫爾德武裝提出的政治訴求也比較剋制，僅侷限於“要求本民族的權利被憲法承認”等。2016年8月的報道稱，敘庫爾德武裝一直避免與敘政府軍發生直接衝突，以至於常被敘反對派指責為“與阿薩德政權同流合汙”。

但是，隨著敘利亞局勢的深入發展，敘庫爾德武裝實力不斷壯大，挑戰敘政府軍的意願也日益高漲，導致兩者間的軍事衝突時有發生。敘庫爾德武裝與敘政府軍於2016年8月在哈塞克爆發武裝衝突，成為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雙方烈度最大的武裝衝突。2016年9月，美國“意外”空襲敘利亞政府軍，負責事件調查的理查德·庫（Richard Coe）在新聞釋出會上向記者表示，美國領導的聯軍對敘利亞政府軍實施的空襲是一場意外，主要原因是庫爾德空中協調員利用無線電向執行任務的美軍戰機提供了“錯誤”的敵軍GPS座標。上述事實表明，一旦敘庫爾德武裝認為存在“可乘之機”，就會鋌而走險，與敘利亞政府軍發生一些“不經意”的衝突。

敘利亞庫爾德人不斷膨脹的政治野心進一步攪亂了敘國內局勢，他們不僅與敘政府爆發衝突，也遭到了敘反對派武裝的抵制。敘反對派以推翻阿薩德政權、建立所謂的“民主政府”為政治目標，但“民主政府”並不謀求改變敘利亞現行的地方行政統治方式。在敘反對派看來，敘庫爾德武裝任何以“自治”名義破壞敘統一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宣稱他們站在了敘利亞國內革命的對立面上。追求建立庫爾德自治區的敘庫爾德武裝則認為，如果敘反對派即使遵循最低限度的民主，也應當尊重庫爾德人建立自治區的權力。在他們看來，推翻敘利亞現行體制，不僅要把阿薩德趕下臺，而且要對敘利亞目前的政治制度進行大範圍改革，其中就包括建立敘利亞庫爾德自治區。敘庫爾德人與敘反對派的政治分歧使得當前敘利亞局勢呈現敘政府、敘反對派和敘庫爾德人三足鼎立的態勢，各方之間的深刻分歧無疑加深了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和推進和平談判程序的難度。

（二）加劇中東地區的動盪局勢

如果說“伊斯蘭國”組織是正在爆炸的火藥桶，那麼庫爾德民族分離勢力則是未來隨時可能被觸發的子母雷。長期以來，庫爾德民族主義對於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政府而言，是造成國內動盪的重要源頭之一，並且這四個國家的庫爾德民族問題存在聯動性和互動影響，一國國內的庫爾德抵抗運動往往能對其他國家庫爾德人的政治抗爭產生示範作用或刺激效應，從而牽一髮而動全身。

從當前中東地區的局勢來看，對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持續坐大反應最強烈的國家當屬土耳其。土耳其自建國以來一直面臨著兩大問題，一是伊斯蘭宗教勢力挑戰世俗政權，二是庫爾德民族分離主義挑戰國家統一。土耳其歷屆政府依靠凱末爾主義暫時解決了第一個問題，將土耳其打造成為“伊斯蘭民主”的典範。但是，凱末爾主義卻沒能解決第二個問題，甚至某種程度上還產生了消極作用。土耳其國內有1，800多萬庫爾德人，土耳其歷屆政府都極為重視這個龐大的族群，對其實行偏激的民族政策，這種政策源於凱末爾主義對“大土耳其民族”的強調。根據1923年土耳其簽訂的《洛桑條約》的規定，只有非穆斯林才能被視為少數民族，信奉伊斯蘭教的土公民都屬於土耳其人。因此，土耳其不承認庫爾德民族的少數民族地位，對其實行同化政策，甚至將之稱為“山地土耳其人”。土耳其政府在經濟、文化、民主、人權等方面對庫爾德人實行打壓的政策刺激了庫爾德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加之庫爾德人歷史上就存在獨立建國的傾向，因而他們不時以暴力方式與政府進行政治對抗。這種主流民族壓制少數族群，而少數族群反抗壓迫進而希望建立獨立國家的對立關係，構成了土耳其庫爾德問題難解的悖論。

庫爾德人不僅給土耳其國內穩定造成衝擊，而且阻礙了土耳其入歐的步伐。為消除這種障礙，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前，土耳其運用“恩威並施”的手段，在解決庫爾德問題上取得了一定進展，承認和尊重庫爾德民族的多項權利，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也表示願意走到談判桌前。但是，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庫爾德工人黨利用敘利亞亂局迅速扶植敘境內的庫爾德武裝力量，並製造了一系列針對土耳其政府的爆炸襲擊事件，使得土耳其的庫爾德問題再次回到原點。

當前，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使中東地區各方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一方面，土耳其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和北約成員國，另一方面敘庫爾德武裝是西方國家藉以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重要依靠力量。西方國家利用庫爾德民族勢力來壓制宗教極端勢力，土耳其也試圖利用“伊斯蘭國”組織來壓制庫爾德分離勢力。2016年8月，土耳其直接炮擊了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武裝據點。此外，敘庫爾德武裝與俄羅斯支援的阿薩德政府似乎存在“心照不宣的默契”，與敘反對派之間的衝突呈現明顯的加劇之勢。這些相互對立的矛盾和關係相互交織和影響，使得敘利亞危機國際化趨勢凸顯，任何談判的嘗試都會觸及其中一方利益並存在嚴重分歧，缺少迴旋餘地，導致敘利亞和中東地區的和平遙遙無期。

（三）衝擊國際體系基礎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也對當今國際體系構成了嚴峻挑戰，其程度不亞於“伊斯蘭國”組織單方面宣佈建立的違背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的“哈里發國家”。無論敘庫爾德武裝在對抗“伊斯蘭國”組織的行動中取得多少戰果，博得國際社會多少同情，以及事實上形成了對敘部分領土的實際控制，都不能為其單方面宣佈建立“庫爾德自治區”提供任何合法性基礎。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問題不僅僅關乎敘利亞一國局勢，其牽涉的是整個中東地區庫爾德人命運走向的問題。整個中東地區庫爾德問題的影響也不僅侷限於地區國家，還會對整個國際體系產生深刻影響。當今國際體系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構建起來的，各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構成了世界和平穩定的基石。除非依據一國國內憲法和法律進行“全民公投”，如蘇格蘭公投、南蘇丹公投等，某個族群或者地區力量無權決定自己獨立與否及其政權組織形式。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存在源於地區或民族的分離主義勢力，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俄羅斯的“車臣問題”等，這些民族分離主義勢力無論以何種說辭為自己辯解，其本質上都是違背國際法的。

客觀而言，中東地區的庫爾德問題源於殖民主義時代，為解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問題，民族自決權曾充當了極其重要的法律依據。然而，當代中東國家的民族自決權已被限制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任何對其擴大解釋的行為都可能導致國家內戰和分裂。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單方面宣佈“自治”是對現行國際體系的挑戰，但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和重視。可以預見，為維護國際體系“最低限度的體面”，在未來敘利亞問題的談判桌上必然會對這種“既成事實”進行事後的法律追認，由此變向鼓勵其他國家的庫爾德人積極嘗試透過各種途徑去創造“既成事實”，使得中東地區面臨因民族分離主義導致國家解體的可能。選擇完全忽視這種“既成事實”也可能導致敘利亞庫爾德武裝走向極端化，採取暴力手段進行報復。

四、結語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是打擊“伊斯蘭國”組織重要的依靠力量，短期內確實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從長期來看，敘庫爾德武裝的發展壯大對中東局勢的穩定會帶來諸多負面效應。《賽克斯—皮科協定》劃定的中東現代民族國家版圖存在缺少世界上其他民族國家於悠久歷史中孕育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的缺陷，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存在的本身就是在這種缺陷的產物。由於中東民族國家的根基單薄，任何關於“民族自治”的嘗試不僅無法解決民族矛盾，反而會加大離心力進而加劇國內和地區危機。因此，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任何關於“民族自治”或“民族獨立”的政治訴求，都會遭到以土耳其為首的地區大國的強烈抵制。

在此背景下，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未來將處於兩難境地。若政治訴求得到滿足，最終建立起敘利亞聯邦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區，則會產生巨大的溢位效應，帶動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國境內庫爾德民族分裂運動浪潮；若其政治訴求得不到滿足，擁有大量武器裝備和經戰火洗禮後戰鬥力陡增的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將進一步透過武裝運動進行抵抗，在極端民族主義的煽動下日趨狂熱，最終走上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的老路，以極端方式和暴力手段來謀求實現自身政治訴求。因此，依靠敘利亞庫爾德武裝進行反恐，無疑存在著嚴重的隱患。

本訂閱號關注中東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釋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學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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