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北京為背景的電視劇《新世界》熱播之後，一些觀眾對劇情的冗長和不合邏輯有不同的看法，但對劇中出現的一些老北京景物以及老北京人的生活還是非常感興趣的。尤其是劇中主角之一的徐天，他家的徐記車行就使不少老人回想起上個世紀前半葉的洋車、洋車伕和洋車行。

洋車作為老北京的一個符號，存世很久，正如臺灣作家小民在《故都鄉情》中稱，“談故都風物，少不了要提到北平的洋車”，因為“洋車和拉洋車的車伕，最能表現文化古都醇厚的人情味”。

▲1917至1919年，北京街頭趴活的人力車。（美）西德尼·甘博

洋車來自日本

洋車，又有膠皮、黃包車等俗稱，來自於日本。日本在近代被國人視為東洋，故而又稱東洋車。至於洋車是誰發明的，則眾說紛紜了，有人認為是駐日本的美國或英國牧師發明的。牧師是傳教的，不是改善交通工具的，關於牧師發明了洋車一說有可疑之處。日本人則普遍認為是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鈴木德次郎發明的，但這一說法也缺少文字證據。洋車在日本一度很盛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播映並引起轟動效果的電視劇《姿三四郎》（導演為黑澤明）就是很好的佐證。而今在日本的一些大城市，洋車成為了觀光工具，拉洋車的車伕有許多還是很漂亮的年輕姑娘，併成為當地一景。既吸引各國遊客，又反襯出洋車是日本的“國粹”。

洋車在中國出現的時間，按《老北京的出行》一書記載，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當時由日本商人進獻給慈禧皇太后。慈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個因循守舊的人物，殊不知她本人還是很追求時髦的，她對於國外傳來的東西並無反感，如化妝品、香水、香菸等均欣然接受，外國人贈的汽車她有好幾輛，她甚至下令修了“紫光閣鐵路”，專門供她從中海瀛秀園坐小火車到北海的靜心齋遊玩。至於洋車，她肯定也會笑納的，畢竟那時洋車算是新鮮事物。

慈禧乘坐洋車只是軼聞。據傳說，她不喜歡拉車的太監或奴才在她前面，因為坐在車上看他們的後背和屁股，對慈禧來說是大不敬的事，所以她沒有坐過幾次，洋車只是她的玩具而已。而那輛日本人進獻的洋車，至今還陳列在頤和園內。

▲頤和園裡的洋車。

洋車在我國盛行是清末民初之際，北京的洋車出現的時間要比上海、天津略晚一些。北京當時少有近代意義的柏油、水泥馬路，只有“無風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土路和石板路。最初的洋車輪子並沒有充氣輪胎，只是鐵輪子上貼一層硬膠皮，走在坑坑窪窪的土路和石板路上是很艱難的，坐在車上的乘客因顛簸也不舒服。所以在清末民初洋車才盛行。而上海、天津等商埠新修的馬路路況比北京好，洋車盛行的時間要早些。北京的達官貴人多，什麼“六部九卿”“王爺貝勒”出門或上朝要有儀仗，旗鑼傘扇，前呼後擁，只能坐轎子。而武官外出和上朝只能騎馬，不許坐轎，在有皇上的年頭，文武百官是不敢坐洋車上朝的。凡此種種，使洋車在北京盛行的時間要晚些。

在日本人編的《清末北京志資料》中，對洋車也有所敘說，稱“人力車通稱東洋車”，“庚子事件前數月，市內逐漸出現人力車”，而且發展很快，“今日市內無處不見迎送客之人力車”。但“車之結構均比日本車粗糙，比日本國內鄉村之車還差”。稱坐洋車者“多為下等人或學生，官員即便是小官亦不肯乘坐”。不過到了民國，這種情況有所改觀，坐洋車的有達官貴人、富豪和闊太太、嬌小姐，所謂“下等人或學生”則不多了。

至於傳說清末在頤和園和紫禁城來往的太監喜歡坐洋車，恐怕也是一種想像。太監在清代是不允許隨便出行的，他們外出辦事也少有獨來獨往的，洋車他們只能看看而已。大清垮臺後，大批太監被驅逐，他們更不會坐洋車大搖大擺地出宮了。

車伕曾有二十餘萬

老北京拉洋車的車伕不少，因為進入這個行業的門檻很低，僅腿腳利索一項，能跑起來就行，年齡從十五六歲到五六十歲不等。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大概1955年前後，筆者見過一個“最後的洋車伕”，說他是“最後”，因為北京四九城已無洋車可尋了，洋車伕早改行蹬三輪了。那時他拉著又髒又破又沒牌照的車。車上已無座，車的踏板上放著一塊破城磚來“壓倉”，拉車者已70多歲，他衣衫襤褸，拉著車在東四附近轉悠，看樣子不是為了攬客掙錢，而是為了回憶往日的滄桑歲月。

老北京有多少洋車伕，素來沒有完整、全面的統計，1921年美國人西德尼·甘博在其出版的《北京的社會調查》一書中曾有些記錄，這是1920年前後的數字。他估計城裡有兩萬五到三萬人左右。實際上更多些，有人估計當時北平至少有5萬車伕。據《老北京的出行》說：“根據1934年市政當局的統計，當時全市共有人力車（洋車）54397輛。”如果一輛車一個車伕，在1934年時已超過5萬，況且有的車一天有兩個車伕租用（類似於計程車的“雙班”），這樣拉洋車的人更多了。《增訂實用北京指南》則記載：“北京之有人力車，自清光緒庚子年（1900年）前始，近十年來逐漸增多，迄今已二十餘萬。”足見本地洋車伕之多。

北平的洋車伕以本地人為主，因為這個行業相對自由，想幹想歇自己做主，本地人熟悉地理又知道一些真真假假的歷史典故，可以向坐車的外地人炫耀。所以拉洋車是一些沒有本錢又不想賣大力氣的北平人首選。

對北平洋車伕最瞭解的莫過於老舍先生。他所塑造的祥子，成為北平洋車伕的代表符號。在小說《駱駝祥子》中，將洋車行業及洋車伕做了透徹的分析和展露。他說：“北平的洋車伕有許多派：年輕力壯，腿腳靈活的，講究賃漂亮的車，拉‘整天兒’，愛什麼時候出車與收車都有自由……比這一派歲數稍大的，或因身體的關係而跑得稍差勁的，或因家庭關係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數的拉八成新的車。”還有一些年歲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兩派裡有個地位了。他們的車破，又不敢‘拉晚兒’，所以只能早早地出車，希望能從清晨轉到午後三四點鐘，拉出‘車份兒’和自己的‘嚼穀’。他們的車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錢。”北平的洋車業主要是第三類人多。

▲《拉洋車》何大齊作品

關於洋車與洋車伕，移居臺灣的老北京人陳鴻年在其回憶錄《北平風物》中也有所記述。他對洋車和洋車伕的回憶充滿了對北平的眷戀。他說：“記得盛行洋車的時候，造得相當講究，這個車身子，不是黑油漆的，便是黃油漆的，黑的黑亮，黃的澄黃。兩個輪子的鋼條、瓦圈，光亮照眼，迎著陽光，閃閃目之為眩。車身後面的推手、車棚的底端、車身四周、車把前面、車簸箕等各處，都是到處放光。”在讚美了洋車之後，他也提到了車伕，“拉洋車的，自是寒苦人居多，以一身的力氣，換每天的兩個飽。”拉新點的洋車的“他們講究年輕、乾淨，帥！夏天是灰布大襟褂，白布扎腿的褲，白襪子黑圓口鞋，洗得一塵不染。冬天是黑布小棉襖棉褲，棉袍披在身上”。當年車伕們的標配是一件號坎，上面印著車行名稱和車伕號碼。

洋車也有“份兒錢”

陳鴻年說的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的北平城裡的車伕，郊區的則另當別論了，郊區的車伕“一律粗布褲褂，大毛布底，繩納幫兒的鞋，渾身上下，淨是黃土泥。白車帷子、白布墊子，都罩上一層黃土，比城裡的拉車的，比城裡的車可差遠了！”陳鴻年的描述是真實可信的。正如學者趙珩說，陳鴻年寫作的“最大特色當屬其文字的生動，對事物、人情的描述可稱入木三分，如歷其境”。陳鴻年的描寫如此，而老舍先生更是深刻、準確，他認為洋車伕有不少人的命運、遭遇與祥子一樣悲慘，是“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經不甚分明，才抄起車把來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錢吃光的小販，或是失業的工匠，到了賣無可賣，當無可當的時候，咬著牙，含著淚，上了這條死亡之路。”這些車伕“生命最鮮壯的時期已經賣掉，現在再把窩窩頭變成血汗滴在馬路上。”

洋車伕是良莠不齊的一個群體，他們之中有些人一輩子目不識丁，但其中也有棄職的中小學的老師，有時會買張晚報看。在洋車最盛行的年代，因坐吃山空而破產的前清王爺也有去拉洋車的。克勤郡王曾是清初八家“鐵帽子王”之一，一輩一輩都是世襲罔替的郡王，但到了十七代克勤郡王晏森時，鐵桿莊稼沒了，俸米沒了，內務府也不發銀子了。他們一家只能變賣家產、王府乃至祖墳混日子。連粥都喝不飽後，晏森只好賃輛洋車拉。不過他因為特殊身份，而那時節坐王爺拉的車又是件趣事，他的生意是不錯的。但他沒有因拉車而“東山再起”，終究還是貧困交加而死。因為晏森拉洋車，他家克勤郡王封號被戲稱為“車王”了。

▲洋車伕，有自媒體聲稱此人就是克勤郡王晏森，真假不知。［美國記者Dmitri Kessel］

悲慘的生活並沒有泯滅人性，有些車伕仍然保持著善良的本質，魯迅在《一件小事》中就謳歌了車伕的良善，乃至令他感動萬分。在一件小事上讓他“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

車伕的車除少數是自備的，大多是從車廠子按日賃的，每天交一定的“車份兒”。開車行的人憑藉手中幾輛車，以租賃收取“車份兒”為生，個個吃得肥頭大耳，滿面紅光，就像《駱駝祥子》裡的劉四爺一樣。據《老北京的出行》介紹，北平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有大的車廠子近千家，其中最大的車廠子是朝陽門內南小街的寶興車廠，擁有人力車400多輛。朝陽門大街的馬六車廠、繁華車廠，崇文門外上頭條的五福堂車廠等也都擁有一二百輛車”。

在民國十二年（1923年）出版的《增訂實用北京指南》中，列舉了43家洋車廠，並標有地址、電話等。其中有車廠子的名字很有趣，如東四牌樓南大街的一家車廠子叫“愛群合”；朝陽門大街的一家叫“遠輪行”。阜成門大街的“吉田行”，可能是日本人或與日本有關的人開的。

洋車在中國盛行不過三十餘年，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洋車換成了三輪車，拉洋車的都去蹬三輪了，洋車廠只能改換門庭，經營三輪車或汽車租賃業務，洋車廠子基本上無跡可尋了。

▲洋車改良後的人力三輪車。（德）莫里循

車棚屋專供車伕休息

洋車伕是憑力氣吃飯，因拉洋車致富的人幾乎是零，他們的日子極為困苦，在當年往往是慈善人士或慈善單位救助的物件，他們自己也參加什麼“窩頭會”、“帶子會”來自助。在舒乙的《宗月大師》中，就記述了把老舍先生從苦海中救出來讀書上學的宗月法師的事蹟。宗月是和尚又是宗教領袖，俗名“劉善人”，給他“拉包月”的車伕就被他多次救助。在滴水成冰的北平冬日中，他脫下自己的棉褲給車伕，情願自己受凍。事不大，但十分感人。而在當時的社會中，也有人出面來幫助洋車伕，讓他們不至於在冬天“倒臥”凍死在街上，於是“人力車伕休息所”應運而生。

“人力車伕休息所”又稱車棚屋，興起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增訂實用北京指南》中有詳細的記載。稱北平的洋車伕很多，“一般貧苦人民，無老無幼，皆爭趨之，儼然一種行業”，車伕們“夏時奔走於炎天烈日之下，冬時往來於風寒冰雪之中，疾風驟雨，尤所難堪”。“孰有為之策劃，謀一休息之所，以稍減其苦楚者”。為此在民國八年（1919年）“於無可如何之中，就通衢大路，建立人力車伕休息所，以為休憩飲水之用，於是此等貧苦、老苦之人，始獲喘息之地”。

當時，北平城內共有18處“人力車伕休息所”，大多設在繁華鬧市洋車伕候座的“車口”附近。18處休息所有9處為在京的中西慈善家所建，另外9處則是“京師警察廳”辦的。

《北京的社會調查》對“人力車伕休息所”的記述更為詳盡。《調查》還提到建休息所的緣由：“一個冬天的傍晚，一名外國人要進劇院看戲，告訴車伕在門口等他。幾小時後外國人出來了，發現車伕很守信地等在那裡，但已經被凍死了。”“受這一事件的刺激，一些中國人和外國人聯合組織了一個救助協會”，募集了一筆款項，建造了一些棚屋，車伕們“可以在這些棚屋裡取暖，可以喝點熱水，可以將自己那浸滿汗水的衣服晾乾”。

棚屋十分簡陋，只有一層水泥地面，石灰抹頂。“屋內四周牆邊都有凳子，同時四面牆上都開有窗戶，以便於車伕們在這裡取暖時可以照看自己的車子”。棚屋由一些拉不動車的老車伕照應，他們冬天負責生火和燒開水，其開支由造屋者承擔。在三輪車替代洋車之後，這些“棚屋”也隨之消失。

無論是“人力車伕休息所”或“棚屋”，與昔日的“粥廠”、“暖所”一樣，雖為救濟貧人之所設，但畢竟是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窮人的困苦。

電車衝擊洋車生意

北平的洋車伕某種意義上是“京味文化”的代表，時而受到外國人的稱讚，雖然他們不像被英國哲學家羅素稱讚的轎伕微笑時臉上“有哲學家氣質”，但確實有些值得讚美的地方。

西德尼·甘博在北京做社會調查時，就注意到了洋車伕，他說：“儘管生存艱難，北京的苦力車伕還是以微笑面對生活著稱。在生意的競爭中，他們有著善良的天性，而且總能從周圍的人和事中找到一些歡樂和笑聲。雖然年齡大的人無法與年輕人相比，而且最終會由於跑得太慢被淘汰，但他會一笑了之，雖然那笑可能是苦澀的。”隨著時代的發展，洋車已經被淘汰，洋車伕這個行業已隨之消失了。

洋車伕與三輪車伕一樣，也是魚龍混雜的群體，他們自然而然沾染了舊社會一些不良的習氣。1924年12月18日，北京出現了俗稱“鐺鐺車”的有軌電車，當時只有一條路線，是從前門到西直門，當時只有十輛車左右，但大大改變了京城的交通形態，使老北京人知道了電車速度快、價格低、便捷的好處。到了1929年，電車路線發展到了6條，大大方便了市民的出行。電車的出現確實影響了洋車的買賣，一些車伕把電車視為砸自己飯碗的眼中釘。最初他們只是小打小鬧，故意將車壞在電車軌道上，或者與電車“碰瓷”，千方百計不讓電車正常執行。

▲洋車和鐺鐺車軌道。

1929年10月22日，洋車伕在洋車工會組織下發起大示威。洋車伕的遊行抗議活動與學生不一樣，他們不貼標語、不喊口號、不撒傳單，而是用上了武力。大示威以搗毀電車拆毀軌道為宗旨，示威搞得轟轟烈烈，以打砸拆為主要手段，引起北平市民的圍觀和不滿。

據有關史料記載，這次事件“共砸毀電機車43輛，拖車20輛，電車站閣子5座，軌道岔子10餘處，各種物件300多件，遺失票款、車票130起，司機、售票人員重傷14人，輕傷10人”。當時正值北洋政府當政之際，“事件發生以後，軍警武裝進行了鎮壓，抓捕人力車伕1200人”，因輿論壓力，“關押數日後，大部分被釋放”，但組織策劃的四個工會領導人在天橋被槍決，人力車工會也被解散，一些車伕四散而逃，失去了生活來源。

洋車伕的示威事件引起全國的關注，當時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此發表《告全國工人書》，並在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發出《援助人力車伕通電》。由於通訊不暢等原因，“工人書”和“通電”，洋車伕知道的不多，而且北平又在白色恐怖之中，洋車伕只能偃旗息鼓，把仇恨記在心裡，笑容掛在臉上，又去拉車了。因電車的大量出現，他們的日子更苦了。砸毀電車、拆毀軌道所帶來的短暫痛快之後，洋車伕只能把苦果嚥下去。

洋車及洋車伕的歷史只是曇花一現，如果不是有《駱駝祥子》這樣的文藝作品出現，或許大家都會忘卻了。今天，那些車伕的後代們沐浴在幸福陽光下時，回味一下洋車和洋車伕也是一種憶苦思甜。《新世界》中有許多情節與洋車、洋車伕、洋車廠有關，洋車亦是劇中的重要道具。但是，故事的背景時間是1948年末至1949年初，而那時洋車在北京已不流行，人們出行坐三輪車至少有十年以上歷史了。如果編導對這段歷史有所瞭解，就可以將洋車改為三輪，徐記車廠改為三輪車的車廠。此外，在北京洋車大多為單座，雙座的不多，像《新世界》中兩個大老爺們或一男一女合乘一車是不會發生的。此外，洋車可以穿小衚衕，但跑得再快也追不上汽車，劇中洋車伕阻攔沈世昌的汽車，就不合乎邏輯。

洋車、洋車伕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會在影視作品中出現，編導們應該將洋車、洋車伕的歷史真實再現，就像拉洋車的祥子一樣，使其作為一種可信的形象永遠存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