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一詞的連用最早出現於《六韜》一書，“遊士八人，……以為間諜”，

在我國先秦時代的典籍中，對於從事間諜的人員有很多的稱謂，比如間、間者，諜，諜者，細作、邦諜，諜人、侯正、內應、邦汋等。之所以有如此麼多的稱謂，一方面是對於這類人員並沒有特別正式的稱呼，另一方面則是與它們具體從事的間諜活動的內容有關。

春秋戰國這個時期的間諜，

主要指的是在其他國家或者不同政治勢力勢為那裡竊取、刺探以及傳遞相關政治、經濟、軍事情報；

透過各種手段離間其君臣和同盟關係；提供假情報，從而誘導敵對國家或勢力做出錯誤的決策的這麼一類特殊職業的人。

一、春秋戰國時期的“用間”原則

分析先秦時期兵家的典籍，最早對用間進行理論化說明的是《六稻》一書，其中的《文伐》篇就詳細的介紹了用間的方法，

一是賄賂，“賂重寶，因與之諜。諜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二是離間，“陰內智士，使圖其計”，“養其亂臣迷之”

等。

這一時期，關於用間理論集大成者則非《孫子兵法·用間篇》莫屬，該篇總結了春秋及以前的用間經驗，分別從蒐集情報的重要性和方法，如何使用間諜，間諜的選拔與培養，用間的保密性與紀律性等方面進行了總結與論述。

特別是《孫子兵法》中強調“多方蒐集情報，以為分析判斷奠定可靠的基礎”。

綜合史料和歷代兵書，本文從如下幾個方面論述用間的原則。

選擇人才。《用間篇》提出選擇間諜的標準，“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指出充任間諜的人員必須是聰慧之人。

這樣的選材標準，一方面保證了間諜行動的成功性，同時也使得很多具有政治抱負的遊士和學子開始充任間諜。

先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孫子軍事思想的核心，

運用到用間中，即是所謂“先知”，“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這就是說，要得到真實準確的情報，不能靠求神問卜，不能用其他的經驗來類推，也不能用過去的事情和經驗來判斷，只能通過了解敵情的人來獲取。

保密性。孫子論述用間時指出需要特別注意保密性，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用間之事，保密性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關係到情報的準確性和情報傳遞的可能性，也與間諜自身的人身安全直接相關。

《史記·伍子胥列傳》載：這一段記述了

伍子胥從楚國逃難出來，在宋國時因為華氏之亂而與太子建共同逃奔鄭國。

後來這個太子建又去了晉國，晉頃公於是拉巧勸說太子建，讓他成為晉國的內應，也就是間諜，為日後晉國伐鄭出力。

但太子建其人是在是一個失敗的間諜，還沒來得及發揮他的作用，就因為要殺掉自己的一個隨從而被其出首，

結果太子建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晉國對鄭國的圖謀也付之東流了。

“夫事密成，語以洩敗”，太子建作為一個反例，說明了在用間的過程中“密”的重要性，同時

晉國用封爵裂止的手段進行利誘，也是典型的用賄賂手段培植間諜的做法。

注重對間諜的防範。

如前文所述，春秋戰國時期間諜人員的構成是十分複雜的，使者、商人、後宮貴婦都有可能成為敵對勢力的間諜，所以在這一時期，對間諜的防範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了發展。比如墨家學派就有這方面的論述，“口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止其旁，不從令者戮。”

同時墨家學派還強調對己方的監視。除了單純的防範，還有利用對方間諜實行“反間”的辦法。

更為突出的一點是用“重典治罪敵國間諜，用重賞鼓勵民眾告發間諜。”墨家學派關於這一點提出：“奸民之所諜為外心，罪車裂，正與……皆斬；得之，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

二、“用間”過程中情報的傳遞方式

“用間”過程中，如何把情報準確、安全、秘密、及時的傳遞出去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

最巧的情報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口頭傳遞，但是這樣的方式在時效性和準確性、安全性上都不足，隨著社會的發展，情報傳遞的途徑也發展起來。

驛傳。

驛傳制度早在周代就已經形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在春秋時期驛傳就成為十分廣泛的應用。

驛傳最初主要用來運輸和通訊，是沿著當時修建的驛道設定驛站，從而保障國家各種物資的運輸和國家的政令能夠傳之四方。

這種快捷方便的道路，自然成為情報傳遞的上乘選擇。

在弦高救鄭的史例中，弦高就是利用驛傳向鄭穆公報告秦軍偷襲的情報的，“遽告於鄭”正是藉助了釋傳。

烽燧。烽燧也就是烽火，是我國從周代就已經開始使用的一種報警設施。

“晝則播隧，夜乃舉鋒”，在白天用煙，夜裡用火，在烽燧臺之間傳遞一些緊急和簡單的情報。這些情報主要就是軍事情報，這在物質條件不足的先秦時代，作用十分重要。

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兵禍連線，烽燧制度被廣泛的應用起來，

烽燧傳遞情報雖然速度快，但無法有詳細的內容。

針對這種情況，烽燧在應用中，會根據不同內容的情報，透過控制烽火的數量，起到簡單的分類。

但是

作為一種相對原始的途徑，烽燧也常常侷限於客觀的天氣條件。

不過作為傳遞軍事情報特別是告警的重要手段，烽燧一直沿用到了唐宋時代。

陰符。情報在傳遞過程中，保密性與安全性是關乎成敗的因素，於是在我國古代的實踐中，就出現了“陰符”。

在《六韜》一書中，就詳盡介紹了“陰符”。“陰符”是君主與領兵的將領之間透過事先的約定，透過不同長度的符來代表不同的意義，來實現命令的秘密傳遞。

它的優點就在於保密，即便外人竊取，也無法成功的運用，在信陵君盜符的史例中，最終還是要用刺客朱亥，才能取代晉鄙。

但是“陰符”的缺點也比較明顯，主要是“不著一字”，就沒有辦法傳遞複雜的內容。

後世的虎符、兵符、金牌令箭等都是陰符的變種。

陰書。針對“陰符”的缺陷，陰書應運而生，《

六韜》載：陰書就是把一份情報，分成三份，由不同的人員傳遞，這樣即使其中一兩人被截獲，也可以保證情報不外洩。相較“陰符”，陰書無疑是一大進步，可以傳遞更多內容的情報，但仍有侷限，情報外洩的可能性還是不小。

秘語。在情報傳遞的過程中，有的時候受客觀條件限制，需要把情報的內容重新“編碼”，

也就是把原來的語句用其他的詞語來表達。這樣的秘語也叫做“隱語”、“瘦辭”、或者“謬語”。《左傳》中曾有過記載，對於這段記載，歷代註解都不解其意，直到楊伯峻註解《左傳》時才提出“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的說法，但究竟是如何謬語，目前尚不得知。

從大致文意來看，叔展與還無社的對話似乎無所特指，但卻提到了井以及在井上做記號，這樣在在兩國交戰的情況下，二人利用隱語傳遞情報，使得申叔在蕭國城破後，能夠把藏在井中的還無社解救出來。

除了借用詞語外，秘語的運用中還有諧音，拆字等方法。

三、春秋戰國時期“用間”的特點

用間與軍事活動緊密聯絡。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從春秋初期的一百多個諸侯國到以戰國韋雄為首十幾個國家，再到戰國最終結束與秦的一統，可以說戰爭與兼併是這一時期的主題。

因此這個時期的間諜活動勢必主要服務於軍事活動，有的直接在軍事作戰中起到關鍵作用，有的則是在戰略意義上透過收買、遊說、縱橫等活動，

雖不是直接為了作戰，但最終也是要為各國的兼併服務。同時間諜與用間的手段也在軍事實踐中不斷地進步和提高。

同時應該要看到，這一時期的用間活動中也有許多是服務於政治鬥爭的，比如“鄭伯克段”和“專諸刺王僚”，但

用於政治鬥爭的間諜活動從數量和手段上來說，都還出於萌芽階段，呈現出簡單和單一的特點，遠不如在軍事領域成熟。

在軍事領域的用間活動已較為成熟。

首先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大量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如趙奢、魏公子無忌、蘇秦、張儀、田單等人，這些人的間諜活動在軍事活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的在軍事作戰中對情報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

其次在這一時期關於間諜和用間的理論開始形成。

正是這個時期的軍事、外交中大量的用間經驗，為《孫子兵法·用間篇》進行總結和提煉提供了可能。理論的出現，也標誌著間諜活動日趨成熟。

另外這一時期的間諜活動，相較之前時期那些零星半點的依靠個別人物從事的間諜活動來說，

這一時期的間諜活動從專業化和相關技術上來說不可同日而語，表現出了較為成熟度的特點。

人員涉及社會各個階層。

在這一時期的間諜活動中，已不再像之前的時代，只是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參與和從事，其他社會階層，如後宮人員，商人階層，遊士，市井出身的刺客等，都在這個舞臺上大放異彩，這也反映出

這個時期間諜活動的普遍性與多樣性，同時也可看出專業的間諜和機構還不夠發達和完善。

四、總結

這一時期的用間活動方式非常多樣，正如本文中提到的，這一時期的間諜活動已經不再簡單是直接刺探情報，遊說、陷害、刺殺、竊聽等都有著廣泛的應用，間諜自身的性質也有反間、離間、死間、生間等多種方式，

這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發展，為後世間諜與用間活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