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宮照華

瞭解一個人非常困難。即使我們認識一個人十幾年，仍可能在某一天驚呼——對方竟然是個這樣的人。人性未必是脆弱的，但它一定是多面的。多面的性格如稜鏡一般，讓一個人在不同的光線中照射出不同的顏色。這種變化可能來自於一個人內部性格本身的矛盾，也可能是受到了外部的影響，讓一個人在群體的行動中不自覺地改變。

198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蒂將“人性”一詞作為自己畢生寫作的主題。他研究人性中複雜的曲調，分辨在大眾難以區分善惡的、眾聲嘈雜的20世紀中，哪些音調是人類靈魂所固有，哪些又不過是口號或信仰的迴音。從《迷惘》《獲救之舌》《耳證人》，再到社會學著作《群眾與權力》及筆記《人的疆域》，卡內蒂的作品為我們在今天理解人性方面留下了豐富的樣本。

20世紀前中期，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以極高的熱情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說。但是對二十出頭的猶太作家卡內蒂而言，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分析除了為個人行動尋找統一藉口外，完全沒有任何說服力。況且，卡內蒂成長過程中母親暴君般的管理方式，又怎麼會讓他產生所謂的戀母情結呢？

2020年8月29日《新京報書評週刊》

埃利亞斯·卡內蒂人性的稜鏡

母親的話語

“你的父親死了，你還在玩！”

卡內蒂的母親透過窗戶朝著年僅七歲的兒子大吼。此時，卡內蒂正在和朋友炫耀自己的爬樹技巧。他的父親就在這一天突然去世了。這個突然襲來的事件成為了家庭內部的未解之謎。卡內蒂的母親認為是吸菸過多導致了他父親的猝然早逝，不過在此之前，卡內蒂的父親並沒有出現任何身體不適的狀況。

七歲的卡內蒂不得不自己推想父親去世的原因。他想到的東西是前幾天早餐上的一張報紙，上面赫然印刷著巴爾幹戰爭爆發的訊息——不過，他們一家現在居住在英國，遙遠的巴爾幹半島爆發的戰爭能和他們產生什麼聯絡呢。但在卡內蒂父親的眼裡，只要戰爭爆發，就會有無數人死亡，不管發生戰爭的國家距離我們多麼遙遠，這都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

這張報紙是卡內蒂父親生前最後讀到的一份。之後，父親的突然死亡讓卡內蒂將歷史事件和私人領域聯絡在了一起，“戰爭的訊息像雷電一樣擊中了他”，雖然這只是一個文學上的比喻，但這個比喻卻紮根在卡內蒂的內心，讓他形成了這樣一條思想路徑：將陌生世界發生的事情迅速和周圍的生活聯絡起來。

父親去世後，卡內蒂的教育者只剩下了母親一人。與父親相比，卡內蒂的母親是個不折不扣的家庭獨裁者，喜歡用秩序來約束卡內蒂的行動。通常，母親在家庭扮演的角色就是當父親和卡內蒂玩得盡興的時候站在門口，嚴肅地說一句“是時候了，孩子們會變任性的”。

在葬禮結束後，卡內蒂母親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庭從英國的曼徹斯特搬到了維也納，她似乎對維也納有著聖地般的嚮往。八歲的卡內蒂十分不解地詢問母親，為什麼要搬到奧地利，即使搬離曼徹斯特，卡內蒂也更喜歡夏天旅行時所居住的瑞士洛桑。

在洛桑，他喜歡聽湖上的樂隊在船上演奏音樂。“維也納有湖嗎？”他問母親。母親回覆他，“沒有，但有多瑙河”——彷彿這條河流意味著什麼精神源泉。同時，母親要讓卡內蒂搬到維也納的另一個原因是，她強迫卡內蒂必須學會德語。在奧地利上學卻不會說德語，對卡內蒂的母親來說是個近乎羞恥的情況。

因為家庭教師的不理想，卡內蒂的母親決定親自教孩子德語。她教課的方式非常奇怪，不準卡內蒂閱讀書籍。卡內蒂多次向母親提出如果讓他閱讀德語書籍的話，他就能感受詞語，更快地掌握這門語言，但閱讀德語書卻莫名其妙地成為了家中的一項禁令——除非他能先學會德語。

於是，在卡內蒂母親的教育中形成了一個關於語言的邏輯悖論：如果不先認識詞語，那麼閱讀書籍是有害的；如果不閱讀書籍上的文字，詞語又僅僅是口腔中噴出的、用於交流的音節。這個悖論造成的結果就是，每天晚上卡內蒂都要站在沙發旁邊，跟著母親的發音練習口語。母親透過卡內蒂的發音來判斷他是否掌握了詞語，如果沒有的話（這基本是大機率事件）就讓卡內蒂複述幾十遍，第二天早晨起床後再接著提問。

強迫學習德語只是卡內蒂母親對他施加的影響之一。不管怎麼說，在提心吊膽的日子裡卡內蒂還是熟練地掌握了德語，並在日後將德語變成了他寫作的第一語言。可是，對詞語理解的模糊性卻停駐在了卡內蒂的思想裡——在無數次的複述中，我們究竟如何抓住某個詞語的全部含義；我們如何說出、又如何理解一個句子；一個字母或音節的細微差別會給意義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這些關於語言的問題成為了卡內蒂日後不斷思考的一個大命題。幸運的是，在言語和文字之外，還有另一種讓我們走入現實世界並開啟其內部空間的形式——影象。這也讓卡內蒂成為了一個小說家而非埋頭於語言研究的文字學家。

《獲救之舌》，作者：［英］ 埃利亞斯·卡內蒂，譯者：陳恕林 寧瑛 蔡鴻君，版本：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6月

邂逅勃魯蓋爾

中學畢業後，卡內蒂的母親又強迫他做了第三件事情：放棄醫學，選擇他根本不感興趣的化學專業。面對母親的監管與咆哮，卡內蒂幾乎沒有什麼抗爭的餘地。他嘗試對自己進行心理疏導：即便是你毫無興趣的專業，多學一點基礎知識總是好的。不過化學實驗室的乏味超出了卡內蒂的預期，很快，他就開始在實驗室裡做自己的事情，打發時間。

好在，卡內蒂生活在維也納。化學專業很無聊，哲學與文學書籍又容易讓人陷入思想觀念的困境，此時的卡內蒂需要呼吸一些新鮮的、更具開放性的空氣。欣賞畫作無疑是個重新認識世界的好方式，它既是對現實的再現，也是對現實的重構。作為藝術之都，維也納提供了豐富的油畫儲藏資源。在自傳中，卡內蒂寫道：

“通向現實的一個途徑是經由繪畫達成的。我認為，再沒有比這更好的途徑了。人們死守著一成不變的東西，並從中汲取不斷在變的東西。繪畫就是無數的網，出現在上面的呢，就是被捕獲的獵物。”

在利希滕斯泰因宮，卡內蒂短暫地欣賞了勃魯蓋爾的油畫（並非真跡，只是臨摹品，但這對卡內蒂而言並沒有任何影響）。油畫上所描繪的東西衝擊了卡內蒂對現實的感知。在這一年裡，總是有人指責他說並不能認清真正的現實，總是憑藉著哲學與詞語，就像戴著眼罩一樣觀察世界。

勃魯蓋爾的油畫則讓卡內蒂摘下了這個眼罩。油畫中的人物形象如此平凡常見，然而，勃魯蓋爾用畫筆所抓住的人物特徵，正是卡內蒂所朦朧感知、但又無法準確言說的東西。那些人物在絕境中呈現的表情，他們彷彿要抓住什麼的身體姿態，面對空虛的眼神和佈局角度。其中，《死神的勝利》這張畫尤其吸引了卡內蒂的靈魂。

這幅畫中，幾百個骷髏正忙著將活人拉到自己的世界。而活著的人則在努力抗爭。這張畫並沒有通常以死亡為主題的油畫那樣渲染恐怖氣息，恰好相反，在它面前，觀者能感受到一種雙重的努力與存在，不管死者還是生者都在奮力拉扯著什麼。

“我明白，這裡顯示的是群體的力量，雙方都是。每個單獨的人都強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死亡，對其他任何個體來說，情況也都如此，因此觀眾才應該將他們當成一個整體去看待。”

於是，對死亡的思考，就此成為了卡內蒂思想中的又一個主題。

《眼睛遊戲》，作者：［英］ 埃利亞斯·卡內蒂，譯者：陳良梅，版本：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6月

難忘的七月十五日

“搬進新住處後沒幾個月，發生了一件事，對我後來的生活產生了最為深遠的影響。”

卡內蒂所指的，是1927年7月15日發生在維也納的司法大廈縱火事件。由於一位工人被害，而法庭對謀殺者做出了無罪的判罰，這一天，工人群體們集體抗議。他們點燃了司法大廈，警察們隨即開槍，工人們四散而逃，其中有九十人死亡。

這段時期的卡內蒂一直在書本中掙扎。他瘋狂閱讀書籍，同時又瘋狂地遺忘。過多的文字與思想堆積在他的腦中，阻礙了卡內蒂用眼睛觀察現實的通道。卡內蒂一直對“人”懷有濃厚的興趣，然而文學作品中的人——即使是典型性非常明顯的角色——在書的結尾也總讓人感覺有沒寫完的部分，似乎書中人物的性格還可以繼續發展下去，而且，小說與戲劇中的角色通常有著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他們更多地對自己說話，而非群眾。

人的性格不是孤立的，它會受到外界的影響，它有個人的獨立性，也有群體的影響性。

七月十五日的暴亂場景震懾了卡內蒂的內心。那天在街上目睹了全過程的卡內蒂對街上不同人流的行動產生了興趣。那些參與縱火遊行的工人，他們的情緒只有單純的憤怒嗎？當警察開槍，統率遊行的領導者們消失後，剩餘的人們為何頓時變成了一團散沙？當工人們竄逃時，支配他們內心的僅僅是恐懼嗎——這些問題明顯不是弗洛伊德理論所能解釋的。

“從事這項研究應十分感謝這一事實：維也納有弗洛伊德這麼一個人，大家都在談論他，好像透過自身的意願和決心，自己就可以對事物做出解釋似的”。這就是卡內蒂和弗洛伊德在思想上截然對立的關鍵，後者將一切行為歸咎於個體那不可觀察又不可避免的意識層面，卡內蒂關注的則是行動與其他因素之間的聯絡。

例如在當時，有許多參加完戰爭回來計程車兵，他們談論起戰爭的殘酷和屠戮行徑時，都會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論——瞧，我們潛意識中就是有著謀殺的天性。於是，自我解釋就這樣完成了，責任被巧妙地推卸掉。卡內蒂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他感興趣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們會成為一個熱衷參與戰爭的群體，是什麼支配了他們的行動？為何人總是在群體中陷入盲目並釋放出強烈的趨向性？

七月十五日的遊行之火很快被撲滅，但它在卡內蒂身上點燃的思想之火開始燃燒。他開始投入到對性格、群體、權力、話語等命題的研究中，並在《耳證人》《群眾與權力》及筆記《人的疆域》中一一呈現。

《耳中火炬》，作者：［英］ 埃利亞斯·卡內蒂，譯者：陳良梅 王瑩，版本：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6月

作者 | 宮照華

編輯 | 宮照華、安也、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