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依德曾經說過，我們可以把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把一切都看得比真相簡單的，另一類則是把一切看得都比真相複雜的。

再也沒有可能找到一對比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和卡爾·波普爾有著更多相同點的人物了。與佛洛依德一樣，他們都是德國裔猶太人，他們都出生於維也納，都在納粹的鐵蹄踏入那座曾經是20世紀初歐洲文明中心——至少在哲學和音樂方面——的城市前，離開了那裡，也最終在1946年10月25日星期五那個特殊的夜晚，同時來到了劍橋大學國王學院H3房間，出席劍橋倫理科學俱樂部的一次活動。這真是一個意外且帶有著歷史巧合的世紀之交。

雖然兩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時屬於佛洛依德的那兩類人，但作為20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維特根斯坦的基本哲學觀點卻是：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哲學問題，而只有謎題，我們所以為的那些所謂哲學問題，只是語言問題、邏輯問題、社會問題；在他29歲那年寫成的，一生中唯一正式出版的哲學著作《邏輯哲學論》一書中，維特根斯坦明確地向世界宣佈，他已經解決了所有哲學問題。雖然他後來意識到他自己的哲學終極解答遺漏了許多內容，但他的根本信仰——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哲學問題——至死都沒有改變。從這點上來說，維特根斯坦理應屬於那種“把一切都看得比真相簡單”的人。

而波普爾當然不會同意維特根斯坦的基本論述。波普爾堅持真正的哲學問題始終存在，哲學絕不只是維特根斯坦所認為的語言文字遊戲，絕不只是有閒階級喝下午茶時聊天的趣味談資，它應該是一種可以被人類所認識和掌握的科學。對此，於1946年10月25日晚上發生在國王學院的那場差點演變成暴力事件的哲學之爭，其導火索也就在此。在波普爾看來，諸如“明天的太陽是否還會升起”之類的問題是有其真正的哲學意義的，不可能透過解析其語言結構就獲得答案。由此看，波普爾應該屬於那些“把一切看得比真相更復雜”的人。

但這場世紀之爭，到後來由問題變成了謎題。代表雙方都各執一詞，幾乎到了難分難解的程度。維特根斯坦堅持自己的最初觀點，而波普爾也完全不放棄他對哲學意義的理解。在介入世俗社會的事務方面，後者的表現尤其出色。

波普爾在深入探討哲學問題的同時，還積極介入社會事務、政治運動；他最被人所知悉的一部著作是在冷戰初期所出版的《開放社會與其敵人》—— 這是一本從政治哲學觀點探討自由民主體系之必要性的重要作品，它開啟了後現代社會學的研究派別，將極權社會的源頭直接追溯到西方哲學的鼻祖柏拉圖。這本書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批判是如此之激烈，以至於首先收到手稿的劍橋大學出版社還拒絕出版該書——因為他們不想出版任何對柏拉圖“大不敬”的著作。但這本書的重要性在面世之後立即就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意識到了，在整個冷戰期間，該書和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並列為自由主義學說的兩本聖經。人們不斷地研讀和探討著這兩本書，而且不停地在發現其蘊含的深遠意義。

對波普爾來說，哲學與政治是相通的，哲學家不應該只考慮抽象空泛的哲學問題，而應該積極介入思索現實的社會問題，哲學要有一定的功用性和實用性。

維特根斯坦則從沒跨出純哲學的範疇，富庶的出身讓他對蘇聯共產主義有著不切實際的浪漫情懷，但自始至終他從沒有理論地、系統地討論過政治問題，在他眼中，也許政治或政府根本不值一提。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語言才是決定一切問題的關鍵，哲學與政治、社會學、心理學、自然科學之間都有著完全不同的語言，而人們之所以會陷入邏輯混亂之中而無法自拔，就是因為他們把不相干的語言混淆在了一起，造成了最終的無法溝通和徹底理解。因為每種語言都有各自的範疇，他們之間互不相干互不相連。所以，用哲學的語言來解釋政治或其他領域的問題，註定是要失敗的。各門學科都像是一個個不願接觸的圓圈，人們可以在各自喜愛的圈圈內尋找到所有的答案，但註定無法跨出各自的圈圈，圈圈與圈圈之間的空白，就是他所常說的“不可說”。我們可以意識到它的存在，但無法用語言、理性表達出來——即What can be shown， cannot be said。

因此，從更深層的意義上來說，維特根斯坦其實才是真正地把世界看得更復雜的人。他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最終也走向了神秘主義。他認定有些東西僅憑人類本身的理性和語言是無法理解、無法解釋的。而波普爾則堅信，哲學語言可以應用在政治議題和科學建設之上，人類理效能夠找到真正的“問題”而不僅僅只是些不重要的“謎題”，我們的任務是嘗試解決它們。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雖然他的成就來自他對“可說”的那部分的闡釋，但他內心深處真正感興趣的卻是那“不可說”的部分，那部分在人類理解力之外的東西，在”世界之外（維特根斯坦的原話）“的東西。而波普爾則根本不認為有所謂“不可說”的存在。他著名的“證偽”理論就對什麼是“科學”給出了明確的定義：只有那些給出明確假設，並可能被證明為錯誤的理論，才是科學。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相對論因此都屬於科學，而維特根斯坦的“不可說”、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自然被他歸入“偽科學”的垃圾堆裡，不值一提。波普爾想用強有力的現實證據反駁維特根斯坦的”不可說“。

兩種不同甚至對立的世界觀由此碰撞著，給後世的學說以及人們的認識論帶來了新的契機和思想火花。

維特根斯坦的撲克牌，就是一個有關兩種世界觀如何碰撞、摩擦還差點爆炸起火的故事。兩種觀點和勢力一直在博弈和對抗，就如同善與惡的並存發展一樣。而直到今天，即便科技和生命醫學如此發達，我們也還無法說清楚，生活到底有多複雜、人類的理性與智力的極限到底在哪裡、人的心靈究竟蘊藏有多少秘密、人究竟有沒有靈魂等問題。這一方面可能否決了維特根斯坦的所謂“沒有哲學問題，只有謎題”的論點，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印證了維特根斯坦所看到的人類理性的認識極限。即無論人類如何發展，未來科技如何發達或普及，他依然存在著不可認識的事物或領域，這正是人的侷限和悲哀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