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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簡介(圖片來源:Eve Blau, The Architecture of Red Vienna, 1919-1934, MIT Press: 1999)建築歷史學家曼弗雷多·塔夫裡(Manfredo Tafuri)和弗蘭切斯科·達·科(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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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這個日子對近代中國的意義自不待言,而對維也納這座城市來說,這一天亦標記了一座里程碑。這一天,當時作為一戰後短暫存在的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1918-1919)首都的維也納,舉行了該城市歷史上第一次由包括全體女性在內的所有成年市民參與的市議會選舉(Gemeinderatswahl),奧地利社會民主工人黨(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sterreichs, SDAP)奪取多數議席,雅各·羅伊曼(Jakob Reumann)成為第一位社民黨籍維也納市長,“紅色維也納”(Rotes Wien)的時代自此開啟。自這一天始,直至1934年奧地利法西斯政權上臺、社民黨遭遇血腥鎮壓為止,維也納的紅色年代僅僅維繫了十五年,卻給維也納、奧地利乃至整個歐洲留下了厚重的社會主義政治遺產。整個1920年代,在住房、教育、衛生、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等諸多領域,社民黨政權大張旗鼓,大興土木,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城市實驗,建築學和城市規劃以最直接的方式參與社會變革,極大地重塑了這座千年帝都的城市景觀,在一夕破落、百廢待興的廢都內外,將數以百計的建築遺蹟刻寫在了城市肌理上——“遺蹟”或許並非合適的表達:數百座體量恢弘、設計精良的公共住宅(Gemeindebauten)雖然興建於彼時,卻縱跨百年,直到今天依然實實在在地安頓著這座都市中的無數普通人。

就上述這一常規歷史敘事而論,這些住宅曾是闖入現實世界的烏托邦狂想,而今則不啻那段奇崛歷史的活的紀念碑。然而與其說這些可居可遊的紅色紀念碑在彰明著什麼、標記著什麼,倒不如說它們在遮障著什麼、提醒著什麼——1920年代的維也納,絕不似這些今天看來平靜矗立的城市巨構一般安穩從容,一整個世紀的另一端,以這些巨型住宅為幕布,輪番上演的是詭譎無常的殘酷戲劇。紅色維也納的常規歷史敘事背後,暗湧著一縷深黑:整個1920年代,就在社民黨的維也納社會主義實驗如火如荼之際,奧地利這個一戰後生生造出來的國家則整體急劇右轉,首都與國家的意識形態錯位逐漸激化為嚴酷的鬥爭,以至1930年代,初露鋒芒的極右納粹勢力將這一抹紅色浪潮徹底吞噬——這正是美國曆史學家雅內克·瓦瑟爾曼(Janek Wasserman)的近著《黑色維也納:紅色城市的極右勢力,1918-1938》(Black Vienna: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Red City, 1918-1938)一書試圖向讀者揭示的。因而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四百多個公共住宅專案及其配套公共建築(幼兒園、學校、診所、洗衣房、圖書館、劇院、商店、游泳池等)、64000套住房、安頓了二十多萬戰後居民的家園,是在維也納社民黨政府和奧地利右翼政權之間的齟齬和牴牾、衝突和暴力之中強行擠進了現實。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出海利肯施塔特地鐵站的一瞬,一座磚色廣廈橫亙在眼前。(作者攝)

紅色維也納百週年的2019年,一系列回顧展覽和主題活動在奧地利首都舉辦,其中一場主題展覽的舉辦地,正是紅色維也納時期建設的數百公共住宅專案之中最具標誌性、規模最大、最廣為人知的一座——卡爾·馬克思大院(Karl Marx-Hof)。我藉此機會,在一個八月的晴朗傍晚,踏上了自己的重訪之路。

回望

若從市中心的美景宮(Schloss Belvedere)附近出發,踏上地鐵四號線,六站即抵終點站海利肯施塔特(Heiligenstadt),全程不消十餘分鐘,卻早已遠離巴洛克皇城的紛繁華麗,轉身之間已到維也納城市北郊。走出地鐵站的一瞬,一座磚色廣廈橫亙在眼前。舉目仰觀,暗紅色魚骨狀樓身之間是淺黃色樓體,退臺處理以錯出陽臺,每個單元門左右開拱形門洞,每個門洞正對聳立屋頂的旗杆,立面以固定的幾何節奏櫛比排列,極富形式秩序,規整地延伸左右,像一面巨幅舞臺佈景——這就是卡爾·馬克思大院,宏壯奪目,氣勢撼人,雖是人居,卻更似一排龐大的城郭,或是一座瑰偉的要塞。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卡爾·馬克思大院立面及中央廣場。(作者攝)

卡爾·馬克思大院有多大?若想繞著這個狹長的住宅區走上一圈,疾步快行也需要四五十分鐘。它南北跨度一千二百餘米:媒體常將其稱為“全世界最長的一座建築”,但卡爾·馬克思大院其實並不是一棟單體建築,而是在一個狹長地塊上展開的一個院落式住宅群組。這個住宅群組包括可以為5000人提供居所的1400套公寓住房,此外還包括兩個大型洗衣房、兩個公共浴室、一個牙醫診所、一座婦產科醫院、一座保險辦公樓、一座公共圖書館、一座青年旅舍、一家藥房和二十多座其他大小公共設施建築,幾乎是一座城中之城。在超過十五萬六千平方米的用地總面積內,由住宅樓所圍合的大院綠地面積超過十二萬七千平方米,佔比超過百分之八十。不過平面圖不會告訴我們,成片的大面積綠地並不是封閉小區的閉合庭院,整個大院對城市完全開放,任何人都可以穿門而入;千米之內,四條市政車行道路穿樓而過,大院因此與外部城市緊密穿插,人車無礙,用地雖巨,卻毫無割裂之感。對居民來說,這是一處綠色空間豐盈的住宅區,而對城市而言,它恰如一排門戶大開的巍峨城樓。雖是圍合,卻又暢通;既屬內向,又屬外向;既是私宅,又是公共;既是豐碑,又是日常。這座城市尺度的巨構,將若干看似矛盾的空間特質收於一身。一陣漫步,不覺之間,夜幕悄然降臨,在維也納這個歐洲戲劇之都的近郊,似有人就要拉起一面帷幕,在這座日常生活的城市劇場上演些什麼。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卡爾·馬克思大院現狀總平面圖、沿街立面。(圖片來源:http://hiddenarchitecture。net/red-vienna-i-karl-marx-hof/)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卡爾·馬克思大院中央街區沿街立面圖。(圖片來源:http://www。demokratiezentrum。org/en/knowledge/stations-a-z/life-in-public-hou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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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馬克思大院現狀俯瞰圖。(圖片來源: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karl-marx-hof-vienna-xavier-durn。html)

要理解這座矛盾雜糅的城中之城,我們不得不再窺那座早已湮沒在史書與影象中的戰後廢都,重訪維也納奇譎的1920年代。在紅色維也納時期的數百公共住宅中,卡爾·馬克思大院究竟因何被人銘記,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象徵?

卡爾·馬克思大院建成於1930年。此時的維也納,與戰後初期經濟崩潰、住宅奇缺、社會凋敝的戰後光景已頗為殊異,然而我們卻必須從紅色維也納的全部社會主義城市建設的起點說起。維也納紅色政權的興起,必然依託了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1918年奧匈帝國一戰戰敗並解體這兩大歷史背景,卻有其極為特殊的一面。在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之下,原同屬奧匈帝國的各民族紛紛獨立建國,而英法美三大戰勝國因忌憚德國再次強大,唯獨嚴令禁止奧地利與同說德語的德國合併,失去經濟腹地和農業主產區的奧地利被迫獨立建國。奧地利成了一個由幾百萬日耳曼人、猶太人和被各其它民族拋棄的人所組成的棄兒之國,其中又有半數人來到勉強能找到食物的維也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新生鄰國大打貿易戰和貨幣戰,厲行外匯和進出口管制,高築關稅壁壘。“被獨立”的奧地利,經濟迅速崩潰,貨幣飛速貶值,赤貧者和失業者不計其數,失業工人與退伍軍人頻繁示威暴動,再加上布林什維克主義在整個歐洲四散蔓延,似乎奧地利初具了類似於俄國十月革命前的經濟和社會狀態;在緊鄰的巴伐利亞和匈牙利,共產主義革命甚至已經成功。然而在奧地利人身上,卻完全看不到革命光顧的任何跡象,哪怕是極度貧困、生計幾近無以為繼之際,維也納“馬照跑,舞照跳”,坍圮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宮之外,城堡劇院竟然艱難維持了繁榮,依舊場場座無虛席。對於奧地利人此時所展現出來的這種逆來順受的“非政治”性格,作家茨威格做出了優異的描寫:

我們在奧地利從未有像在那混亂的幾年裡更熱愛藝術,因為由於金錢的背叛,我們覺得自己心中這種永恆的東西——藝術——才真正可靠…… 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革命沒有蔓延到奧地利來…… 這個能源被切斷,工廠、煤井和油田處於停頓狀態的國家,這個被搶劫一空、僅僅依靠雪崩般下跌和失去任何價值的貨幣維持著的國家終於儲存下來了,堅持過來了——這或許正因為它自身虛弱的緣故吧,因為人民肚子餓得太厲害了,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不可能再去進行什麼鬥爭,不過,這也可能是由於它自身有著那種極為神秘的、典型的奧地利的力量,即天生的和善本性吧。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市政車行道路穿樓而過。(作者攝)

讓許多奧地利人自己都感到費解的是,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和孤立無援的國際局勢並沒有導致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左翼的社民黨竟然四平八穩地執掌了困難時期的奧地利。雖然主政國家僅一年即下野,社民黨卻牢牢地把握住了維也納,自此開始了首都的十五年紅色政治——1919年的維也納,僅有5%的住房供水,7%的住房供電,14%的住房供應市政煤氣,肺結核大面積蔓延。社民黨正是在做出改善住房條件的承諾之後,才贏得了1919年市議會選舉的絕對多數。一夜之間維也納插滿紅旗,對維也納人來說,紅色來得似乎太過輕易了一點,以至於沒太在意這片紅色的虛飾和紅色背後的黑潮。

紅黑大戲

社民黨紅色維也納的大後方,是基督教社會黨(Christlichsoziale Partei sterreichs)的奧地利。自從1920年從社民黨手中奪取奧地利之後,這個反猶、反社會主義的右翼政黨與紅色維也納構成了奧地利內部的平行世界:佔全國一半人口的首都,社會主義建設高歌猛進;而在維也納身後的奧地利腹地各邦,基督教威權主義和反猶主義正氤氳。以黑色為主要黨色的基社黨,網羅了地方諸邦的農民、手工業從業者、土豪鄉紳和天主教神職人員等保守勢力,再加上大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加持,黑色基社黨與工人和猶太人大本營的紅色維也納構成了鮮明的空間分野,黑色包圍紅色的奧地利政治空間格局逐漸形成。

兩黨在意識形態上雖然看似分歧尖銳,在戰後初期其實一度穩定共存甚至共事(兩黨在1919年一度組成聯合政府),在戰後奧地利的政治舞臺上,都表現出一定的機會主義氣質——社民黨一直力主維護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當1919年9月喪權辱國的《聖日爾曼條約》簽署、哈布斯堡王朝崩潰已成定局之時,社民黨又立刻轉而力推德奧合併;基社黨因擔心與德國合併損害奧地利資產階級自身利益和天主教權威,最開始對德奧合併問題不置可否,而面對種種困境,先被迫轉而支援德奧合併,1920年當選後竟直接以放棄德奧合併為條件與國際聯盟交易,換來權時救急的鉅額貸款。在1920年的選戰中,兩黨合作破裂,徹底攤牌,用浮誇的政治表演與直白的互相辱罵,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紅黑大戰的戲碼。而舞臺下的看客,則不乏對任何政治派別都滿腹牢騷的享樂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為政治權威所主宰、被動無力、曲意逢迎者,厭煩任何政治動員、認為穩定高於一切者。用茨威格的話說,“那是心醉神迷和天昏地暗的時代,是焦躁和盲從的一次混合……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這兩個極端的題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譴責。”神秘學和麻醉品風行一時,政治舞臺上下瀰漫著一種巴洛克式的虛妄與浮華。

在需要大肆展演贊助人意志的任何歷史時刻,建築學從未缺席——尤其是在巴洛克建築遺產極為豐盈的維也納。社民黨的幾百個大規模公共住宅計劃,絕不僅僅只是出於功用的考量以緩解工人住房和公共衛生的緊張狀態(儘管在這些方面的確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與此同時,這些紀念碑一般的龐大建築無異於一面面招展的旌旗,彰顯社民黨的工人階級權力。住房問題之所以如此核心、如此迫切,因其乃是全部社會革新的焦點,凝聚了紅色維也納時代對“如何生活/居住?”(Wie leben?)這一問題的全部研討、辯論和再定義(德語“leben”一詞有“生活”與“居住”兩種含義),集結了日常生活的各個側面:家庭、教育、衛生、勞動、休憩、身體與性別、生產與死亡。居住即生活,生活即政治,一座住宅就是一座日常的烏托邦,住宅本身就是社民黨意識形態的社會和文化教育機器,把重新定義的理想生活圖景帶入了現實。

一開始,社民黨因為無錢無地,公共住宅計劃難以開展。僅在1921年維也納市區從下奧地利邦(Niedersterreich)脫離之後,維也納的社民黨政府才始獲土地操作的自由。透過向富人課以重稅,增立奢侈品稅、增值稅、房產稅等稅種名目,自1923年始,政府大規模購入土地,收購量逐年增加,終於得以大面積建設公共住宅,每年都有十數個公共住宅專案開工。幾年之內,上百名優秀的建築師參與了大量住宅的規劃設計,她(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是維也納現代主義的開拓性建築師奧托·瓦格納(Otto Wagner)的學生。這些公共住宅極大地改善了工人階級的住房條件:每套38-50平米不等,保證自來水和煤氣供應,適合一個小型家庭居住;每戶都有門廳、廁所,配置涼廊或凸窗,居民共享花園、綠地和諸多服務設施,享受低廉的租金——每套公寓的平均租金僅佔一個普通工人收入的4%-8%。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1920年基社黨的選戰海報,描繪了社民黨的猶太布林什維克主義(Judeo–Bolshevism)之蛇捆住了奧地利雄鷹。

至1927年,社民黨和基社黨的敵對政治宣傳已極盡偏激之能,而實際情況下卻只能相互妥協,這種落差進一步激化了兩黨內部的極端勢力之間的仇視,兩個陣營各自豢養準軍事組織——基社黨的“護家軍”(die Heimwehr)與社民黨的“共和防衛聯盟”(der Republikanische Schutzbund)。政治舞臺上的紅黑惡鬥最終演化成了舞臺下真實的流血鬥爭:1927年1月的一場兩黨衝突中,一名一戰老兵和一名八歲兒童被打死,7月,行兇者被判正當防衛而無罪開釋,引發維也納二十萬工人大罷工,在示威遊行中,憤怒的工人試圖衝擊奧地利議會大樓,軍警向平民開槍鎮壓,造成了89人死亡、600多人受傷的血腥慘劇——正是這一年,維也納建築師卡爾·恩(Karl Ehn)主持設計的卡爾·馬克思大院破土動工。在這個緊要關頭,這座尺度驚人、造型壯麗的建築正如社民黨工人階級的一封檄文,它本身就是一位強悍的“示威者”,在此時此刻登場,將這場紅黑大劇推向高潮。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克萊門斯·霍茲邁斯特的卡爾·馬克思大院設計方案,俯瞰透檢視,1926。霍茲邁斯特方案“均衡而平淡”,由一系列獨立的建築組團組成。(圖片來源:Eve Blau, The Architecture of Red Vienna, 1919-1934, MIT Press: 1999)

實際上,在卡爾·恩之前,市政建設部門首先接洽的建築師是另一位瓦格納的門徒,克萊門斯·霍茲邁斯特(Clemens Holzmeister)——後者於1926年首先為卡爾·馬克思大院提供了一個“均衡而平淡”的設計方案。後來霍茲邁斯特回憶道,市政議員弗蘭茨·西格爾(Franz Siegel)對他說:“教授,這一次,很明顯,您太不激動人心了。”卡爾·恩隨即接到委託。與霍茲邁斯特相比,恩的方案在“激動人心”方面毫無保留:方案不再是由一系列獨立的建築組團組成,而是將住宅綜合體處理為一片單一連續的構築,間或由車行或人行道路以拱形門洞穿插,一個巨大的公共廣場鋪展在中央。這座綿延千米的住宅,其軍事象徵意味幾乎不言而喻——一艘紅色戰船、一座工人階級城堡、一座社會主義街壘;旗杆、城門、炮臺、射擊孔、暸望塔。它的確成功地挑釁了對手:右翼陣營很快就用“紅色碉堡”來稱呼卡爾·馬克思大院。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卡爾·恩的卡爾·馬克思大院設計方案,總平面圖,1926。(圖片來源:Eve Blau, The Architecture of Red Vienna, 1919-1934, MIT Press: 1999)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卡爾·恩的卡爾·馬克思大院設計方案,總平面圖與樓層平面圖,1926。(圖片來源:維也納博物館“DAS ROTE WIEN 1919-1934”展覽,“Der Karl Marx-Hof : die Wohnhausanlage der Gemeinde Wien auf der Hagenwiese in Heiligenstadt”。作者攝。)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卡爾·馬克思大院中央廣場,1931。(圖片來源:Eve Blau, The Architecture of Red Vienna, 1919-1934, MIT Press: 1999)

建築歷史學家曼弗雷多·塔夫裡(Manfredo Tafuri)和弗蘭切斯科·達·科(Francesco Dal Co)這樣寫道:

(在卡爾·馬克思大院恢弘的形式中)可以看到一種史詩般的調性,這使之成為一個個體(an individual)、一個象徵性的集合體(a symbolic unity),在與城市場地環境的對立關係中傲然挺立……看到偉大的資產階級小說——也就是將小說主人公和社會對立起來的戲劇——的本質。

兩位歷史學家此處對“個體”、“史詩”、“小說”和“戲劇”的指涉,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盧卡奇(Gyrgy Lukács)的《小說理論》(Die Theorie des Romans, 1916)的暗指——建築的形式美學的戲劇性在於,它如小說一樣構建出了與外部世界相對立的英雄主義個體,使得鬥爭成為可能(這個指涉的精妙之處還在於,盧卡奇這位匈牙利共產主義者正是在維也納度過了他的1920年代;他很可能親眼見到了施工中的卡爾·馬克思大院)。而具體到卡爾·馬克思大院的城市場地環境上,這個宏大的住宅建築群還有一個更為直白的“對手”:維也納北郊的海利肯施塔特火車站(Bahnhof Wien Heiligenstadt)——火車站的設計者正是恩的老師奧托·瓦格納;“世紀末的維也納”的城市擴張中,瓦格納和他的助手們在城市邊緣地帶設計建造了大量火車站、橋樑和高架鐵路,定義了現代維也納的城市邊緣。與作為城市北側門戶的海利肯施塔特火車站相對而立,屹立在紅色維也納的入口處,卡爾·馬克思大院難道不正是紅黑分界線上的一座雄關嗎?任何乘坐火車前來的訪客,都會像我一樣,在出站的第一秒抬頭仰視。《紅色維也納的建築》(The Architecture of Red Vienna, 1919-1934)一書的作者、美國建築歷史學家伊芙·布勞(Eve Blau)寫道:“它既代表著牆,又代表著門,紅色維也納的這座標誌性的建築就是城市本身的象徵。”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卡爾·馬克思大院場地圖底關係示意圖,如圖所示,大院東側為海利肯施塔特火車站和多瑙河運河。(圖片來源:https://archimachina。wordpress。com/2018/07/13/architecture-speculations-1)

殘酷戲劇成真

作為象徵的“戲劇”與真實的槍林彈雨之間,竟然只隔了四年。1930年,卡爾·馬克思大院竣工,也正是自這一年始,基社黨開始了全面的法西斯化。1934年2月,兩黨數年的政治敵對和軍事摩擦升級,奧地利內戰爆發,維也納的共和防衛聯盟軍將數座公共住宅作為戰鬥掩體,住著大量平民的卡爾·馬克思大院竟然果真淪為戰場,變成了一座真正的抗擊法西斯的橋頭堡。數日激戰後,紅色維也納淪陷。這豈非卡爾·馬克思大院的宿命——若沒有政治舞臺上的角力,卡爾·馬克思大院從最開始就不會是卡爾·馬克思大院。歷史最殘酷的戲劇性正在於此:藝術的美學張力,在政治的拉扯之下,先繃緊,後崩裂。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1934年2月,卡爾·馬克思大院淪為主戰場。(圖片來源:http://doew。at/erinnern/fotos-und-dokumente/1934-1938/februar-1934-in-wien/doe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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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卡爾·馬克思大院淪為主戰場。(圖片來源:https://forbiddenmusic。org/2014/01/26/austria-1934/)

1974年的納粹剝削題材(Nazisploitation)邪典電影《午夜守門人》(Il Portiere di Notte)中,義大利導演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在幕布上延續了這座建築與法西斯主義的殘酷鬥爭史——1957年的維也納,前納粹軍官馬克斯巧遇他的集中營性奴露琪亞,二人逐漸舊情復燃並再生虐戀。終局來臨前的全部糾纏、狂虐、放縱、苦痛和撕裂,竟然盡數發生在卡爾·馬克思大院的公寓房間裡,直到他們走出這棟建築,從容赴死。再次戲劇化的卡爾·馬克思大院,在熒幕上框定了自身命運的一筆絕佳的續寫。

維也納紅與黑:卡爾·馬克思大院與“紅色維也納”百年

1974年的義大利電影《午夜守門人》影片截圖,馬克斯和露琪亞在卡爾·馬克思大院的公寓房間中。

到今天,作為維也納上千座公共住宅之一,這座巨大的建築靜默地繼續廕庇幾千名維也納普通人。在這個傍晚,燈火初上,我走在樓下的公園裡,時而聽到房間裡的歡聲笑語,彷彿過去的一切從未發生。主題展的工作人員是一位維也納男孩子,在交談中,他告訴我,儘管近年來國家政府一度由極右翼的人民黨(基社黨為其前身)把持,維也納卻基本延續了紅色維也納時期的左翼政治傳統,二戰後至今持續由社民黨執政,至今仍然是一座沒有貧民窟的城市,六成維也納人住在由政府保障的公租房裡,每一位市民都有資格申請入住,並以大約每月400歐元的價格獲得條件非常不錯的公寓(維也納的人均收入在2200歐/月上下),且可以以不變的價格終生續租甚至父死子繼。他也好奇地問我:“北京的人們住得怎麼樣?”我不禁啞然。

【維也納博物館,“Das Rote Wien 1919-1934”,百週年紀念特展,2019年4月30日-2020年1月19日;卡爾·馬克思大院洗衣房,“Red Vienna in the Laundry Room Karl Marx-Hof”,常設展(每週四、週日兩天下午開放)。】

[參考文獻]

Blau, Eve。 The Architecture of Red Vienna, 1919-1934。 MIT Press, 1999。

Tafuri, Manfredo, and Francesco Dal Co, 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 Mondadori Electa, 1989。

Tafuri, Manfredo, ed。 Vienna Rossa: La politica residenziale nella Vienna socialists, 1919-1933。 Gruppo Editoriale Electa, 1980。

Wasserman, Janek。 Black Vienna: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Red City, 1918–1938。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斯蒂芬·茨威格, 舒昌善(譯) 《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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