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在亦莊建設中強調規約家法的重要性，《題周氏記義倉規約後》指出：“墳墓非子孫莫保，而壞之者亦子孫也，不一再傳，資分戶別，而墳墓則眾共之，百年松檟爭尋，斧斤樵伐，已荒棄不復顧久之則為古墟，固有服未盡而莫知其墓者，蓋不獨貧窶為然，薄俗至此，良可哀痛。周君雖貧，乃能為富人所不能為，自曾高而上，苟有域兆可尋，皆立石而志之，捐已產以贍守塋，詳規約以期永久，屬鄉之篤行之士戴君彥肅為之記，以詔後人，真可厲薄俗矣。義風既植，使人皆不忘其祖，則孝敬其有不行，宗族其有不睦者乎。”

這表明家族能夠興起不過是數代人為官積累而已，然而世代不可能皆為高官厚祿，希冀家族長久，不至於淪落流離，故而務必建立義莊規約，以此長久的敦親睦族。範氏義莊也是修訂規約：“公早歲登賢書，即以清理義田為已任，前後四十餘年間，凡三主祠事，興復舉廢，修定規矩，凡族之貧且老者，嫠而處者，喪而無以為葬者，子弟之能讀書者，必加意優恤，嘉矜激勸，無不曲至。”範氏義莊的執行過程也出現許多問題，范仲淹的後人十分注重家族規約的建設，比如範純仁在范仲淹之後繼續強化義莊規約的約束，“皇祐二年文正公置義田於蘇州，以贍族人，因謂君曰：‘非汝莫辦吾事’，乃奏以為長洲縣尉，俾立規法以貽永久。”“又以文正所定規矩，特奏聞取旨敕遵，以垂永久。”

即是說宋代儒者建立義莊保障家族的生活，然而久之則必然出現弊端，所以宋儒逐步設定規矩以保長久。當然，這也是吸取世族家族管理經驗，他們認為：“漢唐而後，士大夫家能維持累世而不敗者，非以清白傳遺，則亦制其財用，著其禮法，使處長者不敢私為，卑者不敢擅，凡祭祀燕享喪婚交際各有品節，出分出贅之習不入乎其門，而相養相生之恩浹洽於其族也。”即是說宋儒總結前代世族不衰敗皆是因為能夠以禮法傳家，以制度規範家族發展，故而不論是家訓、家規還是義莊規約都是以家族累世不敗為目的。

但是現實則是不論是家訓以及義莊規約等，雖然在理論上和目的上都了為了家族的穩定繁榮，維護家族的利益，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之中則並不具備嚴格的強制措施，故而其長久維持就依靠家族核心人物，然而每當其核心人物離世則家族規則難以維繫。事實上範氏義莊在宋代就已經出現困境，不少子孫不遵守家族規約，侵佔家族田園，故而範純仁上書，以違反規矩者申縣官辦理。這樣的案例比較多，比如李仲永家族因為家族規矩不嚴格而衰落，“李仲永侍郎居浮粱之界田，晚年退閒，於所居之東三里間，自立義學，且建孔子廟，塑像嚴事，工制精華，至用沉香為舌。以春秋致祀，招延師儒，召聚宗黨，凡預受業者踰三十人，捐良田二百畝以贍其用。每日暇時，躬往講說《周易》。

族中子弟有荒於嬉者，翻譯習誦繁絆為苦，乘其夜歸，故撐拄所過野橋板，使之顛墜，李不為止。紹興庚辰下世，子孫益微，不能紹先志，學漸蓁蕪，師生掃軌，或拆其屋廬，或取共木石，或據其地為居舍，沉香亦遭竊貨。”家族子孫不肖，義莊、義學皆不能保其家族，為子孫所敗。張栻也針對類似的問題提出過自己的疑問：“昨寄所編《祭儀》及《呂氏鄉約》來，甚有益於風教。但鄉約細思之，若在鄉里，願入約者只得納之，難於揀擇。若不擇，而或有甚百度者，則有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難於持久。兼所謂罰者可行否？”鄉約雖然以鄉村為規範物件，然而基本也是從家族家規族約發展而來，然而這些制度雖然好，但是難以約束不良之人。

此時，宋儒提出了懲罰制度，《範氏復義宅記》指出範氏義莊發展到後來已經以懲罰的方式來規範不遵守規約之人：“義莊亦復整飭，剔蠧省費，又為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豫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而在宋代這些家訓家規之中雖然已經有了懲罰的意識和案例，但是實際上因為法律上還未解決家族家法族規的地位問題，故而很難有嚴厲的懲罰。所以這時候大多以訓誡為主，比如《家訓筆錄》雖然規定其制定的家規“為私門久遠之法”，然而“子孫所為不肖，敗壞家風，仰主家者，集諸位子弟堂前訓飭，俾其改過，甚者影堂前庭訓，再犯再庭訓。”

而最為嚴厲也不過是透過罰款的方式進行經濟上的處理，“諸位子弟不得於管田人處私取租課，如敢違者，重行戒約，及時私取錢物，於分給數內克除，外更令倍罰，謂如私取十貫，已克除十貫，更扣除十貫之類。”《司馬氏居家雜儀》則將違反家族規範的子孫逐出家門，比如“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前輩為姨，務相雍睦。其有鬥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透過杖責來懲處家族中的爭吵。

而對道德敗壞，爭權奪利，搬弄是非者則驅逐之：“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可見，宋代的家法族規還在形成之中，沒有十分嚴格的懲罰制度，其執行基本還是依靠高門大族的高度家族自覺。這也說明，家法族規在宋代還出於形成發展階段，有待於後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