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狼人殺”作為一款語言推理向遊戲，其中的話語表徵蘊含著豐富的隱喻。浙江傳媒學院戲劇影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省錢江學者楊向榮，浙江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賈夢圓在《傳媒觀察》2020年12期發文認為，“狼人殺”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充滿著權力和博弈的空間，它是語言邏輯的較量，更是話語智慧的鬥爭。話語形成權力，而權力又影響著話語的傳播。對“狼人殺”遊戲的話語表徵及其權力隱喻展開解讀，我們發現，玩家透過遊戲中的話語表徵和交換，進行邏輯判斷、身份建構和權力話語的爭奪。

在不同版本的“狼人殺”遊戲中，共同的特點都是狼人晚上出來殺人，白天則偽裝成好人，透過話語邏輯獲得好人們的認同。狼人穿梭在人與狼之間，體現人性與狼性的對峙，也可以說是“人狼變形”母題在遊戲中的體現。“狼人殺”作為一款語言推理向遊戲，其中的話語表徵蘊含著豐富的隱喻，對“狼人殺”遊戲的話語表徵及其權力隱喻展開解讀，我們發現，玩家透過遊戲中的話語表徵和交換，進行邏輯判斷、身份建構和權力話語的爭奪。

一、遊戲空間的話語傳播表徵

“狼人殺”中的話語呈現，不是簡單的文字符號表徵，也不完全是語言和陳述，而是基於語言和陳述的複雜意義集合體，它更接近於法國思想家福柯的“話語”範疇及其分析。在《詞與物》中，福柯將話語視為一個意義場域，認為話語能夠表達一個表象的全部內容，是因為“話語是由命名錶象物件的那些片語成的”。福柯在對話語能指和所指的闡釋中進一步指出，決定陳述意義的關鍵，是某個陳述與其他實際或可能的陳述關聯的差異性，而不是話語所蘊含的既解釋而又掩蓋自身的意圖。福柯發現，其他陳述或者與某個陳述是同時性的，或者線上性時間系列中是與它相對立的。這也正如索緒爾所指出的那樣，符號意義構建是緣於符號間的差異性。在對陳述的規定中，福柯進一步闡釋了話語的內涵和外延。“陳述不是一個結構，它是一種從屬於符號的功能，從而在它的基礎上，我們能夠透過分析或者直覺，決定陳述是否產生意義或不產生意義，它們根據什麼規律相互連續或者相互並列；它們是何物的符號？以及它們的表達（口頭的或者書寫的）實現的是什麼行為型別。”“我們可以稱話語為一組‘陳述’……話語是由數目有限的一組‘陳述’所組成。”也就是說，話語是一種陳述，它不是命題或句子，也不是語言行為，更不是直接呈現在感官面前的符號。

在日常生活中，個體往往會透過話語去謀求更多的認同，建構自我的空間，甚至影響自己的社會生存狀態。不同的交際情景或交流環境下，講述者的話語施事意圖、施事意圖的力度、真誠條件等，使得話語的涵義也有所差別。然而，遊戲中的話語卻是一個複雜意義的表徵，語言中的“語力”顯然影響著話語傳播的效果，也影響著遊戲的進度與勝負。遊戲場上好人陣營與狼人陣營的博弈，是一場話語的博弈，更是一場遊戲內的生死博弈。玩家會因為陳述不好而隨時面臨著淘汰出局的風險，這也讓玩家在話語的陳述與較量中更加審慎和嚴謹。在白天，好人陣營的立場是顯性的，而狼人陣營則必須隱藏自己的狼性思維，讓話語陳述有傾向性地迎合好人陣營。也就是說，好人們會試圖透過話語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進行身份建構，而狼人則更要透過合理陳述，使自己的立場和好人們處於同一層空間，進而獲得他者認同，而不會被遊戲中的臨時共同體所排斥和放逐出局。

二、話語傳播中的權力建構

“狼人殺”建立了一個平等的公共話語空間，一個理想的社會狀態，存在著公眾和公共輿論等話語情境。玩家平等地參與遊戲，個人的話語權得到切實的保障，透過話語的碰撞產生公共決策。公共領域中的話語交往是多元的意見交換和碰撞，進行平等的交流和理性的協商，但和諧的“社會”並不是永久的，狼人的屠殺打破了平靜，話語空間逐漸產生了對抗和博弈。在遊戲中，玩家透過話語邏輯博弈和獲得勝利。話語與權力緊密相聯，話語最終演變為“話語權”，成為權力建構的一部分。話語權的掌控者，可以建構有利於自我的話語體系和邏輯，把異己的話語建構為他者，並將其排斥和放逐。遊戲展示了競爭性場域中的話語傳播，以及衍生的權力和價值觀念。話語構成了一般的文化實踐基礎，話語散播權力，成為權力的隱喻。

權力話語是一種排他性的話語，透過對他者話語邏輯的否定來強化自我的邏輯，這與日常中人們透過話語進行意義爭奪，建構權力關係的現象十分類似。遊戲中類似主權者的身份，即是由其他成員根據競選發言判斷並投票產生的。就遊戲話語的公共性而言，有點類似於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但遊戲的“公共領域”並不是如哈貝馬斯所描繪的那樣，充滿著公共理性。在遊戲中，每個玩家都貌似在做公共話語的理性分析，為共同體的存亡立言，但事實上，詭辯、欺詐、誣陷、謊言、造謠中傷甚至訴諸情感或者乾脆就比嗓門大，各種奇葩式言說在權力的建構上都具有效力。可以說，遊戲要求玩家高超的話語藝術表達，需要玩家透過話語邏輯建構一個與日常生活不同的“異託邦”，進而彌補與超載日常生活事物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狼人殺”遊戲不僅是話語權力的傳播與建構，同時也凸顯其對多種思維方式的刺激以及日常生活的救贖意義。

三、話語權力建構的反思

“狼人殺”遊戲的博弈產生於話語層面，即用話語說服和影響更多的人形成合力（權力）。遊戲呈現了話語權力強大而又脆弱的雙重性：當你的話有人聽和相信，你便能說服人，就能擁有權力。當你的話語邏輯被大多數玩家認同，當你說服了絕大多數人，便可以引導大眾放逐狼人或好人。但當某個玩家的話語邏輯遭遇對抗，甚至被推翻的話，便會受到他們的攻擊，脆弱到自身性命堪虞。一旦遊戲中遇到邏輯性強、特別能說會道的狼人，一些不明真相的好人便會被帶偏，最終導致整個共同體的權力傾斜。

在“狼人殺”中，權力緣於話語，是一種相互間的關係，且作用於話語實踐之中，這也就決定了權力的施予方和受施方是自由的。玩家擁有選擇的權力，如在“警長”的競選中，它並非是一方施於另一方，或者上對下的單一方向的運動，而是存在選擇的互動性。“狼人殺”中的話語權力不同於強制性的暴力，權力的受施者不必要完全地服從對方。相反，權力擁有反抗的自由以及反抗的內在可能性。又由於這種內在反抗性的存在，權力又是脆弱的，權力關係始終處於變動或不穩定狀態。權力擁有的玩家始終面臨著與另一方陣營相抗衡的鬥爭，權力關係的不穩定性也迫使玩家們選擇不同的權力陣營中：是委曲求全地接受一方權力的壓制還是不惜代價地與其展開博弈和較量。權力優先於個體，它決定了個體的位置，以及個體對某個陣營或團隊的認同。玩家的站位（好人陣營或狼人陣營），也表徵玩家對於個體自我身份的確認，並在此身份認同的基礎上成為權力關係網路中的一個點，成為一個權力的施予者和受施者。遊戲中的權力關係是彼此交叉和關聯的，兩者的運動構成了一種雙向互動。處於權力關係中的雙方玩家有著選擇的自由，並具有選擇的主動性。正是在權力執行的過程中，玩家的自我認同身份得以構建。

如上所述，透過話語建構的權力中心並不是唯一的。那麼問題來了，什麼人更容易在遊戲中獲得權力呢？一方面是邏輯思維強、發言較好的玩家；另一方面是手握神牌、擁有更多資訊的玩家。然而，即便是神職玩家所擁有的話語權力中心也並不穩定。一方面，權力網路中的各種力量之間不斷在發生著反抗；另一方面，狼人也可以穿神職的衣服，騙取好人的信任，進而將真正的神職玩家放逐。上一輪，某個玩家可以是掌握遊戲局面的“神”，但下一輪，也許就被成為公投出局的“狼”。

在遊戲中，玩家會選擇一個符合自己價值判斷的權力中心，但隨著遊戲的進行，玩家們的身份逐漸明朗，權力中心便會產生轉向或位移。同時，由於玩家間邏輯推理和語言表達能力存在差異，遊戲場域中原本均等的話語權也會逐漸失衡。

“狼人殺”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充滿著權力流轉和博弈的空間，它是語言邏輯的較量，更是話語智慧的鬥爭。話語形成權力，而權力又影響著話語的傳播。在不斷變幻的權力關係之中，它展示出話語權力平衡的關鍵性，因為邪惡力量（狼人）的掌權也會使公共領域的正義或真理崩盤。因此，權力的運轉基於話語邏輯（一種“合理”的敘事）的支撐，而當敘事的基礎或邏輯被推翻，再強大的權力也瞬間崩塌。

（載《傳媒觀察》2020年12月號，有刪節）

編輯 | 楊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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