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從起家到佔據荊、益二州及至稱帝建立蜀漢政權，文，主要的依靠諸葛亮，武則依靠了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五員大將，也即是後來人們稱作的“五虎上將”。關羽為“蕩寇將軍”、“前將軍”；張飛為“徵虜將軍”、“右將軍”；趙雲為“牙門將軍”、“翊軍將軍”，並“掌內（宮內侍衛）事”，後主劉禪時，又為“徵南將軍”（後“遷（調任）鎮東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後遷為“驃騎將軍”）、“左將軍”；黃忠為“討虜將軍”（後遷“徵西將軍”）、“後將軍”。

《三國志·蜀書》將這五位將軍合傳為《關張馬黃趙傳》（第三十六卷），放在了《諸葛亮傳》（第三十五傳）之後，並將此二傳緊緊地放在了“先主”（劉備）、“後主”（劉禪）和二帝之妃子傳的後邊，其用心是很良苦的。它體現了作者陳壽認為在蜀漢中除了皇帝、后妃外，最重要的就是文臣諸葛亮和這五位武將了！

歷史上，關張趙馬黃這五位上將的共同地方，是他們都作戰勇猛、武藝超群，並且都為劉備、蜀漢立下過重大的戰功。當時人對他們的這些特點即有過很高的評價。周瑜對孫權說：“關羽、張飛熊虎之將”，程昱與郭嘉也都稱：“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對於趙雲，劉備稱讚他的武勇：“子龍一身是膽也”；蜀漢後期的大將姜維也說他對於蜀漢“勞績既著”“功效可書”。《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則讚頌為“趙雲強摯壯猛”。關於馬超，當時曹操就很畏懼他，說：“馬兒（馬超）不死，吾無葬地也”；諸葛亮則稱讚他：“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黃忠在“五虎將”中年紀最大（關羽稱他為“老兵”），但作戰時卻“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陳壽）；南宋名臣程公許也稱讚黃忠“智勇絕倫，足以當一面”。

但是也必須說，在“五虎將”中的關羽、張飛、馬超、黃忠都只是蜀漢所倚重的勇武上將、名將。他們都是靠著劉備、諸葛亮的安排、調遣，去攻打城池、衝鋒陷陣或者獨當一面。從史書記載中，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們從戰略的高度對劉備、諸葛亮提過任何軍事的或是政治的建議。關羽是“五虎將”之首，又獨鎮荊州，不能說劉備對他的能力、才華不予看重。但是，正是關羽在三國鼎立中“孫劉聯盟”對抗曹操這個根本性的“戰略”上不懂得或者至少不夠重視，最後引來了兩面作戰的被動局面，致使在關鍵時候丟掉荊州。

荊州的失守不僅引起劉備出兵攻打東吳，以致彝陵大敗，使蜀漢軍隊損失了八萬多人，而且從根本上使得諸葛亮在《隆中對》裡為劉備設計的戰略大計遭到了破壞。（《隆中對》為劉備的戰略設計是：“將軍若跨有荊（州）、益（州），……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後來，蜀軍單弱、又無荊州之地，諸葛亮只有從漢中一路出兵，以攻隴西，所謂“六出祁山”，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對此有很好的評論：“吳、蜀之好不終，關羽已死，荊州已失，曹操以（因此）乘二國之離”，遂使得“諸葛之志不宣”，“關羽安能逃其責哉！”

“五虎將”中也有既是勇猛的武將，但同時又很懂得戰略大計的人，他即是趙雲。《三國志·趙雲傳》記載他往往都是在涉及到蜀漢存亡的時刻，大膽地向劉備提出自己的主張。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劉備入川后與劉璋決裂，命令原與關羽一起鎮守荊州的諸葛亮、趙雲、張飛等率軍溯江而上，以為支援。諸葛亮等入川后一路上平定郡縣，後分兵兩路，趙雲率軍由外水深入，攻取江陽（今四川瀘州市江陽區）、犍（qián）為（今四川樂山市）等郡，第二年與劉備及諸葛亮軍在成都會合，攻下成都，從此佔據了原劉璋的益州。這時，劉備非常高興，封趙雲為翊軍將軍。《三國志·趙雲傳》裴松之注引《趙雲別傳》說：“益州既定，時（當時劉備手下人）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指曹操）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lí，憂患）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劉備）即從之。”

趙雲的這一番話和建議有兩層意思：一是說，現在才剛剛打下益州，真正的敵人曹操還在那裡虎視眈眈，遠未到軍勝國安，這時如果諸將即分土分田、各住豪宅，誰還會再專心地去打仗啊，這是很危險的；他引霍去病的話進一步說明只有完全消滅了國賊，才可以真正“求安”，“須天下都定”，大家才可以“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一是說，現在益州人民剛剛經過戰亂，已經殘破、苦難不堪，再奪去他們的田宅，他們便無法生活下去，必然對劉備怨恨，只有歸還他們的田宅，“令（其）安居復業”才能得到蜀民的歡心擁護，並可以正常的徵調賦役，以固國本。

幸虧趙雲和劉備手下人（包括諸將）不同，在勝利的面前站得高遠，又被劉備採納，才避免了劉備入蜀後可能釀成自己軍隊瓦解、又遭蜀人反對，在益州根本站不住腳的後果。

後人對趙雲此舉評價很高。元代郝經在《續後漢書》中說：“雲尤識慮經遠”，與諸猛將相比，“壯而不疏，每進忠益”。明代沈國元在《二十一史論贊》中也說：“趙雲辭田宅請滅魏，皆有古大臣識量，寧得僅以名將律之。”鍾惺在《史懷十七卷》中更是稱讚：“觀（趙）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認為趙雲不僅僅是一員猛將，而且是能夠識大局的治國重臣。”

另一件突出的事，是在公元221年，關羽失守荊州、被殺，此時劉備已經稱帝，建立蜀漢，“先主（劉備）念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劉備完全是一時的衝動，而置諸葛亮早先在隆中定下的“聯吳抗曹”戰略大局於不顧的魯莽行為。後來事實也證明了劉備的決定是錯誤的，彝陵一役損失八萬多人，自己也憂傷成疾病死於白帝城。就是在這極其關鍵的時刻，包括諸葛亮在內無人敢於對劉備加以勸說，而只有趙雲出來頂著其“盛怒”，大膽陳言。《三國志·蜀書·趙雲傳》裴松之注引《趙雲別傳》記載說：“孫權襲荊州，先主（劉備）大怒，欲討（孫）權。（趙）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曹）操身雖薨，子（曹）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先主不聽，遂東征。”趙雲這一諫言是在劉備“盛怒”時對劉備講的，它不僅反映了趙雲在蜀漢危亡關鍵時刻對大局、戰略的清醒認識，而且反映了他敢於不顧劉備“盛怒”，進諫忠言的忠誠和膽識。

後人對趙雲的這一舉動評價也是非常高的。宋代蕭常在《蕭氏續後漢書》中認為趙雲此一“舍吳而專事（治）魏”的謀略，“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朱黼（fǔ）在《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中，論到趙雲的此諫：“可謂深切著明，知天下大體矣。”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很惋惜劉備未能聽從趙雲的意見，說：“向令先主（劉備）……聽趙雲之言，輟（chuò，停止）東征之駕，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時，連吳好以問中原，力尚全，氣尚銳，雖漢運已衰，何至使英雄之血不灑於許、雒（洛），而徒流於猇亭（今湖北宜昌市下轄區，蜀吳彝陵之戰即發生於此）乎？”直到清代乾隆皇帝提起此事，還大加感嘆地說：“使如趙雲所言，居河、渭上流，以伐逆寇（曹操、曹丕），漢事未必無成！”

後世依據正史，說“（趙雲）光明洞達，可為濫賞之戒。觀（趙）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這應該是對歷史上趙雲的恰當而公允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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