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法國大革命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一個事件。正是因為法國大革命，統治法國數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歷史舞臺，隨後近代的法國曆史上，君主制與共和制輪流登場，知識分子登上政治舞臺，成立黨派，執掌政權。正是這種對自由的堅持與嚮往，讓19世紀末的法國成為了歐洲最平等的社會。

英國曆史學家喬納森·伊斯雷爾的《法國大革命思想史》，就對這一歷史進行了深刻的研究，並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各種思想與流派進行追根溯源，探討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思想及其根源。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一種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解釋在西方佔據了主導地位，即法國大革命的“修正主義”。該觀點認為，法國大革命的最初動力主要來自思想方面，而不在於社會經濟方面；它也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而是各種複雜社會矛盾匯合的總爆發，由財政危機觸發，後來走向無序；它的影響也主要在思想觀念和政治行為方面，對法國社會的改造並不大。

對此，喬納森·伊斯雷爾顯然有著不同的想法。在《法國大革命思想史》書中他是這麼說的：“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在羅伯斯庇爾奪權以前，律師對推動大革命中的民主程序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於秉持流行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修正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家來說，不能找到一個“主要原因”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喬納森·伊斯雷爾認為，“修正主義”在很多論點上非常缺乏說服力，甚至談不上合理。他認為，重新評估大革命的實際領導層，這看起來是一個建立在新興社會文化基礎上的解決方案，更是對社會史和思想史進行有效整合的途徑。

喬納森·伊斯雷爾非常詳盡地梳理了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歷史上各個流派的研究思想脈絡，大部分都是從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來出發，闡述法國大革命的發展歷程，但是卻並沒有注重人民對自由、平等的需求。

喬納森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場“思想革命”，為“事件革命”鋪平了道路。思想的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於在1789年4月的三級會議召開之前，思想革命已經開始有了星星之火，那就是吉倫特派。這個派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已經擁有了非常現代的政治綱領，也就是唯物主義、共和主義、平等自由等，他們可以說是法國大革命真正的領袖，尋求透過憲法和非暴力溝通來實現變革。不過歷史的程序在隨後發生了改變。

本書的副標題是“從人的權利到羅伯斯庇爾的革命觀念”，所代表的無疑是法國大革命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與人物。

其中，《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是1789年8月26日由國民議會頒佈的。這裡的人權，指的不僅僅是法國人的權利，自由、財產權、安全及反抗壓迫；公民平等、法治、良心和言論自由；國民主權及政府對公民負責：所有這些都是被宣示的人權，從其內含的意義上說，它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適用。

這一宣言，對美國的《權利法案》都直接產生了影響，在《戰爭與和平》中，皮埃爾·別祖霍夫高喊著：“大革命是在實踐偉大的事情！……極端行徑當然存在，但它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權，是擺脫偏見，是公民權。”由此可見，《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的重要性。

而皮埃爾口中所說的極端行徑，就不能不提到羅伯斯庇爾了。羅伯斯庇爾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人物，一般意義上來說，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的核心人物，是革命中最左翼的領導人之一。但是喬納森認為羅伯斯庇爾是保守分子而不是激進分子，他在大革命初期幾乎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在後期由於沒有什麼人支援，他透過恐怖手段來維持自己的權利。按照喬納森的看法，羅伯斯庇爾是不折不扣的“權威民粹主義者。”這也導致了羅伯斯庇爾悲慘的下場，他將一個個受害者送上不歸路，而最後自己也在囚車中步他們的後塵。有文字描寫說， “當囚車經過時，小紅帽們發出瘮人的歡呼聲”。在這裡的小紅帽指的是無套褲漢，這些人不穿貴族的齊膝短褲，且以紅色的自由帽來張揚其愛國主義。

恐怖主義給法國大革命留下了最持久的印象，以至於馬克吐溫在書中這樣寫道：“只要我們稍稍回憶和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法國事實上存在兩個“恐怖時代”。一個在感情衝動下進行屠殺，一個是冷漠地、蓄意地進行屠殺。一個只持續了數月，一個則持續了千年以上。一個使千餘人死亡，一個則使一億人喪生。”

法國大革命與1799年由拿破崙終結了，但是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政治理念與政治原則的衝突，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並且隨著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再度復甦。

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紀這第二個十年開始的階段，發生瞭如此多的事情，政治格局變化如此之快，閱讀喬納森·伊斯雷爾的《法國大革命思想史》，無疑會帶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這本厚達807頁的書籍，斷不是一時半會能消化完的，相信這本書會在我的床頭停留很長時間，一讀再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