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中國其他城市動輒兩三千年的歷史，天津中心城區出現很晚，其原因並非天津所在區域不具備古代城市出現的條件，更非人們印象中的首都因素——沒有北京成為首都，天津就不會出現——所謂天津是北京的門戶。

1薊州

在天津區域北部的燕山山脈山前地帶，從上古時期到今天，一直存在著人類聚落。天津新舊石器時代考古成果證明了這一點。夏商周時期，天津區域所屬的冀州是華夏民族發展融合的中心區域。西周時期，天津北部薊州山區和薊州寶坻的山前平原屬燕國範圍，薊州區張家園、圍場等遺址的燕文化遺存證明了“封召公於北燕”（《史記·燕世家》）。東周時期，“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唐·李泰《括地誌》），意思就是唐朝的“幽州漁陽縣”（治所在今薊州區城區）以前存在過一個“無終子國”，“北戎”，即北方的山戎，是中國春秋時期北方古代民族，是商周時古燕族土著的延續，《漢書·地理志》記載“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1。從此，薊州一直存續至今。薊州其實與邢臺、邯鄲、石家莊、保定、北京等城市出現理由大同小異，都是山口，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與華北平原交界一線出現的這一串古代城市，都位於中國地理第二級和第三級臺階的分界線附近，既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必然通道，也是中原農耕文明勢力範圍的北方所及。今薊州城區是天津區域內唯一一個持續存在三千年的城市聚落。

2平舒

除了薊州，天津區域內其他古代城市聚落則命運多舛。春秋時期“天津地區人類活動的範圍主要還是集中在今薊州區。而在戰國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研究表明，天津境內戰國時期遺址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夏、商、西周時期的總和，除中心城區外，戰國遺址在天津其他十個區均有分佈”2。天津地區在春秋戰國時期為濱海的邊遠地區，位於齊、燕、趙三國疆域變動的交錯地帶，戰國時期，天津仍在齊國和燕國的勢力範圍，基本上是北部燕國，南部齊國，齊燕勢力有消有漲。戰國初期的夭津南部平原上存在著一個著名的齊邑——徐州（遺址在靜海區西釣臺村）。《靜海縣誌》記載，“釣臺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廢，城址或隱或現宛然可尋……”，公元前481年“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左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355年，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史記·田完世家》），舒、徐相通3。1978年4月，天津市文物管理處對此進行了考古發掘，遺址東垣518米、南垣510米、西垣519米、北垣210米，城垣呈正方形，調查表明，古城址內以西漢文化遺存為主，但也包含少量的戰國遺物，天津市文物管理處的考古結論是，西釣臺村古城遺址延續時間很長，即為戰國的平舒和西漢的東平舒4，是天津平原地區有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證實的最早古代城市。

3泉州

秦漢時期，天津區域還出現了昌城縣（治所可能為今寶坻區八門城）5，泉州縣（治所遺址在今武清區城上村）、雍奴縣（治所遺址在今武清區大宮城村）6等古代城市。此外，天津區域內還出現了許多鄉邑級別的邑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古代城市出現的原因，既有縣治這樣區域行政和經濟中心的原因，也有漁業、鹽業、交通等因素。例如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天下設鹽官三十四處，長蘆鹽區有其四，居天下第二。四鹽官所轄，大體包括了以後長蘆鹽區的基本範圍，其一即在泉州7，“由此亦可窺得天津地區在當時的經濟地位。不過，真正使天津地區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根本原因，還在於運輸系統的不斷改善”8，曹操北征烏桓開鑿了數條運河，公元206年（東漢建安十一年）相繼修鑿了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這些運河周邊相繼出現了獨流等因為水運交通而出現的聚落。

4大海侵

徐州，或曰平舒、東平舒，以及昌城、泉州、雍奴等古代城市為什麼沒能存續下來呢？靜海區西釣臺村古城遺址考古發掘時發現了一層淤土，為黃褐土，厚一釐米，土內含極小的水螺殼，很少有陶片等文化遺物，是後期多次水淹形成的淤土。結合其他考古發現來看，這層淤土在天津區域內範圍極廣，北可至寧河縣北部，南可達河北省黃驊縣南部，西至寶抵、靜海縣。這是西漢後期的一次大海侵造成的。

戰國中晚期的燕國遺物遍佈全市（漢沽、塘沽除外），天津區域得到全面開發，但到東漢時期戛然而止。從文獻記載來看，東漢期間渤海西岸沿海地區行政建置上出現空白，東漢大海侵是天津區域內早期城市聚落湮滅的一個主要原因，“位於渤海西岸的濱海平原上，漢代海侵使濱海平原的近海地帶多被淹沒，略遠的地方也因水位升高而失去生產和生活條件，居民紛紛向附近高處轉移，相關縣治亦內遷甚至裁併”9。

5漂榆邑

導致天津區域內早期古代城市湮滅的另一個原因是交通條件的變化。天津地處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包圍中的華北平原，地勢平坦且低窪，河流眾多，加之處於季風帶，全年降水量集中在夏季，必然導致洪水頻繁，因此天津的地貌是溝汊縱橫，湖澱遍佈，河流合併改道在歷史的尺度上為常態。黃河曾三次在天津及附近入海，海河水系河道多變，加之從曹操北征烏桓開鑿運河開始直到京杭大運河修通，河道的變遷也是天津早期城市出現以及被廢棄的原因之一。因為河流入海口而誕生的城市，同樣因為河流入海口的變遷而慢慢被湮滅。漂榆邑即是其中代表。曹操修鑿泉州渠後，泉州渠與泒水匯合處興起了一座港口城市，史稱漂榆邑。《水經注·卷九》“（淇水）又東北過漂榆邑，入於海。清河又東徑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雲：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即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鹹煮海水，藉鹽為業。即此城也。清河（南運河）自是入於海”。漂榆邑故城所在位置的明確線索是淇水、清河入海口，東臨巨海，人民都以煮海為鹽為生。西漢末年大海侵後漂榆邑廢棄，因此北魏時酈道元寫《水經注》時有“漂榆邑故城”之說。東漢海侵之後，漂榆邑重獲生機，公元338年（東晉·鹹康四年），“季龍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江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晉書·石季龍載記上》），從天津區域出海作戰，這是史載第一次。漂榆邑據學者考證在今東麗區小東莊鄉務本二村西，這裡有一座西漢故城遺址，恰好位於今東麗區軍糧城隔海河至對岸津南區泥沽的貝殼堤一線，是戰國至宋代的海岸線遺蹟，是這一時期泒、沽等河流的入海地點10。有學者認為漂榆邑在現河北省滄州市黃驊縣11，但即便如此，只是現東麗區小東莊鄉務本二村西西漢故城遺址名字失傳，並不影響結論，這裡既有運河的河路交通，也有出海口的海運交通，還有鹽業作為支撐，但仍被歷史遺忘，其原因顯然是後來運河淤塞不通，河流入海口改變位置——改變之後的河流入海口離此不遠，今東麗區軍糧城一帶，在唐朝又興起了另一座古代港口城市三會海口。

上述古代城市的出現原因中，或多或少都有軍事因素，但絕不僅僅是軍事因素，天津區域內古代城市出現的原因，都有非軍事原因的交通、區域行政和經濟中心、自然資源等因素，即非單一因素。

6軍糧城

當然，軍事仍是天津區域內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隋唐時期，以唐太宗李世民三徵高麗為代表，河北、東北一帶戰事較多，幽燕成為軍事要地，駐有重兵。范陽節度使“理幽州，管兵九萬一千四百人，馬六千五百匹，衣賜八十萬匹段，軍糧五十萬石”（《舊唐書·地理志》），軍需所耗極大，大都需要從大運河和海路從江淮運來，漕運因此興盛。“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唐·杜甫《後出塞五首》），“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唐·杜甫《昔遊》），唐帝國的天津區域漕運盛景一覽無餘。泊船、裝卸、中轉和倉儲，三會海口發展成為河運海運均有的重要港口。“城”是唐朝軍隊的一級建置，“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新唐書·兵志》），“軍糧城”由此得名，後慢慢成為地名。1957年開始到1980年代，軍糧城附近陸續發掘出土漢朝建築遺址和晉朝青瓷等，更發現了唐朝墓葬，為軍糧城從漢朝到唐朝的發展歷史帶來明證。2021年4月開始，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對天津市東麗區軍糧城遺址開展考古發掘工作，發掘面積8000平方米，發現一處唐朝大型夯土臺基和唐朝製鹽作坊區，出土了一大批時代特徵明顯的唐朝器物標本。之前發現的周邊遺址都以本次考古發現的大型夯土臺基為中心，在其周圍分佈，共同構成天津此地區唐朝等級較高的大型聚落體系。軍糧城遺址所在區域是目前探討文獻記載的唐朝“三會海口”的最佳選項。尤為值得重視的是，2021年的考古發掘中，軍糧城遺址第三發掘區內集中發現了滷水井、灰坑、鹽灶、灘場、灰溝等遺蹟，應與取滷、制滷、煎滷和晾曬等製鹽工序直接有關，這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唐朝製鹽作坊區12。更為重要的是，這說明三會海口，也就是軍糧城，集河港海港為一身，納漕運鹽業於一城，交通、軍事、自然資源、貿易幾大天津城市發展要素在此第一次齊聚。軍糧城被廢棄當與唐朝安史之亂及五代時期戰亂頻仍、漕運廢棄以及黃河再次改道、海河入海口再次變化相關。

7軍寨

宋遼時期，天津區域分別被北宋和遼國統治，白溝河（下游即海河干流）為界河。為防遼兵南侵，北宋在界河南岸設立軍寨，在天津區域的有：泥沽寨、雙港寨、三女鎮寨、葦場港寨、小南河寨、百萬渦寨、沙渦寨、獨流寨和釣臺寨。這些軍寨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有的遺址尚存13。同時期類似的例子還有陳官屯、唐官屯等大量因屯田形成的人類聚落，留下了很多一直存續至今的村鎮地名。因此地為宋遼交界，在此期間軍事因素是天津區域內人類聚落出現的重要理由。這些軍寨和屯田村寨是先有軍寨還是先有村莊已經無考，但這些名字沿用至今的事實說明了在天津區域內，沒有海侵、河道相對穩定之後，人類聚落不僅可以出現，更可以持續發展，延綿不絕。

8寶坻

公元925年（五代·後唐·同光三年）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因蘆臺鹵地置鹽場，又舟行東去宋國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闊，置榷鹽院以貯其鹽……復開渠運漕鹽貨於瀛莫間”（清·雍正年間《欲輔通志·卷三十六》），即在蘆臺設鹽場，而設榷鹽院儲存的地點一般認為即為新倉。今寶坻區城區仍存遼代文物和遺蹟，有遼代大覺寺、廣濟寺以及寶坻地標建築金頂石幢等。公元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寶坻，本新倉鎮，大定十二年置，以香河縣近民附之。承安三年置盈州，為大興府支郡，以香河、武清隸焉。尋廢州”（《金史·志·卷五·地理上》），寶坻從鎮升格為縣，主因是鹽業。遼在寶坻設立了區域性的鹽業管理機構権鹽院，到金朝成為全國七大鹽司之一，公元1185年（金·大定二十五年）“是後惟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金史·志·卷三十·食貨四》）。新倉鎮出現在遼代，到金朝升格為寶坻縣。當時寶坻縣有 15000 戶，榷鹽收入約佔全國十分之一，是一個人口較多、經濟較為發達的縣14。寶坻城市出現的因素除了鹽業之外還有漕運，此時寶坻是遼東等地通往燕京的主要通道15。

北宋時期天津區域河海轉運所帶來的商業運輸職能也日益顯著。北宋時期海上貿易開始興起，“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宋史·卷一八六·食貨下》），證明自渤海經海口入界河當時已成為一條商路16。這個入海口，北岸即是軍糧城，南岸則是泥沽，“泥沽砦，東至魷臍港鋪十里，北至界梁河”（《武經總要》）。寶坻一直存續至今，為寶坻區首府所在地。

9靜海

“靖海，明昌四年以清州窩子口置”（《金史·志·卷六·地理中》），靖海縣設立最早在公元1108年（北宋·大觀二年），公元1193年（金·明昌四年）復立。與寶坻一樣，靖海縣的設定也與漕運及鹽業有關。當時河道漕運路線從御河向北，在清州與信安中間的靖海設縣當為必然。公元1201年（金·泰和元年），“清州北靖海縣（今靜海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 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採而織之”（《金史·志·卷三十·食貨四》），鹽業和織蓆的手工業在此發展。靖海一直存續至今，為靜海區首府所在地。

10黃河改道

遼金時期，發生了與天津城市發展關係極為密切的兩個重大事件。

一件大事是黃河兩次改道，公元1048 年（北宋·慶曆八年），黃河在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決口，河水北流，再次從天津區域入海。黃河這次改道使海河河口大體延伸到今大沽一帶，但對海河流域的河道結構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三岔河口附近的基本形式已經形成17。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北京大名府（非今北京，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縣東南部）留守杜充不敢與完顏宗望的金軍交鋒，下令開決黃河大堤阻擋金軍，黃河改道自泗水（今山東省泗水縣）入淮，非但沒有阻止金國東路軍，還致使當地百姓被淹死二十萬以上，因流離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數倍於此。北宋時最為富饒繁華的兩淮地區毀於一旦，近千萬人無家可歸，淪為難民。至此黃河離開了天津，黃河對天津成陸的貢獻告一段落。海河流域的樣貌基本形成，天津區域所在平原以及主要河流走向基本穩定下來，為天津城市發展創造了地理條件。

11北京建都

另一件大事是北京建都。公元1153年（南宋·紹興二十三年，金·天德五年、貞元元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從上京會寧府遷都燕京（今北京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這是北京建都的開始。

北京建都對天津城市出現與發展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北京的城市史非常悠久。從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滅商以後，“封召公於北燕”，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鄉發現了商周遺址，確定此處為西周初年燕國的都城，北京城市史由此開始。從春秋、戰國的燕國都，到遼之南京，北京的前身薊城或幽州城都是都城，但或是諸侯王國之都，或是分裂割據的小王朝臨時之都，或是遼國的陪都，都不是統一的中國王朝的首都。因此，都不能算作北京正式建都。但自金海陵王遷都燕京並改燕京為中都之後，金中都始成為統領中國半壁河山的金王朝的首都。這件事在北京城市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北京真正成為一國都城，正是從這時候開始的18。

天津並非單一因素髮展的古代城市，但北京建都對天津的發展至關重要。

防槓精備用

1、 劉幼錚。春秋戰國時期天津地區沿革考［J］。天津社會科學，1983，（第2期）。

2、逍遙義者。天津簡史：東周篇［OL］。知乎網，https：//zhuanlan。zhihu。com/p/364034724，2021-04-11。

3、劉幼錚。春秋戰國時期天津地區沿革考［J］。天津社會科學，1983，（第2期）。

4、華向榮，劉幼錚。靜海縣西釣臺古城址的調查與考證［J］。天津社會科學，1983，（第4期）。

5、韓嘉穀。天津古史尋繹［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08：80

6、侯福志。泉州與雍奴的變遷［N］。天津日報，2020年1月14日，（《天津日報。武清資訊》）。

7、孟慶斌。長蘆鹽業史述略［J］。河北學刊，1992，（第4期）。

8、羅澍偉。中國城市的歷史發展與天津在中國城市史上的地位［J］。天津社會科學，1989，（第6期）。

9、韓嘉穀。天津古史尋繹［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08：80-81

10、紀烈敏。天津軍糧城海口漢唐遺蹟調查［J］。考古，1993，（第2期）。

11、劉志強，張利民主編，常徵。漂榆並非天津古邑落：天津史研究論文選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09：438-440

12、單煒煒。軍糧城三會海口出土新證［N］。每日新報，2022年3月11日，（第7版）。

13、來新夏主編；郭鳳岐編著，天津的城市發展［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08：6-7

14、吉成名。論金代食鹽產地［J］。鹽業史研究，2008，（第3期）。

15、韓嘉穀著。天津古史尋繹［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08：232-233

16、程悅然。古代天津區域中心的形成與發展［D］，昆明：雲南大學，2016。

17、蔣超；水運在天津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作用［A］；2013年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學術年會暨中國大運河水利遺產保護與利用戰略論壇論文集［C］； 2013。

18、王毓藺，尹鈞科。北京建都發端：金海陵王遷都燕京［J］。城市問題，2008，（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