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沒無聞是什麼意思

引語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公元前385）是古希臘有強烈傾向性的喜劇詩人，是古希臘的極其尖銳、極富現實性的政治諷刺喜劇的創始人。因此，當他的前輩和同時代的喜劇家的作品甚至名字都已佚忘失散，湮沒無聞的時候，阿里斯托芬和他的喜劇獨赫然儲存在我們的古典文學寶庫中，繼續供給我們以藝術的享受。

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

關於阿里斯托芬的生平，材料不多。我們只知道他生在農村，少年時代生活在雅典附近農村裡，後來移居雅典。曾受過很好教育，對希臘文學藝術十分熟悉。他的少年時代正當民主極盛的伯裡克里斯執政時期，這就養成了詩人的民主思想。

後來他不滿雅典對盟邦的上邦政策，曾趁他的第二部喜劇《巴比倫人》上演時，針對當時雅典的權勢人物克勒翁等予以抨擊，因而被控告。但他並沒有被駭倒，反而對克勒翁攻擊愈來愈猛。詩人從事創作的時候正處於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代。

那時伯裡克理斯已死，民主制度開始衰微，政治上出現了地主所擁護的寡頭派和工商界富人所支援的急進民主派的矛盾，經濟上貧富的矛盾日益加深，在教育上和文壇上有新舊方向的矛盾，社會地位上出現了男權與女權之間的矛盾，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出現了農民和工商派執政者之間的矛盾。

特別是和與戰的問題引起了當時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劇烈的鬥爭。因戰禍而移居雅典的農民要求還鄉生產，反對和斯巴達打內戰，主和；而工商界則為了爭奪市場，擴張海上權威，主戰。這些矛盾都反映在詩人的喜劇裡。

借喜劇的諧謔，他尖銳地諷刺、批判了那些他所反對的制度和現象，特別是在政治方面。

有的評論家因為發現阿里斯托芬作品中對急進民主派的尖銳諷刺，反對某些制度（如陪審制度）的腐敗現象，在社會理想和教育文藝思想上都有些保守主義的傾向，就認為詩人是和貴族地主的寡頭派站在一起的，這是非常錯誤的看法。

只要我們全面地分析研究一下他現存的喜劇，我們無疑地會得到結論：詩人完全穩穩當當站在當時自由農民的立場上來寫作的。無論在政治立場方面，在社會理想方面，抑或在教育文化的意見方面，所代表的是阿提克農民的思想，而和地主貴族所擁護的寡頭派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詩人一共寫了44部喜劇；現存的有13種。這13種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來談：第一類是諷刺當時民主制度的腐化現象的。這一類包括《巴比倫人》、《騎士》、《大馬蜂》。第二類是有關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喜劇，包括《阿卡奈人》、《和平》、《呂西斯特拉忒》。第三類是討論文藝問題的，包括《地母節婦女》、《蛙》。第四類是諷刺詭辯派新教育的，包括《宴會者》和《雲》。第五類是探討社會生活理想的，包括《鳥》、《公民大會上的婦女》、《財神》。

從詩人的第一類政治諷刺喜劇裡，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他並不是象寡頭派那樣反對民主制度的本身，而乃是反對公元前431年以後雅典的民主制度的愈趨愈假。他是嫌民主太少，而不是嫌民主過多。

他在《巴比倫人》中所攻擊的物件是雅典對盟邦的上邦政策那種高壓手段，是那些雅典的權勢人物，特別是當時執政的克勒翁對盟邦使節的欺騙行為，這當然是批評雅典的大國主義，不夠民主的缺點了。

在《騎士》裡詩人的攻擊的物件還是克勒翁。他用帕佛拉工欺騙他主人德謨斯的題材來影射克勒翁欺騙人民。

詩人寫道：“你那裡想叫德謨斯統治阿耳卡狄亞，只不過想大抓一把，接受盟邦的賄賂；在戰爭和烏煙瘴氣之中，德謨斯看不清你的鬼把戲，窮困、急需和津貼使得他傻張著嘴望著你。”（《騎士》801-804行）

這也顯然是說雅典民主制度給克勒翁之流利用去騙人民，而人民自己卻沒有能夠很好地作主。這也是說民主太少而不是太多。在《馬蜂》裡我們能會更明顯地意識到，詩人的目的並不在於攻擊陪審制度本身，而主要是攻擊執政者利用陪審制度斂錢，而使陪審員們拿極少的津貼，枵腹從公。布得呂克勒翁（意即“克勒翁之敵”）提醒他父親，勸他別為了三個俄玻羅斯去參加陪審時說：“這些錢都跑到那些高喊“我不出賣動盪不安的雅典人，我將永遠奮不顧身地保衛他們＇的人們那裡去了。

你得承認，父親，你信讒言，自個兒把這些人們選來做統治大夥兒的老爺，而這時候他們卻正裝滿腰包，厚顏無恥地向別的城邦橫徵暴斂，敲詐勒索，同時還加威脅和恫嚇：“你們快給我貢賦，否則我就把你們的城邦，夷為平地。”“你的權力從黑海一直延伸到薩爾狄尼亞，所有的城邦都歸屬於你；

可是除了一點津貼費，他們什麼也不給你，而且津貼費也只是一滴一滴地，每次一丁點，象油一樣滴給你，讓你夠一天的吃喝。”

這裡仍然可以歸結到一個結論，就是，詩人仍然意在攻擊執政者的貪汙腐化，剝削人民，還是說明民主不夠，而不是太多。

可見詩人的政治立場和那些根本反對民主制度的貴族地主寡頭派完全不同了。特別是在詩人的其他喜劇中我們隨處都可找到他討厭貴族的情緒。如在《雲》中他對年輕懶散的貴族子弟表示非常憤慨。在《鳥》中，透過歐里庇得斯和戴勝的對話表示就是不要貴族專政，聽見貴族的名字就噁心。可見，詩人一直是站在自由農民的立場說話的。

在第二類有關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喜劇中，我們顯然看出詩人是堅決反對內戰，喜愛和平的。他反對克勒翁等急進民主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和城市工商業者站在一起，主張擴張海上霸權和斯巴達所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進行長期的戰爭，影響小農經濟的自由農民的生產和生活。

在戰爭期間，阿提克農民甚至不得不離鄉背井，移居到雅典城裡過他們極不習慣的城市生活。而且由於人口過多，弄得雅典瘟疫流行，人民生命損失奇重，因此詩人對這種戰爭冒險政策非常不滿。在《阿卡奈人》中他透過主人公狄開俄波利斯的口斥責政府的戰爭政策，說服阿卡奈的老戰士們別去打仗，因為戰爭的挑釁不應只由斯巴達人負責。

狄開俄波利斯特別斥責政府耗費大量金錢獻媚波斯外族，而對屬於希臘族的斯巴達人卻同室操戈。因此他決定單獨與墨伽拉講和。詩人特別描寫了主戰的軍官拉馬科斯打了敗仗時的狼狽不堪，和狄開俄波利斯因講了和後的舒適生活，作為一個鮮明的對比。

在《和平》中寫阿提克的老農民特律該俄斯用畜糞喂肥一支大蜣螂，騎著它飛上天去找人間所渴望已久的和平女神。他呼籲全希臘的人，特別是農民來幫著把和平女神從巖穴中救出來，

於是他們勝利了，和平又降臨大地。特律該俄斯歡呼道：“人民啊，聽吧！農民可以回到田園，把你們所有的農具都帶走，現在用不著標槍，用不著利劍與長矛！”

這篇劇是在公元前421年作的，那時主戰最力的克勒翁已戰死，有媾和的可能。所以詩人大聲疾呼，爭取和平。這裡我們完全證明了詩人是站在勞動的自由農民立場，為了能夠在和平環境中勞動生產而呼籲，他和地主貴族為了保衛剝削果實而反對戰爭（當然他們也反對戰爭）是大大不同的。但是和平的願望仍然沒有達到，因此在後期的《呂西斯特拉忒》中詩人才異想天開地用全希臘的婦女力量來制止戰爭了。

呂西斯特拉忒號召全希臘的婦女，包括斯巴達的婦女開會，用誓言互相約束，強迫她們的丈夫停戰，否則不和他們和好。

結底窮兵黷武的男人們讓步了，爭取得了和平。可見詩人如何想盡一切方法，為了自由農民的和平勞動生產而反對那種非正義的內戰，呼籲和平！

他這些反對擴張主義，反對戰爭冒險，反對不正義的戰爭，維護和平生產的思想，在今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挑釁的時候，

仍然是光芒四射，富有教育意義的。因此五四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號召紀念這位天才詩人的誕生兩千四百週年。

在前兩類喜劇中，詩人主要是表現的自由農民的進步思想，他們反對貪汙、腐化、壓迫、剝削，他們反對不正義的內戰，都是進步的，有利於促進社會向前的。但是自由農民思想也有它保守的一面。這種自由農民的保守思想也表現在詩人的喜劇裡。

如在第三類討論文藝問題的喜劇中，詩人對當時思想較新的悲劇詩人歐里庇得斯大肆攻擊，就是明顯的例子。

他在《地母節的婦女》一劇裡攻擊歐里庇得斯在悲劇中寫了婦女的惡德，因此使得男人都對婦女懷疑。他責備歐氏，說他教人民不信神，以致靠賣祭神節花冠生活的人無法生活。在《蛙》中他攻擊歐里庇得斯把普通日常語言用在詩裡，人物中容納貧窮的乞丐，有傷悲劇的尊嚴。這些責備是不夠公正的，但恰恰表現了農民的保守思想。

在第四類反對新教育的喜劇《雲》中，詩人把蘇格拉底完全描繪成一個怪誕的詭辯家是不夠恰當的。詩人對歪曲的邏輯的諷刺是對的，但對新的觀點的反對也表現了農民的保守性。

在第五類有關社會理想的喜劇中，《鳥》表現了農民厭倦城市生活的思想。《公民大會上的婦女》尖銳地批判了那些意味著消滅私有制，其中包括土地所有制，以及破壞獨立的農民經濟的平均主義和公有化的理想。

《財神》中肯定了儲存私有制的理想，主張重新分配財產，使誠實和貧苦的人豐衣足食，但這裡絲毫未觸及小農經濟的私有制和奴隸制度。從阿里斯托芬整個現存的各類主題的喜劇中，我們發現詩人一貫是反映雅典平民中的農民階層的利益的，他在政治上反侵略戰爭，反上邦政策，反貪汙腐化的假民主，反貧富不均，反貴族懶惰享樂的生活，愛勞動，想使誠實貧苦的農民富裕起來，都是自由農民思想的進步的一面；但同時他也反映了對舊道德觀、舊文藝觀、私有觀念、家庭觀念的保守的一面。

至於他把理想寄託在馬拉松時代的風尚和習俗，幻想再現小私有者的平等團結一致的初期奴隸主民主制的城邦生活，這種完全不實際的空想，也是從自由農民保守思想的一面所產生出來的。

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取材自由。他的題材大都取自當時當地的生活，用神話的時候很少。他的喜劇情節結構也是比較自由的，除了合唱和對話之外，詩人在中間往往以作者的身分登場說教。通常從“開場”開始，展開情節，也可包括諧謔說白。“進場”是歌隊的直接參加，情節進一步發展。然後進入喜劇中最嚴肅的部份，就是“對駁”，表現矛盾的高潮。然後是“插曲”，

由歌隊代表詩人自己向觀眾抒發意見，是一種獨創一格的抒情和政論的穿插，內容可以與本劇完全無關

。

之後，還可以有一些不推動情節發展的“場”，只是一些雜要嘲笑。最後是大團圓一－歌隊最後一次歌舞，作為“退場”。

阿里斯托芬的喜劇詞句語言是非常精煉的，充滿著哲理的意味。由於要影射時事，詩人常常在一個詞句中包含很多方面的象徵意義，特別是詩人把抽象的東西具體化以便表演出來更形象。如他在《阿卡奈人》中用酒袋來表現和約。這樣，用語常常就須要雙關。

阿里斯托芬在處理這些問題上都非常巧妙，活潑，表現了豐富的想象和生動鮮明的形象。如《騎士》中詩人用德謨斯來代表人民，用皮匠帕佛拉工來影射克勒翁等，都有他深刻的含義。這些語言形象的巧妙選擇，都很好地服務於他的政治諷刺，因此詩人的喜劇具有豐富的美學意義和教育意義。特別是他的喜劇的政治諷刺是他的古喜劇的突出特點。以後梅蘭德（公元前4世紀公元前3世紀）的新喜劇，把諷刺的矛頭轉向風俗習慣，批判性就大大減弱了。

亞里士多德的戲劇理論

由於希臘戲劇在公元前五世紀有了很輝煌的成就，很豐富的產品，又由於當時的哲學的發達，這就具備了有利條件使人們可能運用哲學的邏輯方法，將文學藝術的規律總結出來。

在公元前五世紀，柏拉圖（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即在他的《理想國》第十卷裡作過關於“詩”的理論性的探討，但那完全是唯心的。

他說現實是理念的影子，藝術是影子的影子，他並批評荷馬不敬神，因為他描寫神會偷盜。到了公元前四世紀，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更有了一套與他老師相反的系統的理論，是初期樸素唯物主義美學的臨摹論的發展。他關於史詩、悲劇、喜劇都加了解說和闡述，關於悲劇談得特別多，都是透過以前各家的作品歸納出來的。關於悲劇，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是某種嚴肅、完整、而具有一定度量的行動的模仿－所用的語言應該是在不同的階段用不同的方式來加工修飾過的；表現的形式是用動作而不是用敘述；透過憐憫和恐懼使這類感情得到淨化。”

這裡所謂模仿即是反映的意思，憐憫是同情劇中人的不幸，恐懼是恐怕自己遭到同樣的不幸，在同情和恐懼中受到了教育，弄清楚了問題，因此這類感情得到了淨化。可見亞里士多德是主張文學有宣傳教育的作用的。

其次，亞里士多德說悲劇中必須包含六個部分，就是：故事結構；人物性格；語言詞藻；思想感情；道具配景；音樂歌唱。六者中間，亞里士多德認為故事結構最為緊要，結構應該是複雜的而不是簡單的。他盛稱索福克勒斯的《奧狄普斯王》一劇的結構，稱它為悲劇的楷模。其次是人物性格，悲劇人物必須基本上是好人。否則不成其為悲劇。第三，思想感情應該表示道德上的傾向，教人什麼是好的，應選擇的，這一點可與上述亞氏主張文學應起教育作用相映證。第四，語言必須修飾得好。第五，音樂是美化語言的，故是必需的。第六，道具配景可以加深印象。

關於悲劇的完整性，他說：要有開端、中間、結尾。要有能容許命運的轉變那樣一個長度。至於命運轉變，應該從好到壞；就是說，悲劇應該有悲慘的結局。

這是西歐最早的關於悲劇理論。在悲劇起源時，悲劇一詞是指羊歌，並無悲慘結局之意。到了亞里士多德，他根據希臘悲劇的實際情況才歸納出這個原則。每一種理論和原則都是離不開時間地點的條件的。

亞氏對喜劇，談得最少，他說喜劇“是一種關於壞人物的模仿；壞，不是說任何種的兇惡，只不過是說那種可笑的罷了。”又說：“喜劇的目的，在於將我們所看見的人表現得更壞些，悲劇則更好些。”這些就是亞氏的最主要的論點。

可見希臘時代已有了文藝批評，而這些理論給歐洲文藝批評定了基礎。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這種理論曾經風行一時。透過以上的概述，我們可以看出希臘文學雖然產生在歐洲社會最古的階段，然而卻是非常豐富多彩的。

神話、史詩、抒情詩、悲劇、喜劇甚至文藝批評都已有了相當的成就，為歐洲文學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礎，供給了世界文學以取之不盡的財富，給世界文學寶庫創造了極其豐富的遺產。古希臘文學的主要特色是它的豐富的人民性、民主性和它的現實主義精神。首先它是和它所由產生的社會的人民的生活密切結合的。

神話和史詩是前階級的氏族社會人民自己的口頭集體創作，表現了最大的全民性和多樣性。悲劇與喜劇都產生於階級形成以後的奴隸制國家。

但由於當時的民主制度，人民能發揮自由思想，因此在早期的悲劇中表現了巨大的公民性與愛國主義精神。後期的奴隸主民主制衰微時期的悲劇與喜劇也表現批判現實的民主性的精神。希臘文學中由於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華的豐富，因此在各個時代都能不同程度地給予愛好民主的人民以美感享受和教育鼓舞。

結語

今天是我們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時代，無產階級批判地繼承接受遺產的方針是發掘各個時代各個民族遺產寶藏的最正確的方針，因此古希臘的文學也就是我們批判繼承的最優美的物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