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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國、王富春、杜林淵:陝北橫山新發現党項族《故野利氏夫人墓誌銘》考釋 | 202005-32(總第1301期)

簡介夫人即野利氏之長女也,以夫人純敏異時,特妻扵定難軍節度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使史大夫、上柱國拓拔氏良眷也

幽壤怎麼合成

本文原刊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2期

感謝高建國老師賜稿!

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內容提要:橫山縣新發現《故野利氏夫人墓誌銘》是一方珍貴的党項族女性墓誌。志文反映野利氏部族自唐代中期內遷綏、銀等州,歷200餘年至宋初,仍在今橫山黨岔附近聚居生存。野利夫人丈夫拓跋某,官職為定難軍節度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表明他與夏州李氏存在血緣關係;但他仍然保留了拓跋姓氏,七子字輩與五代以來歷任定難軍節度使並不一致,顯示他應是李氏疏族。結合陝北已出土党項族墓誌可知,野利氏與拓跋氏、破醜氏等党項豪族存在密切婚姻關係,可印證党項族內盛行姑表婚文化。此外,志文撰文者與名相王旦的關係、志文的書寫體例與野利夫人去世原因,也應予以關注。總之,新發現《故野利氏夫人墓誌銘》為研究党項族在陝北的歷史活動又提供了一方重要墓誌史料。

關鍵詞:橫山,党項,野利氏、王旦

高建國、王富春、杜林淵:陝北橫山新發現党項族《故野利氏夫人墓誌銘》考釋 | 202005-32(總第1301期)

作者簡介

高建國,男,1985年生,陝西府谷人,法學博士,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員。2014年7月畢業於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同年進入延安大學歷史系任教。

2006年,橫山縣修路時在黨岔鎮泗源溝村神樹樑意外掘得宋代墓誌石一方,志石先為當地農民收藏,現存橫山區文管辦。志石高77。5釐米,寬73。5釐米,厚12釐米,無蓋。志文豎行楷書,字型不甚規整,共28行,滿格34字,全文806字,右側首題《故野利氏夫人墓誌銘並序》。野利氏,“蓋羌族之號也”,又作“野力、拽利、迤邐、易裡、昌裡、夜利、葉勒”等名,在漢文和西夏文史料中均有發現。

[1]

西夏開國皇帝元昊第五位皇后即為野利氏,野利仁榮、野利旺榮兄弟皆為元昊股肱之臣。目前,還未發現完整的野利氏家族成員墓誌。

[2]

志文所載野利氏夫人生平資訊甚少,但涉及野利氏、拓跋氏、破醜氏均為党項著名宗姓,與黨項族在陝北地區的活動關係密切,故對志文作一考述。

一 墓誌錄文

為論述方便,先將志文移錄如下:

故野利氏夫人墓誌銘並序 營田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王旦撰/

夫人賢匹可以理肅扵六姻,而德妻可以夑和扵九族。始迄禮範、今古揆尋、貞恭奉/上、葉□訓下、調親賢德者,即故野利氏夫人也。

夫人容止雅澹,儀趣敦貞,鹹議淑麗,皆播/馨香。父高退不仕,德稱郡城,茷節超俗;孤松秀志,細柳風姿。乃幼自曾,四方仰吹扵俊彥;/及孫仍子,五郡鹹□扵嘉睃。一門所慶,合族貞純。

夫人即野利氏之長女也,以夫人純敏/異時,特妻扵定難軍節度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使史大夫、上柱國拓拔氏良眷也。公高弼合座,偉冾軍/州,賞畏俱行,剛柔並立,器能留用而用,彰矚未刑而刑,喦松迥標,秘鶚遐舉,拔智刁/扵群雄之上,張心鏡扵眾望之中,實可裨郡府之嘉樣,寔可伉儷之綢美也。/奚期不華,早備禮終。

夫人露瑪瑙英春融雪彩,淑德鹹備扵雍容,韶姿俱盡扵婉娧。尹/文顯貴,馬後可並扵奇禎;敏俊稱賢,謝女寔連扵解對。以門襲表瑞,族繼傳芳,雖處□寧,/措然不侈,從德儉約,莫洎折人。爾□方臻多祐,忽染瘟瘥;仙萼易凋,苑鳳暫止,以大宋太平/興國己卯年仲冬月十有九日,終扵蕙室。

夫人春秋七十八,男七人,長曰寶璘,受節度押/衙兼防河使;次曰寶琪,充右都押衙兼衙內都知兵馬使、三族蕃落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雲羽尉;次寶瓊,防禦押衙、充防河使,皆天鎔雅器,神建英能,鈞索聰榮,/合宗繼秀,情由廓落,悃意廉清,賤玉帛而貴詩章,輸忠信而弼/洪心,愛即親奉上,孰可比乎!次寶銀、次寶瑭、次寶瓓、次寶璉,雖退匪仕,惣甚孝/貞。女三人,長妻破醜鬽羅,充本族指揮使;次娉破醜方受,次適野利乞已,皆仙花/擢秀,娥魂騰光,雅標淑氏之詩,□得夫人之道;鹹諧伉儷,述契良姻,昭/顯賢和,彰明令訓焉!

嗣子寶琪等居喪之合禮,得孝子之道哉。以大/宋太平興國庚辰季春月十有八日,葬扵神樹泉大塋,禮也。嗚呼/哀哉!玄帳幽壤,千古為依倚之宮;碧桂參天,遐志英妹之壠。旦謬/叨□,顧念造次,稟□依魂非夢,鳳之粗述,英人之止,謹為銘曰;

女眾流輝,娥華耀豔;稟氣孤芳,鬢光物鑑。合淑威規,/孰匪健羨;顯婦道才,播德猷媛。享祐方隆,膏肓熒焉;/倏超逝渡,遄然若電。嗚呼!玉碎寒溪,金沉麗浦。/魂肅肅兮返蓬岫,靈悠悠兮歸湘楚。塋園杳杳兮設白書,/佳城鬱郁兮鎮先所。存親呼兮良時愛,奄千古兮祠餚脯。

二 銀州野利氏與黨項族內遷

志主野利氏夫人以宋太宗太平興國己卯(979)年冬月十九日“終扵蕙室”,春秋七十八歲,故其生年應在唐末天覆二年(902)。野利氏夫人一生,正處在唐末五代、以及入宋前二十年,去世後葬於神樹泉大塋,即今神樹樑。神樹樑西幾百米即為古銀州城遺址,再次映證其為唐宋銀州治所,也表明這一地區自唐代以來即是內遷野利氏、拓跋氏等族聚居地。

[3]

党項族是羌人的一支,原居於青海東南部、四川西北部一帶。自唐代以來,因吐蕃王朝的強大和外擴,党項族經兩次內遷,最終散居於黃土高原腹地,即今陝甘高原一帶。党項人內遷之前,以宗姓為部落散居於“東至松州,西接葉護”的山谷間,其中的八大姓即“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最為知名,而尤以拓跋氏“最為強族”。

[4]

《新五代史》將八大姓記為五大姓,“細封氏、費聽氏、折氏氏、野利氏,拓跋氏為最強”。

[5]

有學者認為新、舊《唐書》之“野辭氏”即為後世之野利氏。

[6]

党項野利氏隨眾內遷的大致路線為初徙慶州(今甘肅慶陽),再遷銀州。

[7]

唐朝在慶州懷安界寄治的芳池州都督府和宜定州都督府轄下,有“野利氏種落”和“野利州”。

[8]

慶州党項後形成“野利氏族五”,與吐蕃等族聯合擾邊“凡十年”。可見此時野利氏族雖有所發展,但仍需藉助吐蕃勢力。金石資料表明,慶州野利氏族還藉助了藩鎮勢力向上攀升。據甘肅慶陽發現的《野利延玉碑》載,唐德宗貞元元年(785)以來,野利胡阿、野利延玉父子即在慶州活動,野利胡阿時任慶州轄下羈縻州靜州防河大使,至五代天成元年(926),野利延玉已官至靜難軍節度使幕府下的都押衙,充慶州路都指揮使。

[9]

野利氏族在慶州發展時,党項各部一度還曾形成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窣等”。

[10]

六府部黨項居地不詳,但所列的六族有三族為野利氏,可見野利氏已發展成為党項族內一支勢力可觀的宗族。

唐朝安史之亂後不久,就發生了僕固懷恩之亂,名將郭子儀“以党項、吐谷渾部落散處鹽、慶等州,其地與吐蕃濱近,易相協中”為由,於永泰元年(765)提議唐朝“徙靜邊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党項於銀州之北、夏州之東”,這次是由唐朝主動將党項各部再次內遷至無定河邊。

[11]

又《太白陰經》載:“魯麗塞下置六胡州、党項十四州,拓跋、舍利、僕固、野利、桑乾、節子等部落牧其原野”。

[12]

魯麗塞屬夏州轄下,表明在銀夏之間確實有野利氏部族定居。野利氏夫人生活的年代據前次遷徙近200年,但其墓誌出土地正位於唐銀州城附近,說明此時銀州一帶仍有野利氏部族活動,其地望符合史籍“銀州之北、夏州之東”的記載。

遲至晚唐以來,党項部已經形成幾支以地域認同為基礎的強大部落,如平夏部與南山部。“從銀、夏洎青、白兩池,地惟砂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

[13]

平夏部的核心是拓跋氏,南山部的核心即為野利氏,而其遷至鄜延以北的時間,應在郭子儀提議的永泰元年(765)後,“於是破醜、野利、把利三部及思樂州刺史拓跋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部落、芳池州野利部並徙綏、延州。”

[14]

至此後,以綏州為核心,夏州之東、延州之北直至銀州以北的廣闊區域內,就成為野利氏等党項部族的定居區域。

野利氏夫人墓誌石立石時間是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此時距野利氏等党項族遷居銀州之北、夏州之東已經二百餘年。無定河畔宜農宜牧,党項族自內遷以來,人口繁衍,部族興盛。史稱元和十五年(821),因“部落繁富,時遠近商賈,齎繒貨入貿羊馬”,唐朝特命太子中允李寮為宣撫党項使,可見党項族在陝北安居興盛之情。

[15]

史載,兩宋之際、世居青澗城的蘇尾九族巡檢李顯忠,曾祖母姓野氏,應是野利氏的簡化。

[16]

三 拓跋某與定難軍節度使李氏之關係

野利氏為党項大姓,但志文所載野利氏夫人家世並不顯赫,其“父高退不仕”,但卻在當地甚有名氣,“德稱郡城,茷節超俗;孤松秀志,細柳風姿。乃幼自曾,四方仰吹扵俊彥;及孫仍子,五郡鹹□扵嘉睃。一門所慶,合族貞純。”志文這一段溢美之詞,當因野利氏與拓跋氏二者結成婚姻關係有關。

據志文,野利氏夫人的丈夫為名為拓跋某。

[17]

拓跋氏為党項豪族,自党項內遷之前已為八大姓氏之一,且最為強盛。党項族內附和內遷,也以拓跋氏為主體,如唐貞觀時期先後歸附的拓跋赤辭、拓跋吳伽,高宗儀鳳年間(676—679)內附的拓跋立伽等人。

[18]

無論傳世文獻亦或出土材料的記載,拓跋氏出現頻率最高。党項人內遷後,逐漸形成了以夏州、綏州、銀州、宥州等地為核心的平夏部,其核心宗姓即為拓跋氏。另外,拓跋氏姓還被作為党項大姓收入唐人林寶纂修的《元和姓纂》。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在唐中和二年(882)取得定難軍節度使的名號,其子孫世襲為節度使,把控了夏、綏、銀、宥四州州政大權,甚至一段時期內其勢力滲入了鄜坊丹延四州。因此,拓跋氏子孫多獲得了定難軍轄下的幕職官。

志文謂野利氏之夫拓跋某官職為“定難軍節度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拓跋某的官職包括了節度使幕職官與中原王朝授予的檢校官、勳官等名號,如“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即是中原王朝授予的勳官,此為虛銜。拓跋某擔任的真實職務是節度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唐朝藩鎮節度使幕職官由高到低依次為都指揮使,都押衙、押衙,都知兵馬使、兵馬使,都教練使、教練使,都虞候、虞候,將頭、隊頭等。

[19]

其中,押衙是僅次於都指揮使、都押衙之後的軍職,通常由節度使子侄或異姓心腹之人擔任,“內而都虞候、都孔目、都知兵馬使等重職,知客、作坊、財富、倉儲親要職任,皆以押衙兼充”。

[20]

目前所見定難軍節度使屬下,充當過節度押衙的人員,屬於節度使子侄的有李光琇、李光義、李光璘等人,屬於異姓的有楊從溥、劉宗周、劉彥、牛渥、鄭繼隆、張某某等人。

[21]

以類而言,節度使子侄多以節度押衙充重要軍職如指揮使、都軍使等,而異姓者多以節度押衙充文職如孔目官、知進奏、書狀官等。因此,拓跋某既與定難軍節度使姓氏相同,又以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等軍職,表明其與定難軍節度使之間有著一定血緣關係。

五代至宋初,曾任定難軍節度使者分別為拓跋思諫(985—908)、李彝昌(908—909)、李仁福(909—933)、李彝超(933—935)、李彝殷(935—967)、李光睿(967—978)。拓跋某到底與哪位節度使血緣關係較近呢?其實,定難軍節度使自拓跋思恭獲任節度使時被唐朝賜姓為李,此後其子孫均以李為姓。

[22]

本志文撰寫時已至北宋開國近二十年後,志主丈夫依然以拓跋氏為姓,似乎說明他雖與定難軍節度使有著一定血緣關係,但這種關係已經較為疏遠。正因為這種較為疏遠的關係,才使他既擁有了只有同姓才能擁有的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的軍職,但也並非節度使屬下最要緊的都指揮使、都押衙等最重要軍職。此外,拓跋某既為銀州都知兵馬使,其先祖似應與銀州刺史有關,當再考。

此外,透過拓跋某與野利氏夫人所生七男的字輩與官職的考察,也可說明其與五代時期定難軍節度使的血緣關係並非是親近。其七男分別是長子寶璘、次子寶琪、三子寶瓊、四子寶銀、五子寶瑭、六子寶瓓和七子寶璉。依名而言,拓跋某七子取漢名,以“寶”字排行,這與五代以來的歷任定難軍節度使字輩並不一致。自908年以來至太平興國五年(980),定難軍節度使的字輩分別是“仁”“彝”“光”(由“克”字改)“繼”。再者,其三子官職,也僅為“節度押衙兼防河使”“充右都押衙兼衙內都知兵馬使、三族蕃落使”“防禦押衙、充防河使”,應是據其父與定難軍節度使的血緣關係繼承而得。

此外,還需關注的是拓跋某的兼職為“三族蕃落使、防河使”。蕃落使也是節度使屬官職名,三族為哪三族?史無明載,依志文所記野利氏的婚姻關係而言,拓跋氏、野利氏與破醜氏正好三族,或者即指此三族。至於所謂的“防河使”,究竟是三族近處的無定河,還是較遠的黃河,史無明載,不得而知。推測可能與拓跋守寂叔父拓跋興宗以“朔方郡節度副使”兼任的“防河使”有關。

四 野利氏與破醜氏之婚姻關係

党項風俗同姓不婚,故不同宗姓部落間保持著密切而頻繁的婚姻關係。志文載,野利氏先嫁拓跋氏,生三女,長女妻破醜鬽羅、次女娉破醜方受,三女適野利乞已——這應是党項族盛行的姑表婚。下面就破醜氏和党項人的姑表婚作一考察。

破醜氏是党項族早期有名的宗姓之一,早在唐初即有記載。“其雪山党項,姓破醜氏,居雪山之下。貞觀初,亦常朝貢。”

[23]

但隨著吐蕃王朝的強盛,党項諸族成為其臣屬物件,“又有雪山党項,姓破醜氏,居於雪山之下,及白狗、舂桑、白蘭等諸羌,自龍朔以後,併為吐蕃所破而臣屬焉。”

[24]

史籍表明,破醜氏也有東遷跡象,先至河西地區,稱為“河西党項破醜氏”。

[25]

至唐永泰元年(765),郭子儀奏準唐朝遷徙慶、鹽等州党項時,破醜氏已經內遷至慶州一帶,“先是,慶州有破醜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

[26]

當年,唐朝就在原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基礎上,設宜、芳等十五羈縻州安置。這裡的永定部落,從榆陽區出土的《故永定破醜夫人墓誌文》文中可知,永定部落即破醜氏族。

[27]

破醜氏內遷至陝北後,逐步聚居在銀州一帶。野利氏長女嫁破醜鬽羅,為“本族指揮使”(該職名一般授予党項部落首領),可見銀州當地應有一定數量的破醜部族定居。而就在野利氏夫人下葬幾年後,夏州李氏出身、世居銀州李繼遷舉旗抗宋,與他共同行動的人員有“繼衝、破醜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

[28]

李繼衝為繼遷之弟,張浦是其親信謀士,與李繼遷共同起事的異姓大酋首先是破醜重遇貴,可見銀州當地的破醜部族力量不容小覷。實際上,北宋仁宗朝以來,定居在銀州的破醜氏實力一直不減,以至於種世衡經營青澗城時,“賂蕃部破醜以達野利兄弟”。

[29]

由此可知破醜氏在党項諸蕃部中的地位與勢力是比較高大的。

破醜氏的強大,既源於其內遷前已經自成部落,也應與其內遷後和平夏部大首領拓跋氏(李氏)家族密切的婚姻關係有關。考察榆林市目前出土的党項族碑刻可知,李仁福祖父李重建娶妻破醜氏,李仁福兩位孫子李光睿、李光琇均娶妻破醜氏。

[30]

又,李仁福兄弟輩的李仁寶亦娶妻破醜氏。即夏州李氏五代人中有三代與破醜氏保持著婚姻往來。本志文顯示,職任定難軍節度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的拓跋某,也與破醜氏存在密切婚姻關係,其長女已嫁其宗族首領破醜鬽羅,次女雖然未嫁,已娉破醜方受。破醜氏與夏州李氏家族這種密切的婚姻關係,既有助於破醜氏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的提升,也有助於極大地加強夏州李氏家族的豪酋地位。這也應該是幾年後李繼遷抗宋時,破醜氏首先參與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項族盛行姑表婚,但出土墓誌與傳世文獻記載稍有差異。“史書記載西夏的姑表婚是單向的,如開國皇帝李元昊娶舅女衛慕氏為妻,第二代皇帝諒祚娶舅女沒藏氏為妻,第三代皇帝秉常娶舅女梁氏為妻。拓跋家族墓誌所記的姑舅婚則是雙向的,李彝謹的岳母為拓跋氏,顯然是舅舅的兒子娶姑姑女兒為妻”。

[31]

杜建錄先生所論確實,榆林市出土的党項族墓誌都存在這種雙向的姑表婚。如本志文所記,拓跋某娶妻野利氏,又將三女回嫁“野利乞已”。靖邊出土的《大宋攝夏州觀察支使何公墓誌銘》記,其母為“東平郡叱呂氏”,何公本人又“婚東平郡叱呂氏”。

[32]

麟府望族折氏也是党項族,它也存在姑表婚現象。如府州知州折繼閔娶妻慕容氏,其長女、三女又嫁慕容令問、慕容令儀。

[33]

以上例舉表明,党項族內不僅盛行姑表婚,而且存在雙向性。至於夏州李氏,其五代人中有三代與破醜氏有婚姻關係,但均為隔代婚姻,似乎說明夏州李氏雖也奉行姑表婚,但似乎更為講究。

餘 論

陝北地區是歷史上党項族內遷後的主要聚居地。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來,僅榆林市就先後發現近30方党項族墓誌,為党項族歷史文化和宋史、西夏史研究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資料。其中,屬於女性且為党項族的墓誌數量極少,僅有李仁寶妻破醜氏、李彝謹妻里氏。《故野利氏夫人墓誌銘》的出土,為這個型別再增加一方。因此,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言。此外,志文本身仍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首先,志文不著書丹人資訊,僅題撰者為“營田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王旦”。宋朝有名臣王旦(957—1017),字子明,大名莘縣(今山東)人,是真宗朝有名的宰相。大名王氏因王旦之父王祜手植三槐於庭,亦稱“三槐王氏”;又因家族持久綿延、名人輩出,有“本朝第一故家”之稱。

[34]

有學者認為,志文的撰寫者即為名相王旦。

1994年,榆林靖邊縣出土一方後晉天福八年(943)立石的《何德璘墓誌銘》,其撰文者為“表弟橫銀州營田判官將仕試秘書省校書郎王卿”。

[35]

王卿的官銜,與本志文所記“營田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基本一致;考慮到志主丈夫拓跋某曾任銀州都知兵馬使,則為其撰文的王旦也應在銀州為官,其完整官職應為“銀州營田判官”。至於“將仕郎”則為王旦文散官名,“試秘書省校書郎”,唐製為正九品上,為其試銜,這兩個職名都是虛銜,乃清要之官。“營田判官為營田使府文職僚佐”,唐朝於州、軍、道各級均設定營田使。李仁寶祖父李重遂“皇任銀州防禦、度支營田等使”。

[36]

據此可知,銀州確實有營田使府,其主官應由夏州李氏子孫擔任,而營田判官作為其僚佐,則可由其他族姓計程車人擔任。王卿與王旦,前後相距36年,或來自同一家族。據《何德璘墓誌銘》載,王卿為何德璘表弟,志文稱何德璘母親為太原郡王氏——名相王旦在宋朝的祖籍為大名,但其郡望依然出自太原王氏,“其先太原人,曾高(王言)佔籍大名”。

[37]

因此,如以志文撰寫者官職相似度和同為太原王氏郡望兩方面而言,王旦與此前的王卿可能是同族,成為北宋名相的王旦也可能為野利氏夫人撰寫了墓誌。但這種論點存在的最大問題在於志文撰寫的時間——太平興國五年季春月十八日,這年也正是名相王旦進士及第的時間。目前有關王旦傳記的史料均從他此年進士及第開始記起,有關王旦及王氏家族的學術研究中均沒有討論其及第之前是否經恩蔭或其他方式入仕。另外,進士及第前要參加省試、殿試,王旦連中兩元,是否還有時間和精力為他人撰寫墓誌,尚需綜合宋朝科舉制度、選官制度進行深入研究,也期待更多考古資料的發現予以佐證。

[38]

其次,志文特別提到野利氏夫人去世原因是“忽染瘟瘥”。目前陝北及陝蒙交界處出土的數方墓誌均未提及瘟疫之事。宋代陝西確實出現多次災情,但有明確記載為瘟疫者僅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夏四月乙卯,陝西民疫。遣使齎藥賜之”。

[39]

此次災疫,與陝西及邊境地區大面積乾旱引發的饑荒有關,相鄰夏州等地也發生饑荒。

[40]

野利氏夫人去世的前兩年,史載“延州民飢,詔以粟兩萬鬥貸之”。

[41]

因此,野利氏夫人所染“瘟瘥”也可能與此前兩年的饑荒有關。但志主雖非顯貴,亦不為普通百姓,如何會染“瘟瘥”呢?

第三,野利氏夫人墓誌的書寫方式與傳統體例不合。據墓誌體例和現在所公佈的幾方党項族女性墓誌而言,大多稱某某氏或某某夫人,有以原羈縻州名加姓氏的,如永定破醜氏;有以丈夫官職加夫人的,如李彝謹妻稱太保夫人祁氏;有以本人封爵加姓氏的,如李彝謹另妻“大漢故沛國郡夫人里氏”等等。野利氏既無羈縻州名,又無封爵,應直呼為野利氏即可。但志文以姓氏加夫人稱之,應與其雖非顯貴、但夫、子均有官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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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佟建榮:《西夏姓名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第40頁。

[2] 陳瑋:《西夏番姓大族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17,第128—136頁。

[3] 戴應新:《銀州城址勘測》,《文物》1980年第8期,第62—68頁。

[4]《舊唐書》卷一九八《党項羌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5290頁。

[5] 《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項傳》,中華書局,1975,第912頁。

[6] 同[1],第175頁。

[7] 周偉洲:《唐代党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6—37頁。

[8]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一》,中華書局,1975年,第1409頁。

[9] [12] 同[2],第128頁。

[10] 同[4],第5293頁。

[11]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党項傳》,中華書局,1975,第6216頁

[1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甲寅”條,中華書局,2004年,第768頁。

[14] [26]同[11],第6217頁。

[15] 同[4],第5293頁。

[16] 周必大《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封贈三代制》載李顯忠曾祖母為野氏;張掄《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隴西郡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亦載李顯忠曾祖妣為野氏,見《全宋文》第226冊、242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6、23頁。

[17] 志文載野利氏“妻於定難軍節度押衙、充銀州都知兵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使史大夫、上柱國拓拔氏良眷也。公高弼合座,偉冾軍州,賞畏俱行,剛柔並立┉┉”,“良眷”不似人名,當存疑,暫以拓跋某相稱。

[18] 拓跋赤辭內附,事見《舊唐書》、《新唐書》之《党項傳》;拓跋吳伽內附,見段志凌、呂永前:《唐<拓拔馱布墓誌>——党項拓拔氏源於鮮卑新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第1期,第49—56頁;拓跋立伽內附,見王富春:《唐党項族首領拓跋守寂墓誌考釋》,《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3期,第73—81頁;又見周偉洲:《陝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項拓拔氏墓誌考釋——兼論党項拓拔氏之族源問題》,《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第70—81頁。

[19] 榮新江:《敦煌學新論》,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63頁。

[20] 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年,第226頁。

[21] 杜建錄、鄧文韜、王富春:《後唐定難軍節度押衙白全周墓誌考釋》,《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2期,第129—135頁。

[22]同[11],第6218頁。

[23] 唐會要[M]。中華書局,1955:1756。

[24] 同[4],第5292頁。

[25]同[4],第5299頁。

[27] 康蘭英:《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47頁。

[28] 《宋史》卷四八五《党項傳》,中華書局,1977年,第3986頁。

[29] 《宋史》三三五《種世衡傳》,第10743頁;《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八記為知延州龐籍令知保安軍劉拯為書,“賂蕃部破醜使達旺榮”,第3330頁。

[30] 鄧輝、白慶元:《內蒙古烏審旗發現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拔部李氏家族墓誌銘考釋》,《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79頁。

[[31]] 杜建錄:《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頁。

[32] 同[4],第118—119頁。

[33] 戴應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71頁。

[34]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傳》,第9542—9553頁。

[35] 同[31],第102頁。

[36] 陳瑋:《後晉夏銀綏宥等州觀察支使何德璘墓誌銘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3期,第74頁。

[37]《范文正公文集》卷14《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王公(王質)墓誌銘》,見《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35頁。

[38]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傳》,第9542—9553頁;《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第349頁;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六“文正、文定皆再入”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頁。

[39] 同[34],第143頁。

[40] 《宋史》卷七《真宗紀二》大中祥符三年六月丙辰條,“詔:前歲陝西民飢,有鬻子者,官為購贖還其家。”又四八五《夏國上》大中祥符三年,“境內飢,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第143、13990頁。

[4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乙卯”條,第403頁。

【編輯】魯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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