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父仇子怨是社會發展趨勢

呂思勉先生說：“復仇之風，初皆起於部落之相報，雖非天下為公之義，猶有親親之道存焉。”血親復仇的觀念，起源於氏族社會。當時的氏族習慣承認血親復仇，當一人被他人傷害，那麼，他的家屬和他的族人都有為他復仇的義務。如《山海經》說：“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古本《竹書紀年》載：“殷王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有易國君綿臣貪圖王亥的牛羊，便以王亥姦淫其妻的罪名，殺害了這位商部落的領袖。後來其子上甲微決心復仇，並向河伯借兵，得其援助，終於伐滅有易，殺死綿臣。

進入階級社會後，復仇的習慣被繼承下來了。特別是在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奴隸制社會的法律中，對血親復仇普遍加以承認。《禮記》中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身不離兵器），交遊之仇，不同國。” 意思是對於殺父仇人，兒子們不能和這仇人生活在同一藍天下，無論仇人身處何處，兒子們非得找到並親手殺死仇人；自己兄弟被人殺了，要隨身帶著兵器，見了仇人就殺死；自己的好朋友被人殺了，不能和仇人生活在一個國家裡，要麼殺死仇人，要麼追殺仇人出國外。孟子說：“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提出同態復仇。《春秋公羊傳》中說：“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仇，非子也。”把不復仇的行為視為不忠不孝，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法律對復仇問題採取支援的態度。

在春秋戰國時代，復仇的故事層出不窮，最著名的有伍子胥為父兄復仇和高漸離為荊軻復仇的故事。伍子胥因為父兄被楚平王枉殺，逃亡到吳國後，處心積慮復仇，最後，率領吳國大軍攻入楚國。儘管當時楚平王已經死了，伍子胥依然把楚平王屍體挖出來，鞭屍三百以解心頭之恨。荊軻刺殺秦王未遂，被五馬分屍，他的好友高漸離善於擊築，為接近秦王甘願被弄瞎眼睛，在為秦王擊築時行刺，然未遂，還丟了性命。

為恩公復仇，也是知恩圖報的表現形式。智伯不義而亡，他對豫讓有知遇之恩，豫讓決意為智伯復仇，曾兩次暗殺趙襄子，未遂。第一次暗殺尚未動手即被發現，趙襄子念其忠義，故釋放了他；第二次暗殺也未成功，趙襄子雖為豫讓忠心報主的行為所感動，但又覺得不能再將他放掉。豫讓知道生還無望，無法完成刺殺任務，請求趙襄子脫下外衣讓其象徵性地刺殺幾下，以示為智伯報了仇恨。趙襄子應允，派人拿著自己的衣裳給豫讓，豫讓拔出劍多次跳起來擊刺它。豫讓取得了阿Q式的勝利後，仰天大呼：“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自刎而死。

以暴易暴，冤冤相報，迴圈殺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因此，到了秦漢時期，國家在法律上對血親復仇問題作了限制。商鞅變法時規定：凡私鬥者，各以輕重處刑，禁止民間自相復仇。西漢時也下令：凡罪犯已經被官府依法處罰，而又私下復仇，相互殺傷的，要加罪二等。但在事實上，到了西漢中後期，法律規定已成具文。復仇案件漸多，法律對復仇者多采取寬容態度。東漢章帝建初年間（76——83年）制定了“輕侮法”，對因父母親被人侮辱而將侮辱者殺死的行為，明確可以減輕處罰。雖然“輕侮法”在漢和帝時便被廢止了，但事實上，法律對復仇行為仍採取預設的態度。

《後漢書》記載：王莽末年，趙熹的堂兄為人所殺，無子，趙熹當時年僅15歲，便擔當為堂兄復仇的使命。他約了幾個同伴帶著武器去仇人家，恰好仇人家都重病臥床，沒有能夠相鬥的人。趙熹認為，“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不忍下手，對仇人說：“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人全家都在床上叩首致謝。仇人病癒後，自縛見趙熹，趙熹拒不接見，請死之人也不殺。後來，趙熹還是將請死之人殺死了。當時官府對趙熹的復仇行為並未予以追究。

漢靈帝時，酒泉郡有一女名曰趙娥，為報父仇，於光和二年，親往縣都亭，以袖中短匕刺殺父之人，待其絕斃，持兇匕血衣自投縣衙。百姓盡皆觀睹，塞滿長街，無不慨嘆唏噓贊其孝烈。太守感佩其德，未以刀斧加其身，反為其樹“孝烈碑”，以倡其舉。

魏文帝黃初四年（223年），下詔禁止復仇：“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但魏明帝制定《新律》時，又對復仇問題作了變通規定：“賊鬥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弟子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即只有在故殺及鬥殺人而兇手又因官府追捕而逃亡時，才允許被害者的子弟復仇，追殺兇手；如果是誤殺及過失殺人，或是已遇大赦的情況下，則不允許私自復仇。此後的一些朝代，也都在法律上對復仇問題加以限制和禁止。

北魏太延元年（453年）下詔，對於已經官府判決的殺害、傷害案件，禁止私相報仇，違者誅及宗族。南梁太清元年（547年）也下詔：“不得挾以私仇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北周保定三年（563年），也有“禁天下報仇，犯者以殺人論”的規定。但在事實上，對復仇的行為，又往往予以赦免甚至旌表。

北魏顯祖時，一個叫孫男玉的女子為丈夫報仇，依法被判處死罪，但後來又以她“重節輕身，以義犯法”，予以特赦。南梁的張景仁8歲時，其父被人殺死，他立志報仇，終於斬仇人之首以祭奠父親，並自縛去官府投案自首。梁簡帝下令赦免他的罪，並免去他一家的租稅，以旌表他的“孝行”。因此，這一時期，隨著儒家思想的法律化，禮教的鼓勵復仇與法律的禁止復仇之間產生了衝突。

隋唐法律對復仇不再作專門規定，對於復仇殺人的，按照謀殺及故殺、鬥殺等有關規定處理，不再有減免刑罰的條款，但有一項特殊的規定：“諸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毆擊，子孫即毆擊之，非折傷者勿論。折傷者減凡鬥折傷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宋朝規定，凡子孫復仇的案件，由官府具案奏取敕裁。這樣，雖然不承認復仇的權利，卻又予以特殊考慮。這是一種兼顧禮法而具有彈性的辦法。

元代法律中，對復仇的問題又重新作了規定：父為人所殺而子毆死仇人，不但無抵罪的責任，而且殺父之家還須付燒埋銀五十兩。公開承認復仇的合法性。明清刑法規定：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子孫當場將兇手殺死的，可以不承擔刑事責任，但事後再殺的，則要杖六十。

古代法律在復仇問題上游移不定的同時，嚴厲禁止親屬被人殺死而私下和解行為。親屬關係越近，對私下和解的處罰也越重。《唐律疏議》“親屬為人殺私和”條：“諸祖父母、父母及夫人為人所殺，私和者，流二千里；期親，徒二年半；大功以下，減遞一等。”《大明律》及《大清律例》之《刑律》“尊長者為人殺私和”條：“凡祖父母、父母及夫……為人所殺，而子孫、妻妾……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期親尊長被殺，而卑幼私和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以下，各遞減一等。其卑幼被殺，而尊長私和者，各減卑幼一等。”至於受財私和的，更是為法所不容，唐、宋、明、清法律都規定要計贓按盜罪論處。

從《周禮》中關於血親復仇的有關記載看，血親復仇有法定的手續，並有專管復仇的官員，只要事先到朝廷司寇處的“朝士”那裡登記了仇人的姓名，那麼，將仇人殺死便可無罪。同時，朝廷司寇處又設“調人”的官職，專門負責避仇與和解事宜，並規定復仇只以一次為限，不準反覆尋仇。《周禮》雲：“凡仇殺案件經調解以後，殺人父的，要避之於海外，殺人兄弟的，要避之於千里之外。”漢代也有移鄉避仇的法律規定。晉令規定：“殺人父母，徒之二千里外。”唐律則對移鄉避仇作了專門規定：“諸殺人應死會赦免者，移鄉千里外。”其目的，仍是防止被害之家因報仇而再度發生仇殺。

秦朝法律制度相對完善，明法壹刑，事決於法，嚴禁私鬥和復仇，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歷朝歷代對血親復仇或法律認可或法律禁止，沒有一定之規。主要是因為儒家經典在一些朝代被奉為金科玉律，出現了曠日持久的禮法之辨、禮法之爭，導致血親復仇在法律制度上反覆立廢。傾向於以禮治天下的朝代，法則是禮的詮釋和維護禮之尊嚴的強制工具，於是出現了法外開恩、引經決獄現象，而儒家以孝為德之本源和教之發端，提出“不復仇，非子也” ，不能為父親復仇，不是人子，更不是孝子；“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如果父親是被冤枉處死的，兒子可以向法官甚至君主復仇。傾向於依法規範人際關係、依法決獄的一些朝代，“將殺傷之類的私人之間的侵犯行為視為是對於整個社會秩序的威脅，要由社會予以處罰，逐漸確立把所有的暴力侵犯視為犯罪的概念，建立國家的刑罰體系來控制社會”。

現代意義的法治是國家治理的方略，而古代法治只是國家治理的手段。前者是價值層面的，後者是工具層面的；前者是法在人之上，而後者是人（君主）在法之上。依法治理國家，就是要有法律和規則意識，一切依法辦事，而不是推開法律，在法律之外另搞一套。現代意義的法治社會是人性社會，人性社會不等於人情社會，人情社會破壞規矩，蔑視法紀，而人性社會尊重規則、法紀。

專家指出，一些人對血親復仇持肯定態度，實質是價值理性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一味偏向於復仇者的情感孝義而丟掉了公正的立場，混淆了是非曲直的本來面貌。這種感性優先、理性退讓的做法不僅出讓了公權力評價的主導地位，賦予了懷土鄉愿的充分的滋長空間，而且客觀上鼓勵了私下的暴力，培育了鄉里的強人，有的甚至造成子孫相報、滅戶殄業的嚴重後果。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私下的血親復仇，冤冤相報，是對法制的嚴重破壞，其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