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

說起上世紀20年代，除了時值開天闢地的社會、文化大變革之外，用心於舊時人物的人還會有另一種發現，即：這是文化名人離世的一個高峰期。即便是日寇入侵時期精神壓抑到近乎絕望、物質匱乏到粥食難繼的三四十年代，死掉的文化大家也沒有20年代多。當然，其主要原因在於近世文化大家多蘊成於晚清，到民國初期多數年至花甲古稀，而民國驟興不同於以往改朝換代那樣有例可循，而堪稱天翻地覆，眾老心中震撼可謂前無古人，這對老年人的健康與壽命來說，無疑雪上加霜。具體原因容或不同，單是1927年去世的一流人物，就有沈曾植、王國維、吳昌碩、康有為等數人。

沈曾植，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書法家。字子培，號乙庵、巽齋等，晚號寐叟，一生別署字號與室名有150個左右。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南昌知府、安徽布政司等職，曾主講兩湖書院。

近世論學，往往以“專家之學”、“通人之學”來作分野。我的朋友張健旺博士曾借諸前賢之語以喻專家之學：所謂專家之學，用康德之語來說就是“獨眼巨人之學”，用莊子之語來說就是“一曲之士”，用劉勰之語來說就是“東牆而望不見西牆之學”。沈曾植歸入學術通人之列。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著述甚多，涉及法學、史學、佛學、詩詞以及當時絕少人涉及的邊疆地理之學，當時中外人士譽之為“中國大儒”。如果不是拿現代知識領域的數理化或霍金、屠呦呦那一套來考他，沈曾植得算是近現代學人中最為博古通今的第一流人物。

沈曾植曾告誡自己的學生：“治學必須另闢蹊徑，一探古人未至之境，或少至之境。倘亦步亦趨，循舊軌轍，功效實稀。”他治學以考據為基礎，經世致用為目的，他的西北地理研究，在當時不但具有前沿性的學術意義，更主要的用心是“因西北邊疆多故，治西北輿地之學，期應世變”。

沈曾植與有“南海聖人”之稱的康有為初次見面，頗有戲劇性。康有為初次到北京，是在1882年，“沈康會”尚未發生。1888年，康有為赴京應順天鄉試，不第，但有了意外收穫，即與沈曾植相識訂交，同時也收穫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教訓。

唐文治《茹經堂文集》載《沈子培先生年譜序》寫道：“康有為之初至京師也，氣焰張甚，迨見先生論學，雖機鋒百出，而無一足與先生抗者。先生曰：‘嘻，子再讀二十年書，與吾談可耳。’康乃不敢作跋扈態。”在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譜》中也有記錄：“康有為甚憚先生，一日說大話，沈曾植說：‘再讀十年書，來與吾談書法可耳。’康愧且退。”這兩件記載，一為讓對方讀二十年書再來論學，一為讓對方讀十年書再來論書，說法不同，考慮到唐、王二位均非親見親聞，應是輾轉聽來，細節容有失真，此事必當真實發生過。讀多少多少年書之後再來如何如何，大概正是沈曾植那幾年喜歡的說法方式，無獨有偶。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沈曾植來祝壽，正趕上張之洞幕僚辜鴻銘在席間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辜鴻銘（1857—1928）也算是學貫中西之輩，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是滿清時代懂得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學的中國第一人，後世稱其為“清末怪傑”。畢竟沈曾植也是張香帥十分敬重的客人，辜鴻銘見他一言不發，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後，當沈曾植再來拜訪張之洞時，辜鴻銘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請沈氏入座。沈曾植愕然，問搬書作甚。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王國維與沈曾植的交往友情向來被傳為佳話。1915年，39歲的王國維由羅振玉介紹與65歲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識。兩個書痴遇到一處，非常快活，沈曾植高興地說：“天下書痴，唯我輩耳。”王國維從沈曾植那裡讀到一些罕見的古籍珍本，他主動為沈氏編輯詩稿，而且在聊天中受到諸多啟發，直接促成了一些學術論著的寫作。比如，1916年，繆荃孫與王國維談到清代音韻學家江有誥的《音學書》，正好沈曾植藏有此書，王隨即借來閱讀。又如，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書，是在與沈曾植聊天的基礎上完成的，自序中說：“方伯音學上之絕識，與餘一得之見合於方伯者，乃三百年來小學極盛之結果，他日音韻學之進步，必由此道。”王國維自是有心人，對沈曾植來說，學問屬於自娛之事，所以很少動筆著述。而在此之前，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埋頭著作《廣藝舟雙楫》，起初也是緣於沈曾植的建議。

儘管沈、王交往之間也有齟齬和彆扭，甚至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中有指稱沈氏“非精神異常，又何至於此”之類字句，但不久逢沈曾植七十壽誕，王國維撰寫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盛讚沈曾植：“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龔自珍、魏源），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戴震、錢大昕），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國維撰《挽沈乙老聯》寫道：“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大詩人，大學人，大哲人，這是王國維眼中的沈曾植。拿當下眼光去看，沈氏當年擁有的法學（主要是對漢代以後歷朝法律的彙總研究與糾正）、地理學（開邊疆地理研究之濫觴）乃至文史研究的價值已經日漸減弱，他的書法成就卻具有長久價值。在他身後近一百年時間裡，其書法因風格偏於古奧，而曲高和寡，約半個世紀陷於沉寂，到了當代，即便是文化界之人，對沈曾植書法的認識也經過了一個逐漸深入的緩慢過程。早些時候，沈曾植的書法只是作為其政治、學術的附庸被介紹，到了當代，其書法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才被充分挖掘出來。近十幾年隨著“民國書法收藏熱”升溫，沈曾植這個晚清大家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重新發現”。但是，當沈氏在世時，其在書壇的地位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沈曾植在世時書名之盛，不下於康有為、李瑞清、鄭孝胥等人。只略舉一例便可見一斑：有“清末四公子”之稱的吳保初於1913年逝世，章士釗請康有為書寫墓誌銘，不料康氏一再婉拒，並說：“寐叟健在，某豈敢為？”後經章氏協調，最終由康有為撰文、沈曾植書丹。此事當時廣為傳知。

沈曾植治學領域之廣泛，“趣博而旨約”，又能打通各種學問間的壁壘，融會貫通，這在書法上也有諸多體現。比如，他喜歡用書法來論詩歌：“蓋詩家句法，即書家筆法也。”又如，他談書法書理，話頭會一下伸到禪理與外交策略上去：“無往不收，無垂不縮，書家秘旨也。已進不退，已伸不縮，禪家密語也。神明於此，可得外交政策之要。”

馬一浮談論書法說：“說理須是無一句無來歷，作詩須是無一字無來歷，學書須是無一筆無來歷，方能入雅。”沈曾植曾說：“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隉不安也。”乍看兩位的表達，似乎是同樣意思，其實不然。沈曾植的自我要求，是對字的結構的嚴謹要求，因為書家一旦放鬆對結構的要求，特別是草書，儘管一個字有多種寫法在所多見，但另一方面，點畫的位置、用筆的輕重也會因細微差別，而將此一字誤書成其他字，以致筆下出現錯字。他要求每字皆有來歷，是寫字嚴謹的表現；馬一浮要求“無一筆無來歷”，則是在不必要嚴謹處提出過苛要求，有膠柱鼓瑟之嫌，而這一要求即便做成，也未必是佳書。大凡書家寫字，其實不必“無一筆無來歷”。嚴格一點說，只要大致結體、主要筆畫能將自己學習古人書法精華的收穫寫出來，其他一些筆畫就會自然而然地從筆下流出，整字乃至整幅作品也便和諧一致，足矣。再者，一個人寫字的水平，通幅作品之中，各字的書寫質量與全幅的整體水平其實大體一致，如果看人書法只細析其個別筆畫精彩與否，而忽視整體水平，就只見樹林不見森林了。

當代章草巨擘王蘧常先生曾回憶當年目睹沈曾植作書的情景：“先生作書，速度極快，筆力奇重。曾雲：‘作字須膽大’，執筆在手，盤旋飛舞，極其靈動，甚至筆管臥倒於紙上，厚如玉版宣亦常被打去一大片。他作書主轉指，轉指時最用力，要求筆筆送到。”如將張宗祥《論述絕句》注中的兩句話與此相參看，更可見出此老可愛之處：“培老作字，喜人從旁讚歎，則逸興橫溢，揮灑淋漓。若一行之後，觀者不語，則停筆索然，或易紙更作矣。”於此，一派天真、酣暢的書寫狀態已在紙上覆活矣。

沈氏晚年仕途失意，隱居滬上“海日樓”，以詩書遣日。鄭孝青、王國維、羅振玉、李瑞清、張元濟等名人都是座上賓。海口樓中的四壁、桌上全堆滿了各類雜書，書高數尺，朋友進門，往往難見其人，直到高喊一聲，才見沈老不知從哪一堆書後悄然探出身來。儘管拖家帶口居上海大不易，他卻自甘清苦，直到臨去世之前一年，方正式鬻書自給，以解生計之困，“海內外輦金求書者穿戶限焉”，可見其書法受歡迎程度。

沈曾植在臨終前數小時仍握筆作書，寫成三聯。其中一聯書於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在他生命最後一刻念茲在茲者，依然是書法，是書法史上精彩瞬間與遺蹟在眼前的紛呈。

對沈曾植書法的評價，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之《沈曾植評傳》說：“包、康（包世臣、康有為）尊魏卑唐之說，在先生若無聞之，故其所成，較包、康為大。”自清代崇尚碑學以來，習書者大多從魏碑楷書入手，行草書則易露窘態。沈曾植的高明在於，不像包世臣、康有為那樣偏激地尊魏而卑唐。他的書法一如其為人之沉潛自晦，結體、點畫間凝練而氣勢鋪陳，靈光內蘊，骨力暢達。康有為對沈氏十分服膺，曾跋其絕筆書雲：“若其行草書，高妙奇變，與顏平原、楊少師爭道，超軼於蘇、黃（蘇軾、黃庭堅）。”沙孟海《清代書法概說》認為沈曾植“開古今書法未有之奇境”，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將沈曾植與吳昌碩、康有為並列為清末民初書壇三位巨擘，沃興華《插圖本中國書法史》則稱沈曾植為“當代書法第一人”，“他在書法史上的地位類似於西方繪畫史上的塞尚”。

李一先生說到沈曾植晚年書法，“於章草用力尤劬，別出機抒，與古為新，遂駕趙松雪、宋南宮而上之，遠紹史游，近啟王魯生、王瑗仲、鄭誦先諸子，墜緒重拾，古道復興，蔚成一代新風”。又說，“近世章草即以寐叟為不祧之祖”，李先生以章草名重當代，對沈氏這一評價當為不刊之論。

2017。5。5

（注：原標題為《書家沈曾植（1850—1922）：晚清通人之最，近世章草之祖》，現標題為編者自擬。）

王謙簡介：

王謙，教授，美術學博士。山東曲阜人，現供職于山東藝術學院書法學院。1988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2019年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為美術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書法創作與技法研究，導師李一先生）。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發表文章150餘篇。博士論文《從“通人之學”到“通人之書”：沈曾植書法研究》獲首屆“沈鵬民生獎學金”特等獎。《沈曾植碑帖題跋札記輯釋譯論》2020年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