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宗教改革之前，教會在歐洲的影響力十分巨大，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司法的干涉。上帝拯救死刑犯，也是很常見的事情。

中世紀歐洲

“黑暗的中世紀”是個過於籠統的概念，實際上無法準確表達那長達一千年的歐洲歷史。比如死刑犯的數量和執行率，中世紀就比不上16、17世紀。而教會對於世俗的影響，遠遠超過一般人的理解。

死刑，永遠是世俗統治者震懾犯罪（尤其是反抗）行為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當基督教在歐洲不斷擴大影響力的時期，死刑被刻意的“壓制”了。教會透過各種手段“拯救”死刑犯，以表現自己的仁慈和影響力，掌握地方統治權的貴族領主也儘量顯得“慈悲”——這樣不僅可以取得教會的支援，也可以獲得領地內農民的感恩。

在中世紀，一個觸犯法律的死刑犯，實際上有很多機會活下去。

死刑犯前往刑場

首先就是統治者的寬恕和拯救

，有一個一般人無法理解的事實：在中世紀，法律、公正經常與嚴厲、無情劃等號。君主和貴族可以決定人的生死，但是教會往往會勸導他們：不要對人民過於嚴厲，寬恕和赦免罪犯才是值得讚揚的。

所以在貴族的領地內，一般的犯罪很少被判死刑，領主們更喜歡用罰金的方式代替。而在11世紀後發展起來的城市中，貴族領主的控制力減弱了很多。城市議會更傾向於嚴刑峻法，而貴族們則習慣於赦免死刑犯。我們找一個16世紀初的例子，就能看到這特別的一幕：弗萊堡的一個年輕人，因為偷竊了一個銀盃，被議會法庭判處絞刑。當地的奇默恩侯爵覺得很可惜，一個年輕人不能因為一個銀盃而被處死。於是，他認為法庭的判罰過重。當然，城市居民、教會以及弗萊堡大學的學生也覺得這個年輕人罪不至死。

所以，大家決定拯救這個年輕人。在當時，城市議會擁有最高司法權，連侯爵也無法改變審判結果。於是，奇默恩侯爵和另一位年輕侯爵，聯合了弗萊堡大學的學生們，在行刑的當天來到刑場，剪斷了絞繩，宣稱救濟院是死刑犯的避難地。城市議會非常憤怒，立刻召集議員們質問侯爵，而侯爵自信的回答議會：自己只是在行使權力，如果議會不滿意，可以上報國王。

最終，議會妥協了，貴族拯救了死刑犯。

實際上，中世紀鄉村地區的死刑犯數量非常少。但是在城市中，底層市民的狀況就很糟糕了。就像上一個例子裡的年輕人，因為偷了一個銀盃被判處絞刑，這是很普遍的。城市議會對為數眾多的底層市民毫無寬容之心，但其他市民卻恰恰相反——在教會的影響下，人們往往會展示自己仁慈的一面，比如為犯人求情，甚至竭盡所能拯救犯人的性命（尤其是罪行較低的盜竊犯等）。

絞刑

中世紀還有另外一個傳統，那就是透過婚姻拯救死刑犯。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被判了死刑，另一個清白正直的人願意和他（她）結婚，就能避免死刑。當然，這也是明顯的基督教對於世俗生活的影響，這種情況雖然不普遍，但是也有記載。

如果貴族、神職人員和民眾都無法阻止議會法院的判決，上帝也會透過“奇蹟”的方式拯救死刑犯。

公元600年，一位修道院長來到了亞眠地區的一個刑場，這裡剛剛有一位犯人被絞死。修道院長衝開阻撓，把犯人從絞刑架上放下來，然後抱著他開始痛哭。結果，這個死刑犯甦醒了過來。法官們要求再一次執行絞刑，但是修道院長反駁：

法官們已經執行了死刑，是上帝讓這個人重獲新生，不能殺一個人兩次。

這種“絞刑架奇蹟”在歐洲成了慣例，一旦犯人在絞刑時繩子斷裂，就是得到了上帝的寬恕，不必再執行死刑。

總之，在16世紀之前，死刑犯的數量並不多（尤其是鄉村地區）。除了那些犯叛國罪或者被指控為“異端”的人之外，不少死刑犯都有機會活下去。這要感謝教會的“干涉”，讓仁慈和寬恕深深影響著執法者。

而宗教改革之後，上帝很難再拯救死刑犯了。

貴族領主

首先的變化就是“權力洗牌”，當教會的權勢遭到極大的削弱之後，君主、貴族和城市議會之間，開始了新一輪的“競爭”。

由商人主導的城市議會，一直是嚴苛刑罰的推動者。他們透過購買等方式，獲得了城市的最高司法權，以法律對抗貴族領主的特權。此時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由於商業的不斷髮展，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農民們很可能一年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耕種收穫，其他時間都在城市打零工。當然，有些失去土地的農民，乾脆進城討生活。

這種情況直接讓領主的統治受到了威脅，他們為了宣示自己的統治權，也開始積極使用死刑。比如1539年2月，明斯特公爵就在統治區的路上製造了恐怖的場景：幾個輪子被豎在路邊，上面綁著死刑犯屍體……附近的城市公民趕來把輪子扔進了河裡，表達對公爵的不滿。沒過幾天，公爵又豎起了兩個輪子，然後再一次被城市議會派人扔進了河裡。雙方都想透過死刑展示自己的統治權，所以不會再有寬恕和赦免。

獵巫運動

爭奪司法權是這一時期的最大特色，統治者變得更加冷酷無情，正是此時，“獵巫運動”也走向了高潮。無數輕微罪行和無辜的人，都因此被處死——被寬恕的時代結束了。

《歐洲死刑史》記載，16世紀依然有很多人採取婚姻的方式拯救死刑犯。

紐倫堡議會記載的最後一例此類事件，是1525年3月21日，一名劊子手請求娶被判死刑的女子蓋豪斯·斯德爾辛為妻，議會答應了他。這位女囚犯隨即被赦免，跟著劊子手回家了。

此後，紐倫堡再無這樣的記錄。比如1527年，一個17歲的死刑犯，同時有3個女子願意嫁給他，以獲得赦免。結果，議會法庭拒絕了。1550年，一名監獄女看守請求議會，願意嫁給其中一名死刑犯，換取他的赦免，但是議會拒絕了，並且讓監獄解僱了她。

16世紀中期以後，這種透過婚姻的方式換取赦免，在歐洲已經很難行得通。很多公國都發布法令，讓死刑犯

“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認為如果有女子願意與其婚配，死刑犯便可得到赦免”。

不管怎樣，群眾想要影響法庭的判決，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最後再談談“絞刑架奇蹟”，16世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刑場上的牧師

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的觀點普遍認為上帝會控制世俗司法，刑場上繩子斷裂等情況，正是上帝對犯人的赦免。但是在改革之後，16世紀的後期開始，連天主教都開始批判這種“奇蹟”了。而新教，尤其是路德教派，大多數人堅定的認為世俗司法就是上帝的執行者，絞死犯人是上帝的意願，不存在赦免的“奇蹟”。如果絞刑架的繩索斷裂，那就換上新的繩子，再執行一次。

這種變化源於宗教改革，也是教會與世俗司法尋求平衡的一種表現。畢竟，世俗司法已經很明顯超越了教會的影響力。嚴格的死刑制度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沒有人可以阻擋。

1525年的紐倫堡，三名男子被執行絞刑，結果其中一人因為繩索斷裂掉了下來。但是，劊子手很快換了新的繩索，吊死了這個人；1584年，波恩地區的一名死刑犯在行刑時從絞刑架掉了下來，摔斷了一條腿，但是他很快就被再次送上了絞刑架；1549年，紐倫堡的一名女子被判浸河，結果她掙扎著沒有被淹死，劊子手第二次將她扔進了河裡，這次她沒有逃過一死……在宗教改革之前，這些情況都是刑場上的“奇蹟”，意味著上帝赦免了犯人。不過到了16世紀，上帝“不願意”再拯救這些犯人，他們不能輕易被赦免。

同樣的死刑犯，在中世紀可以有很多機會活下來。但是到了16世紀之後，以往有用的辦法統統失效，任何人也無法拯救他們的性命，哪怕他們真的罪不至死。

僅僅用某一個理由來解釋這種變化，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宗教改革後的歐洲十分混亂，對最高司法權的爭奪也異常激烈。

死刑犯們的遭遇至少可以說明，曾經力主仁慈和寬恕的教會，已經無法再影響新興資產階級把持的城市議會。

這是法律取代宗教的時期，也是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