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乃至其他文化機構中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並不是封存於過去的化石，而是涉及到從基礎設施到認知框架、到權力結構、到決策過程，再到文化權威的方方面面。有的博物館建在從原住民那裡非法掠奪而來的土地上；殖民時期被奪走的無數人類遺骸躺在博物館貯藏室裡，無法回到家人和族人身邊；殖民時代被盜取的文物今天仍在博物館展出——沒有適當背景介紹、也沒有對原文化和社群的賠償；包括原住民在內的文物所屬者的自我表達依然無足輕重；繼續簡化原住民和其他群體的生活世界中的內在張力和複雜性（例如標本化和東方主義化的“純真”和“歲月靜好”）……這些都足以說明，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幽靈今日依然縈繞在博物館上空。因此，為博物館去殖民化並不是什麼“文化戰爭”的一部分，更不是諂媚政治正確、波及無辜的運動風潮，而是極其必要、早該採取卻因種種原因未能採取的舉措。

現在，唯一能為我的過去歲月賦予意義的方法，就是展出我收集的物件——鍋碗瓢盆、裝飾擺設、衣物、繪畫——就像人類學家所做的那樣。

我從環球旅行和漫遊伊斯坦布林中觀察到，存在兩種收藏家：驕傲的收藏家，他們樂於將自己的收藏展示給全世界（這類人在西方很常見）；害羞的收藏家，他們把收集來的東西都藏起來（一種非現代習性）。

——奧爾罕·帕慕克《純真博物館》

一樁人類學醜聞

2021年4月起，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因研究和教學倫理問題深陷輿論漩渦。2021年4月21日，阿卜杜爾-阿里·穆罕默德（Abdul-Aliy Muhammad）在《費城詢問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批評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以下簡稱賓大博物館）持有1985年MOVE爆炸案中遇難者的遺骸，並將其用作課堂教學目的。作者要求賓夕法尼亞大學及賓大博物館將遺骸歸還給遇難者家屬，為持有這些遺骸鄭重道歉，並對相關家屬和社群進行補償（reparation）。

MOVE是一個非裔美國人激進環保組織，由約翰·阿非利加（John Africa）於1972年創立，總部位於費城。1985年5月3日，手持逮捕令的費城警察在試圖進入MOVE成員居住的排屋時與後者發生武力對峙。警察向屋內投擲催淚彈，MOVE成員開槍回敬，警方也用自動武器予以還擊。隨後，警方從直升機投下兩枚炸彈，爆炸引起大火，焚燬了周圍的65間房屋。最終，包括約翰·阿非利加在內的6名成人和5名兒童死亡，超過250人無家可歸，MOVE居住的排屋內僅有兩人倖存。2020年11月，費城市議會透過投票表決，為爆炸事件正式道歉。

1985年move事件1985年，在體質人類學家阿蘭·曼恩（Alan Mann）的監管下，賓大博物館透過費城市法醫辦公室接收了MOVE爆炸案的遺骸進行檢查。由於對其中的某些遺骸是否屬於特定MOVE成員這一問題產生了爭議，此後賓大博物館一直保留著這些遺骸，直到2001年曼恩教授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時將遺骸隨他一起帶走。2016年，賓大博物館曾暫時取回遺骸進行調查，到2019年它們被送回至普林斯頓大學。

2019年，在普林斯頓大學開設的一門法醫人類學線上課程中，主講人賓大博物館體質人類學負責人珍妮特·蒙格（Janet Monge，她在1985年曾作為博士生在曼恩手下工作）手持被嚴重燒燬的股骨和盆骨（它們來自MOVE爆炸案的遇難者遺體）給學生們授課。這一系列課程的標題為“真實的骨頭：法醫人類學的冒險”。

此訊息傳出後，阿非利加家族以及更廣泛的非裔社群表達了強烈的痛苦和憤怒。他們質問為何這些同伴的遺骸會進入博物館的收藏陳列，以及為何它們會被用於科研和教學目的。對非裔美國人而言，在36年之後，MOVE爆炸案尚未癒合的傷疤又被無情撕開，而賓大博物館距離當年爆炸的案發地僅有幾個街區之遙。不少人類學者也積極聲援非裔群體，認為博物館和研究者未獲得當事人生前或事後的知情同意，嚴重違背了研究倫理。而且，此次事件凸顯了非裔美國人遭受的雙重暴力：一方面是以MOVE爆炸案為極端體現的、由國家施加的身體暴力；另一方面是學術機構留存遺骸以供“科學研究”、不交予遇難者家屬/社群善後的學術種族主義暴力。

MOVE成員目前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校方均已向遇難者家屬致歉，並發表公開道歉宣告。第三方開展的事實核查和後續賠償事宜商討正在進行中。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系的宣告中寫道：“我們承認，美國的體質人類學最初是一門支援和參與優生學的種族主義科學。它為奴隸制辯護，支援限制性移民法，並被用來為美國和美國以外發生的隔離、壓迫和暴力正名。體質人類學以學術研究之名使用、濫用、不尊重原住民和少數族裔社群成員的身體、遺骸和生命。儘管在研究人類身體和多樣性的人類學方法中，反種族主義的方法、理論與實踐正在增加，但在目前的學科實踐中仍然留有太多過去的回聲。”

問題重重的過往

誠如普大人類學系的宣告所言，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厚重陰影籠罩著人類學學科與人類學博物館的過去，其幽靈在今天依然未完全消散。不論是協助殖民當局展開對殖民地的高效治理，還是將異文化置於展列中以供凝視和獵奇，抑或透過研究顱相和人類遺骨為進化論式人種學說鋪路，乃至使用邊界清晰、穩定固化、本質主義的“文化”作為分析單位來理解人群，都是人類學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糾纏的不同體現。而北美人類學奠基人級別的人類學家——如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和阿爾弗雷德·克羅伯（Alfred Kroeber）——對他們研究人群的遺骸的處理方式，為發生在MOVE爆炸案遇難者身上的事件提供了一個不光彩的歷史參照。

在整個歐洲和西方世界，看上去價值中立、代表著“科學”進步理想的自然歷史博物館與殖民主義淵源頗深。一個尤為臭名昭著的例證便是美國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和文化博覽會中的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從歐洲人與北美原住民的初次接觸開始，後者就被頻繁地展示於皇室宮廷、巡迴演出、馬戲團以及各大世界博覽會上。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興起，對活生生的印第安人的奇觀化、娛樂消遣化與“科學探究的興趣”結合起來，博物館展覽作為一種教育工具被呈現給新生的美國公眾。而諷刺的是，這時候的博物館往往成為印第安人的最後避難所，因為白人殖民之下他們業已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

誇扣特爾人早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上，後來被尊為北美文化人類學之父的弗朗茲·博厄斯就已經指導安排過包括14名誇扣特爾人（Kwakiutl）在內的人種學展覽。這些誇扣特爾人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魯珀特堡，原本居住在夏洛特女王島的一個村莊裡，結果他們居住的村莊被拆解開來，打包運到芝加哥，並在現場重新組裝以供展覽。展覽中，誇扣特爾人操演著他們社群內部已不再舉行的儀式，努力迎合西方設想中“原始的”前哥倫布狀況。因此，極為諷刺地，在“從西方文明的衝擊和汙染下搶救‘正宗’、‘純淨’的印第安本土文化”的人類學傾向，和世博會在進化論標尺下展現英美的文明和現代化程度的民族主義主題之間，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們為原住民發明了他們自己的文化。無論是在當時佔據主導的進化論正規化，還是在剛剛開始形成的文化相對主義萌芽中，都沒有為持續存在且不斷適應周遭變化的原住民文化留出任何空間。

芝加哥世博會上的展覽為後來的類似展覽開了先河，它也使作為策展人的博厄斯聲名鵲起，這在後來人類學與博物館的緊密關聯以及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此外，芝加哥世博會的展品直接成為了隨後修建的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Field Museum）的核心館藏。

博厄斯不僅安排展出過誇扣特爾人，他對愛斯基摩人（Eskimo）的研究興趣也促使他寫信給探險家羅伯特·皮裡（Robert Peary），建議後者從格陵蘭島帶一些愛斯基摩人回美國。1897年，皮裡抵達紐約，隨貨物帶回6名愛斯基摩人，其中包括6歲的男孩米尼克（Minik），他是其中一名愛斯基摩人的兒子。在兩天之內，30000名遊客購買每人25美分的門票在皮裡的船上觀看這些愛斯基摩人，隨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為他們安排了館內的長期住宿。

被帶回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6歲愛斯基摩男孩米尼克住在博物館的8個月時間裡，皮裡帶來的6名愛斯基摩人中有4人死於肺結核（他們對這種外來疾病毫無抵抗力），其中包括米尼克的父親，另有一人回到了格陵蘭，米尼克則留在了紐約。博厄斯曾宣稱這些博物館中的愛斯基摩人將只用於科學目的，而非展出目的。由於自己忙於其他研究事務，博厄斯便把研究愛斯基摩人的重任交給了他最有前途的學生、後來宣告卓著的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伯。對於人類學研究而言，這8個月結出了碩果。然而，8年後，一篇報道揭露，米尼克的父親過世後並沒有像米尼克以為的那樣被埋葬，而是進行了屍檢，他的大腦被取出儲存，遺體被浸泡，骨頭存放在博物館中，博物館的一名體質人類學家甚至還發表了一篇基於其大腦解剖的論文。米尼克要求歸還父親遺骨進行埋葬，卻遭到拒絕。

除了誇扣特爾人和愛斯基摩人，博物館居民中最為外界熟知的要數“最後的’原生’——當時公眾使用的是頗具貶抑意味的’野生’一詞，這也說明，將物件非人/動物化是殖民主義的一個常見特徵和手段——印第安人伊希（Ishi）”。伊希是美國原住民亞納族亞希群（Yahi）的最後一人，在白人殖民導致的部落消亡、族人消失、食物難覓的境況下，他於1911年8月離開自己生長的加州森林走向城市，但隨即被抓捕入獄。當時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作的克羅伯得知此事，派助手確認其是亞希人的最後一員後，將其帶回自己主管的伯克利人類學博物館照看，併為其取名“伊希”（亞希語中“人”的意思）。

克羅伯和伊希在接下來的四年半時間裡，伊希一直生活在人類學博物館裡，直到1915年他死於肺結核。他成為博物館裡的一個常駐展覽，向前來參觀的人們展示各種生存技能，例如燧石取火、製作箭矢和射箭，並錄下了許多亞希人的歌謠和故事。他還獲得了一份有償工作，擔任博物館的看門人和清潔工。伊希與克羅伯最為親近，然而除了克羅伯及其另兩名大學同事之外，他沒什麼朋友。對於人類學家而言，伊希是一個幾乎不為人知的文化的寶貴資訊提供者（informant），他孑然一人的孤獨形象絕好地證明了克羅伯對亞希文化的“純正”、“與世隔絕”和“未受西方文明汙染”的判斷，儘管諷刺的是，亞希人為躲避白人殖民者的種族滅絕被迫逃亡長達40年（注：亞希人沒有集中的政治權威，以小規模平等主義群體為單位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因其領地毗鄰礦區，加州淘金熱致使亞希人失去傳統食物來源並與白人定居者爭奪領土，導致其人口急劇下降。到了1870年代，伴隨著幾次白人定居者對亞希人的種族屠殺，亞希人已所剩無幾）。

亞希人伊希，1911在博物館工作期間，伊希的身邊滿是用作研究和策展的原住民出土遺骸，如此生活環境使他感到非常沮喪和痛苦。他於是要求按照亞希人的傳統，在他死後將遺體火化。伊希因病辭世時，克羅伯正在歐洲休假。儘管克羅伯堅持要為他的朋友舉行不屍檢也不解剖的“基督教葬禮”，但加州大學的醫生不顧伊希本人和克羅伯的意願，對伊希的屍體進行了簡單的屍檢並取出了他的大腦。克羅伯結束休假回到伯克利之後，將伊希的大腦送到史密森尼博物館作進一步研究。伊希的大腦隨後被納入博物館館藏，直到1999年，有關調查人員才根據《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與賠償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將伊希的遺體歸還並安葬在他生長的地方。

博物館和校方在伊希之死中的所作所為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揭示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種族主義科學發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使退一步說，在博物館的空洞同質空間裡，伊希和他被打上烙印的文化身份被凍結在時空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活化石”亟待搶救（salvage），被呈給白人學者用作“科學探究”、滿足學術旨趣，這已經足夠成問題。而博物館展覽透過日常生活的奇觀化將這種錯誤制度化，就像芝加哥世博會上的誇扣特爾人表演一樣，伊希的身體和行為被從日常生活（主觀、自然、無反思、親身經歷和具身感受）改造成了奇觀（客體化、異化、作為科學研究物件、供參觀者觀賞消遣、成為“文化”的忠實容器）。

取消文化？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人類學系和人類學博物館所在建築叫“克羅伯大樓”（Kroeber Hall），正是為了紀念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伯。2020年7月，由師生們共同起草的《為克羅伯大樓除名的提議》被提交給伯克利校方的建築名稱評審委員會。提議指出克羅伯從事了“應受譴責”的研究，未考慮到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工作的重要倫理影響，並列舉了三個具體行為：克羅伯和同事收集美國原住民祖先的遺骸，這在道德上從始至終都是錯誤的，而且從現在來看是非法的；克羅伯宣稱奧隆人（Ohlone）已經在文化上滅絕，這一判斷和宣告對這些人造成了極壞的後果（注：1925年，克羅伯錯誤地宣稱，就所有實際情況而言，奧隆人已經在文化上滅絕了。聯邦政府於是根據克羅伯的這一宣告取消了奧隆人被承認的原住民地位，並強迫其倖存成員交出土地——既然不再是原住民，他們的土地便不再受到保護）；克羅伯對美國原住民伊希及其遺體的處理是殘忍、有辱人格、種族主義的。因此，克羅伯其人對許多美國原住民來說是一個充滿敵意的象徵符號，有必要將他的名字從大樓上移除。

大部分師生同意這一提議（因此，在學校社群投票透過並獲得校董事會許可後，2021年1月“克羅伯大樓”被正式除名），認為儘管克羅伯是一位重要的人類學家，他的名字所代表的價值和傳遞的訊息並不全是積極的，與對美國原住民的排斥、抹殺和非人化相聯絡。他的行為即使本無惡意，也顯然很有問題，造成了實際的傷害。將一個在人類學學科中近乎神聖不可觸碰的名字進行除名處理體現了伯克利校方對多樣性、包容性、去殖民化的承諾，也是不再對過去的種族暴行視而不見、看到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族裔的主體性的系列努力的第一步。

然而，也有師生對這一提議持有異議。伯克利的人類學家南希·謝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發文表示對除名提議“憂心忡忡”。在她看來，《提議》中關於克羅伯的宣告含有錯誤資訊，而且採用社交媒體“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流行風格，意在羞辱和清除被認為具有令人反感或冒犯性行為的公眾人物。奴隸主、殖民者和種族主義者的名字、雕像、紀念碑被推倒或抹除，但是——謝珀-休斯聲稱——克羅伯和上述這些人毫不相干。除了列出克羅伯的學術志向和重大貢獻，謝珀-休斯特別強調了當克羅伯休假歸來看到伊希的大腦時他的強烈痛苦和沮喪，這導致他後來離開伯克利並轉向精神分析。謝珀-休斯認為，加州原住民的義憤填膺並不是針對克羅伯，而主要是針對伯克利人類學博物館——歷史上這裡留存了大量原住民遺骸、儀式材料和文物，其中許多是先透過以物易物或偷盜、然後透過購買或贈予來到博物館的。謝珀-休斯聲稱，如果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抹去了克羅伯”，那麼“克羅伯的遺產——包括兩位傑出的女作家（指克羅伯的妻子和女兒）以不同的體裁寫下的關於加州原住民的歷史——也將被抹去。”

儘管謝珀-休斯的評論是具體針對克羅伯和除名事件的，但她提及的“‘取消文化’抹去一位學者的遺產和貢獻”的確道出了很多人對文化機構去殖民化的質疑。藉著#Metoo運動和“黑命攸關”運動（Black Lives Matter）等社會運動的勢頭，各式歷史、政治、種族、性別、文化議題均被愈演愈烈的“取消文化”所席捲。作為旨在喚醒人們認清和反抗社會文化中存續的各種特權、歧視和偏見的自發社會運動，“取消文化”通常與進步派繫結在一起，它也必然遭遇保守派、政治正確反對者的抵制和部分溫和派的反對。2020年的《哈潑斯雜誌》聯名信事件及其後續迴應更是將這一議題推向高潮。具體到文化機構去殖民化問題，很多人會產生的一個質疑是，推倒殖民者雕像、抹去相關陳列、更改歷史敘述難道不是一種去歷史化嗎——去殖民化難道不是去語境化嗎（decolonize is to decontextualize）？

牛津大學考古學和人類學教授、皮特·裡弗斯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館長丹·希克斯（Dan Hicks）對這種說法作出了有力迴應：對博物館進行反種族主義化和去殖民化並不是要假裝殖民從未發生過，恰恰相反，它的出發點是不再假裝殖民主義及其後果已經完全成為過去，成為被自然化了的“歷史”的一部分。以英國為例，一些殖民時期的博物館可能會不假反思地選擇繼續“簡單地展示和敘述”殖民歷史，其實這種行為一點也不“簡單”、“中立”或“客觀”，而是無異於不斷重演過去的剝削和暴行而不自知。對比之下，另一些博物館則對拆除殖民主義基礎設施持開放態度，因為正是靠著這些物質載體，老舊的帝國主義價值和制度性的種族主義得以延續下去。

因此，博物館乃至其他文化機構中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並不是封存於過去的化石，而是涉及到從基礎設施到認知框架（例如“西方&世界其他地方”框架或“野蠻-文明”線性進化敘事）、到權力結構、到決策過程，再到文化權威的方方面面。有的博物館建在從原住民那裡非法掠奪而來的土地上；殖民時期被奪走的無數人類遺骸躺在博物館貯藏室裡，無法回到家人和族人身邊；殖民時代被盜取的文物今天仍在博物館展出——沒有適當背景介紹、也沒有對原文化和社群的賠償；包括原住民在內的文物所屬者的自我表達依然無足輕重；繼續簡化原住民和其他群體的生活世界中的內在張力和複雜性（例如標本化和東方主義化的“純真”和“歲月靜好”）……這些都足以說明，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幽靈今日依然縈繞在博物館上空。因此，為博物館去殖民化並不是什麼“文化戰爭”的一部分，更不是諂媚政治正確、波及無辜的運動風潮，而是極其必要、早該採取卻因種種原因未能採取的舉措。

“將此地去殖民化”

儘管近年來一些歐洲國家（如德國、荷蘭、法國）針對博物館中殖民時期掠奪而來的展品和文物，從國家層面啟動調查、出臺指南，將歸還和相關賠償提上日程，但這樣的姿態還遠遠不夠。對（包括國內治理中的）殖民統治的深遠影響緘口不提；被壓迫、剝削、邊緣化的群體依然被排斥在職業策展和博物館界之外；不反思治理結構中長期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只要這些情況依然存在，去殖民化就任重道遠。

2019年4月5日在紐約州惠特尼博物館大廳的DTP抗議者。“將此地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is Place，簡稱DTP）是基於紐約的以行動為導向的去殖民化運動，其參與者和合作者中包括多個基層組織和藝術團體。DTP開展的首次行動是為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去殖民化，其後的眾多活動都圍繞去除文化機構以及藝術界中的殖民主義展開。例如，自2016年以來，DTP在位於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組織了“原住民日-反哥倫布日”系列活動，在“重新命名、移除、尊重”的口號下呼籲：將“哥倫布日”重新命名為“原住民日”；移除博物館入口處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塑像；在徵求展覽所表現社群的代表的意見基礎上，對數個博物館展覽進行重新設計；建立一個去殖民化委員會以評估展品中的刻板印象及其影響。DTP成員們在各大博物館和大大小小的展廳中拉起橫幅，促使參觀者和廣大公眾思考：這些展品和館藏是如何獲得的？從誰那裡獲得的？為了誰而獲得的？以誰的、什麼代價獲得的？

和許多其他左翼運動一樣，DTP並不滿足於在傳統自由主義的“多樣性、包容性、公正性”的框架中思考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而是提出了更為激進的問題：為什麼博物館需要職業策展人、執行董事、董事會？為什麼我們要爭相進入一個持續造成巨大傷害的文化系統和文化網路？文化機構如何能夠成為不是關於策展而是關乎集體關懷（collective care）的空間？如何將藝術界對去殖民化的興趣轉變為持久的物質承諾？人們願意分享什麼？願意放棄什麼？

儘管DTP的活動主要指向文化機構，但文化機構的轉變本身並非該運動的最終目的。DTP將殖民主義（尤其是定居者殖民）理解為結構和過程而非單一的事件——建立於非法攫取的原住民土地之上的民族國家如帝國般運作，對內壓榨勞工、奴役底層、大興士紳化（gentrification），對外發動戰爭、建造邊界牆、製造流離失所和難民。正因如此，DTP的去殖民化行動必然會彙集起更廣泛的議題和抵抗傳統，包括原住民抵抗運動、黑人解放運動、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工人運動、反債務運動、移民正義運動、反父權制、反資本主義、環境保護等等。DTP的長期目標是在反殖民、反資本主義和女性解放的視野中，培養自主、團結和互助的政治，真正建立一個“新社會”。這一目標不僅要求推倒雕像和重新設計博物館展覽，也必須關涉對監獄和警察、資本家和邊境牆等議題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而反過來，博物館與其他文化機構也可以成為更廣泛的社會運動的堅實陣地。例如，美國文化機構中近來策劃的“黑命攸關”運動相關展覽，透過納入抗議標語和照片等重要物件，幫助賦予被邊緣化的群體自主權和表達權，產生了強大影響力。在新聞熱點愈發龐雜、媒體關注週期愈發短暫的當下，博物館所帶來的持續影響力也為社會運動的維續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尾聲

人們熟知的西方博物館自誕生之初就打上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深刻烙印——殖民帝國將其從世界其他地方掠奪而來的物件分門別類、梳理成完整連貫的敘事，供其展現強力和霸權。這一烙印之深讓很多人覺得徹底的去殖民化希望渺茫。但無論如何，反思博物館背後的知識-權力結構和它代表的價值、傳遞的訊息，這是去殖民化的第一步。換句話說，需要意識到作為文化機構的博物館不再“純真”——而且從未純真過。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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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quirer。com/opinion/commentary/penn-museum-reparations-repatriation-move-bombing-20210421。html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21/04/29/penn-princeton-apologize-treatment-move-bombing-victims-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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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nthropology。princeton。edu/news/legacies-violence-and-complicity-current-policies-and-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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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may/07/decolonising-museums-isnt-part-of-a-culture-war-its-about-keeping-them-relevant

https：//decolonizethisplace。org/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