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較長的短篇小說有關命運的纏繞，使伊森·卡寧躋身於大師的行列。有時，人們似乎需要花費一生去領受時間的全部意義，去激發它，隨後略微無序地編織它，以便更好地揭示經驗的真實意義，而卡寧對時間的精湛處理賦予這篇小說無與倫比的深度、智慧和複雜的結構。

在《竊國賊》中，整個敘述時間由一個男人的沉痛聲音編織起來，追憶了他自己充滿侷限的孱弱一生。他猶如一名穿著道德苦行衣的修道士，坐在極為狹窄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邊。單人宿舍、囚室、奴隸的意象出現於小說之中，旨在強調對富人和權勢者的屈從。這不僅構成了主人公的生活，更佔據了他的整個精神世界。他缺少自我憐憫，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偶然而詭秘的古羅馬專業知識也無從感動讀者。

卡寧並不為自己的主人公感傷，也並未刻意將他塑造得更受尊敬、更受崇拜或更有力量。小說讓統治階級待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中，卻並未落入撫慰人心的溫情俗套，即富人終究不會勝利——或任何迎合我們的想象的東西。（我們時常忘記，在大衛和歌利亞的故事中，大衛迅速成為了一個掌權者——在這篇小說中情況相反，無論作者是否鍾愛這個男人，他總是那麼弱小。）我們可能會想起麥爾維爾：文書巴特爾比、比利·巴德或貝尼託·塞萊諾，也許都是模板。卡寧讓他的敘述者躲在那些可能激發我們敬畏之心的意象與事件背後觀察世界，尤其是那些依附於權力或社會階級，以及依附於對正義的侍奉、忠誠與施行的意象與事件，作者並未讓它們停留於破碎或毀壞的狀態中，而是以溫和而微弱的信念將它們凝聚起來。小說結尾處，在主人公與敘述者能夠告知我們的東西之外，我們可以發現更多的內涵。

關於學校教師與世俗的格格不入，從布羅迪小姐到契普斯先生，在文學史上不乏先例——但這在較短的篇幅中是更棘手的任務。至於在二十世紀美國，如何做好特權階級子女的教師，這個問題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意義或困惑。將數人而不是單獨一人的生活壓縮排短篇小說，這是一種精湛的技藝。而且，它體現了卡寧特殊的技巧，他善於將公共事件與私人經歷結合起來，這是我們國家很常見的經驗，作家們卻經常忽視它。卡寧的小說總是由生動的驚異——文學批評家詹姆斯·伍德稱之為“生動性”——構建而成，並以結構完美的行文表達出來。

他感興趣的是這樣一些瞬間，一個人生活的轉折，命運受到挑戰，性格得以揭示或挖掘出其難以付諸語言的核心。他讓時間向前衝刺，如蓋茨比的汽車或亞哈的船，而他筆下的人物在老年的軀體中保持著孩童狀態。這是一項令人心碎的事業，在這裡，他精妙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