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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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背景：

《藥》寫於1919年4月25日，脫稿於“五四運動”時期，從作品所處理的題材來看，作品中人物所處的時代是在辛亥革命前後期間，

也就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先驅者之一秋瑾烈士1907年就義那個時候，秋瑾烈士就義後四年即1911年，爆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國，但由於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軟弱性，未能完成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仍然統治著中國，中國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當時領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同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妥協，脫離群眾，空想依靠少數人的力量（包括使用恐怖手段）代替群眾的革命運動。

1907年7月6日，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失敗後被恩銘的親兵殘酷地挖出心肝炒食。

秋瑾也因此被告發而入獄，7月15日在紹興軒亭口英勇就義。

魯迅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十分關心中國的革命問題。在仙台學醫時，他看了日本人殺中國人而另一大群中國人卻來 “鑑賞” 殺人 “壯舉” 的電影以後，

深切感到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由此他得出結論：革命的

“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秋瑾烈士的被害，他更感到“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必要。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下，他創作了《藥》。

表達含義：

《藥》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後直到五四運動初期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面貌，

歌頌了為民族民主革命獻身的烈士，揭露和斥責了封建統治的罪惡和黑暗，也批判了當時革命黨人脫離群眾的缺點和群眾的愚昧無知、麻木落後的狀態。

小說中的重要人物是民族民主主義革命者夏瑜，作者是透過側面描寫來表現的，但他的形象仍然很鮮明。

夏瑜是一個青年革命者，有著崇高的理想和堅強的鬥爭意志，熱愛真理，對革命事業表現出無限的忠誠。

在革命遭受挫折，他被投入監牢時，他仍然對勝利充滿信心，表現出樂觀精神。在敵人監牢裡，他堅持鬥爭，進行革命宣傳，“勸牢頭造反”。牢頭向他“盤盤底細”時，他侃侃“攀談”開了，

說出“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這樣響亮而有力的話。

紅眼睛阿義狠狠“給他兩個嘴巴”，他卻“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可憐阿義的不覺悟。最後，他終於為革命事業獻出年輕的生命。這表現出革命者英勇無畏、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

小說也在一定程度上

批判了當時革命黨人脫離群眾的缺點。

革命者的犧牲是壯烈的、可歌可泣的，但是他所從的正義事業並不為一般群眾所理解。他的犧牲在一般群眾間沒有得到應有的同情，反而有人說他“發了瘋”，說他“真不成東西”，根本不知道他的死亡究竟是為了什麼。他被殺的時候，周圍站著許多群眾看熱鬧。他所流的鮮血，被華老栓買來當治癆病的藥。就是他的母親夏四奶奶，

除了母性的愛憐外，也沒有認識到兒子所從事的事業的真正意義。她沒有因為這樣的兒子而自豪，反而在上墳時見到華大媽，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

連作母親的夏四奶奶也不能理解兒子，竟然感到不好見人，讓人深思。她發現墳頂的花圈，不能理解它的崇高意義，只能當做迷信的解釋，認為兒子“今天特意顯點靈”。在這種情況下，夏瑜的犧牲就顯得寂寞了。透過這些描寫，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本身存在著很大的弱點，那就是革命黨人嚴重地脫離群眾。他們非但沒有發動群眾參加革命鬥爭，而且也沒有讓群眾充分認識革命事業的真正意義。群眾不瞭解他們為什麼革命，當然也談不到對革命黨人的同情和支援。

此外，作者也暗示了

革命仍有前途。

作品結尾處，寫到夏奶奶上墳的時候，

忽然在夏瑜的墳頂上發現了一個花圈。在寂寞荒涼的荒野，這花圈發出異彩，暗示出夏瑜並不是完全孤寂的，而是有無數革命者從他的犧牲受到教育和鼓舞，踏著他的血跡前進。它表明了儘管反動統治階級對革命者實施殘酷的屠殺，卻無法撲滅革命的火焰。在這裡，夏瑜為革命而壯烈犧牲，精神是永垂不朽的，革命仍然是有前途的。

魯迅自己對《藥》是這樣解釋的：

“《藥》描寫了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說，革命者為了愚昧的群眾奮鬥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並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注：

推薦指數為四顆星，是因為小說讀起來相對吃力，需反覆咀嚼、品味，並不是內容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