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從2014年的3月說起。

彼時的江西省鷹潭市，將於當年的年底舉辦第三屆國際道教論壇，為了承辦這項國際性的盛事，鷹潭市決定在龍虎山重建於上世紀30年代毀於大火的上清宮，作為活動場所。龍虎山道教協會輾轉聯絡到了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中心，3月，中心的副所長崔光海和專案負責人陶金一道，來到了龍虎山，為上清宮的復建出謀劃策。在此之前，陶金已經設計了包括茅山德祐觀在內的數座道觀。

在上清宮的舊址上，二人發現了一些翠綠色的琉璃瓦，琉璃瓦在贛北紅土地的襯托下，格外顯眼。老北京人對這種色的琉璃瓦絕不會陌生，但這種綠色的琉璃瓦出現在鷹潭，著實奇怪——這類的琉璃瓦，本是皇家規制，在北京之外十分稀罕，更迥異於江西其他地區的道觀形制。要知道，在帝制中國，禮教和儀軌是極其嚴格的，僭越位階興修土木，那可是死罪。那麼，皇家規制的琉璃瓦，為什麼會出現在江西鷹潭呢？要想解開這個謎團，我們得回到清雍正年間。但在此之前，還必須講一講上清宮的歷史。

上清宮出土的各色琉璃瓦，本文圖片如無說明，均由鷹潭龍虎山上清宮考古隊提供

“百神受職之所”

早在東漢和帝時期，鷹潭龍虎山地區就有了道教活動。據歷代《龍虎山志》記載，漢和帝永元年間（89—104年），第一代天師張道陵於龍虎山結廬煉丹，建“天師草堂”。魏晉時期，第四代天師張盛自漢中還居龍虎山，建“傳籙壇”。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召見二十代天師張諶，並改傳籙壇為“真仙觀”。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敕改“真仙觀”為“上清觀”。宋徽宗又於崇寧四年（1105年）將上清觀遷址於今天遺址所在地，並在政和三年（1113年）將“上清觀”升為“上清正一宮”，此時，大上清宮已初具規模，文獻記載“時宮中學道者常數百人”。之後，大上清宮屢經興廢。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御書“大上清宮”匾額，大上清宮由此得名。

與中國其他的道觀相比，上清宮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皇家所認可的，掌管全國道教事務乃至地方宗教和民間祭祀的皇家道觀。根據陶金的介紹，在古代，“忠孝節義，死而成神”。假設某地的一位鄉賢去世了，老百姓逐漸把他供奉成了神，逢年過節還要拜他祈福。但不是每一處的鄉賢都能成為地方官府所承認的“正神”，這些地方長官自幼飽讀儒典，常常會認為這些是“怪力亂神”的“淫祀”（指不合禮制的祭祀，包含了越份之祭與未列入祀典之祭兩種），必須禁止。根據我們所能掌握的文獻，龍虎山天師扮演了調和官-民關係的角色，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歷代天師皆由皇帝敕封）來在上清宮舉行醮典，為這位地方神明參受法籙，使其歸順大道，從而成為能夠造福一方的正神。被“授籙”後的偶像和神明，猶如進了“封神榜”，地方長官也能認可，進而允許當地百姓祭祀和敬拜。由此，龍虎山上清宮才被稱為“百神受職之所”。自宋代以來，上清宮起到了平衡和協調以儒家思想為信仰核心計程車大夫群體及老百姓對一些被儒家認為是“淫祀”的偶像崇拜的矛盾的作用。不僅如此，龍虎山上清宮還是道教正一道的祖庭，歷代天師在此闡演道法。

道士與皇帝的莫逆之交

歷史的指標指到了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康熙皇帝與五十四代天師定立了一個規矩：每三年由張天師負責，從龍虎山選派優秀年輕的道士來京擔任“御前值季法官”。這些法官由皇帝供養，潛心修道，並全權負責一切重大的宮廷道場。

到了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照例入京朝覲，一眾即將成為“御前法官”的年輕道士也相伴而行，其中一名來自松江的道士婁近垣，時年38歲，最為天師本人賞識。婁近垣自幼出家，在江南水鄉的道院中度過了童年。成年後，他學法於龍虎山上清宮大法師吳士行門下（康熙年間的第一批御前法官）。

一行人從龍虎山天師府出發，沿水路抵達了杭州府。然而天師卻在杭州一病不起，彌留之際，張錫麟囑咐婁近垣忠誠侍君，以報國恩。張錫麟沒有看走眼，婁近垣也沒有辜負天師的囑託，日後，他成為有清一代最有影響力的道教宗師。

有清一代，皇權達到頂峰，但高強度的工作也給雍正帝的身體造成了極大損害。久病不愈之下，雍正開始求助於道士，這是十分罕見的。一方面是因為藏傳佛教的強勢，另一方面是有鑑於明朝皇帝好道誤國的教訓，有清一朝對於道教普遍較為打壓和排斥。而為雍正作法祈福的，正是婁近垣。多年的苦修，加上名師的真傳，輔以懇切的祈福，雍正的病患居然真的好轉了。

雍正由此與婁近垣結緣，在日後的交往中，他發現這位江南道士竟能與自己談笑風生，參禪悟道，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婁近垣醫好了他的頑疾。終雍正一朝，雍正帝對婁近垣都頗多恩典，為其敕建殿宇、編輯語錄，但雍正對他最大的恩典，莫過於重修龍虎山上清宮。在雍正的主持下，上清宮得以仿故宮建制，據《龍虎山志》中關於上清宮的描述，上清宮主體宮殿由南向北沿中軸線分佈在工字臺基上，這種建築形制是參照北京故宮乾清宮—坤寧宮的樣式建造，形成了上清宮兩宮十二殿二十四別院的格局。

雍正不僅重修了上清宮的殿宇，還專門為上清宮購置了香火田，以便上清宮日後的運營維護能夠有田租來維持。

是非成敗轉頭空

雍正駕崩之後，乾隆對道教多有打壓，道教的地位也逐漸衰落，到清朝末年，張天師和上清宮的地位早已是明日黃花。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清軍與太平軍激戰於上清鎮，大上清宮遭到破壞。但即便如此，咸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至大上清宮，依舊感嘆上清宮“極宏偉”。

民國時期，1928年國民政府內政部頒佈《神祠存廢標準》，拆毀廟宇，奪取宗教財產，加劇了大上清宮的衰敗。贛東北地區的農民運動對大上清宮也有所衝擊。至1930年，幾個乞丐於宮內生火取暖，不慎失火，大上清宮主體殿宇焚燬殆盡。

到新中國成立之初，大上清宮僅存門樓、午朝門、鐘樓、下馬亭、東隱院等建築。1954—1956年修建鷹廈鐵路龍虎山段，鐵路橫穿大上清宮廢墟，興修鐵路挖出的基建廢土將大上清宮主體基址掩埋。曾經的“百神受職之所”，天下道教正一教的祖庭，就這樣被掩埋在了歷史的塵埃中。

被鷹廈鐵路一分為二的上清宮遺址

對這段歷史熟捻於心的崔光海和陶金，在看到了諸多散落在田間的綠色琉璃瓦之後，當即建議有關單位暫緩施工，並展開考古發掘。鷹潭市的有關部門積極響應了這一提議，2014年6月，考古隊正式入駐。經過近四年的考古發掘，大上清宮遺址終於重見天日。

青山依舊在

根據上清宮考古領隊胡勝的介紹，在結合考古調查、勘探結果，對照歷史文獻記載之後，基本可以認定，大上清宮遺址是我國迄今為止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揭露地層關係最清晰、出土遺蹟最豐富的具有皇家宮觀特色的道教遺址。

規模最大。

胡勝介紹說，根據考古勘探初步推斷，大上清宮遺址佔地面積約30餘萬平方米，目前已探明18萬平方米範圍，並確定了部分圍牆基礎。考古發掘揭露出上清宮區域的規模建制與文獻記載完全吻合，特別與據傳為清代畫家關槐所繪《龍虎山鳥瞰圖》也能一一對應。大上清宮在全國道教宮觀建築中規模可謂是首屈一指。此外，清婁近垣版《龍虎山志》記載，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親手御書匾額“大上清正一萬壽宮”，而國內其他地方均稱為上清宮，可見大上清宮規模在全國是之最。

上清宮遺址俯瞰

傳為關槐所作的《龍虎山圖》區域性，其表現的是明代正德三年重修之後，雍正九年重修之前的上清宮，現藏於美國洛杉磯縣立藝術博物館，陶金供圖

等級最高。

胡勝表示，從建築規制看，上清宮的主體宮殿都由南向北沿中軸線分佈工字連座臺基上，這種建築形制是參照北京故宮乾清宮—坤寧宮的樣式建造，因此，極具皇家風範。遺址出土的文物紋飾豐富，特別是建築材料紋飾以龍紋居多，龍紋形態多達11種，龍紋的使用，將大上清宮與一般道教宮觀區分開來。此外，從文物遺存看，大上清宮遺址遺存有一口元代製造的大銅鐘，現放置於天師府內，銅鐘重約9000斤，比故宮的銅鐘少一千斤。

反映時代序列最清晰。

大上清宮遺址經過近四年的考古發掘，宋、元、明、清的地層全部被揭露出來，地層疊壓關係非常明晰，清理出宋元、明、清各時期遺蹟、遺物，基本將遺址內主體建築空間關係梳理清楚。從遺址的地層堆積以及遺蹟的分佈情況，再結合文獻資料，考古隊得出了大上清宮遺址自宋代以來，核心建築由東向西推移，再以西為中心向周邊擴散，形成了連續的發展脈絡和規模不斷壯大的過程。

不同歷史時期的地層，澎湃新聞記者熊豐拍攝

最後是出土遺蹟最豐富。

從目前揭露的5000平方米範圍來看，考古隊共揭露遺蹟點有：閣1處、殿6處、門1處、院落2處、碑亭2處、廂房22間、不同型別排水溝2條、取水槽2條等，還有各類早期遺蹟正在發掘當中。在目前道教遺址中，如此豐富的遺存現象是幾乎沒有的。

大上清宮沙盤復原圖，澎湃新聞記者熊豐拍攝

胡勝表示，大上清宮是參照北方官式建築建造而成的，但從現場發掘的情況來看，它既有北方的建築特點，又有南方的藝術風格，既有民間的喜好風俗，又採用官式的建造法式。因此，大上清宮遺址無論從規模、等級，還是遺存、時代傳承，在我國都是不可多得的寶貴文化遺產。

清明時節，記者在考古隊員高健的陪伴下來到考古工地，據他介紹，目前考古發掘工作已經基本停止，現在整個考古隊的工作重心轉到了文保和資料整理上面。高健坦言，考古隊目前最擔心的是遺址保護的問題，贛北地區夏季炎熱多雨，冬季亦是潮溼寒冷。四個春夏秋冬的風吹日曬，對遺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損害。“上清宮遺址有其特殊性，它是一個活態遺址，它所代表和承載的道教文化，如今依舊在延續，如何在保護的前提下展示和利用它，將它儘早地展現給公眾，是我們急需考慮和麵對的”。

參考文獻：

陶金：《四爺的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的發現與探索》

婁近垣：《龍虎山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龍虎山上清宮考古隊：《大上清宮歷史沿革概述》

龍虎山上清宮考古隊：《文物上報有關專家的反饋》